1．外和戎，内自强：战略决定方向
列强的欺辱和国力的积弱是把清朝拖向死亡的两个最大毒瘤。投降摆脱不了被瓜分的下场，战斗也免不了力竭而亡。只有不战不和，才能保住一丝不生不死性命，等着虚无缥缈的机会实现咸鱼翻身。
针对残酷的现实，一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出现在近代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命题。
和戎和变法看起来两不相干，其实是一个并行不悖的主张。经济建设需要稳定的环境，壮大国力也需要稳定的环境，稳定是一切的基础。和戎可以外抚列强避免战争，自强可以内安百姓发展国力。争取国家和平才能实现自立自强，摆脱列强的阴影才可增强国家实力。于是，从同治九年开始清王朝的“和戎与自强”成为时代最热的话题。
和戎外交无非就是移祸避衅，巧用心计拉几个朋友，签几张盟约，把真刀真枪的争斗变成唇枪舌剑的较量。
“天朝上国”的官员从来没有外交的概念，更何况低声下气面对夷狄。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重新学起。
幸亏上海的锻炼、天津的经营练就了李鸿章与列强周旋的本领，清政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李鸿章利用灵活的手段、痞子的习性、开明的思想、常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在外交领域中为清国争取一丝空间，博得一点微利。
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戎的外交战略应该坚持：避战羁縻和遵章守约，避战羁縻才是立国之道，遵章守约才是发展之本。因为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遵章方能避免冲突，守约才能无隙可乘。所以二十多年的和戎生涯，李鸿章在国际舞台上一路走去，始终把这一原则奉为无上至宝。
在“和戎”策略的主导下，清政府确确实实获得了一定的好处。
在列国同时入侵的环境中，“和戎”是避免战争的有效手段。中国近代的遭遇非常的特殊，这个落后的帝国并非面对一国之敌威胁，而是遭到了数十个强国的围攻。双拳难敌四手，以弱敌强、以寡敌众的清王朝处于天然的弱势。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对待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是改变被四面夹攻的最好办法。
与俄国、日本不同，西方列强无意于中国的广大领土，他们所追求的是更加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武力只是帮助他们打开市场的方式，外交的谈判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武力的进攻。这对于清朝保持敌我之间的克制，节约军费进行自强的建设大有好处。
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但是东西方文化体系存在根本的差异。列强一直把中国当作尚未开化的国家，与中国高层缺乏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熟悉和了解，对未知的恐惧往往是敌意产生的根源。而“和戎”外交相当于一个自我推销的过程，有利于清政府不断地学习西方的政治方式、外交手段，加强与西方的交流，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
由于利益的不同，列强在对华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随着利益的争夺，这种分歧演变成了敌对和仇视。
“和戎”外交有利于熟悉各国之间的龌龊，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相互牵制，达到合纵连横、以夷制夷的目的。
李鸿章在与英国、法国、俄国的交涉中全都坚持着“和戎”的策略。在巧妙地应对和各国的平衡之间避免了几次迫在眉睫的战争，为国内的和平发展争取到机会。
“和戎”取得了几次来之不易的安宁，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一次次的退让。在李鸿章看来这并不是两全之策。“和戎”就意味着不平等条约，不平等的条约就是包藏的祸心。拿金钱换和平，拿权力换同情，拿土地换谅解。金钱是有限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金钱、权力、土地去换无限的欲望，怎么看都是一个只亏不赚的买卖。
面对“公法最为不合”的领事裁判权，面对使中国“吃亏实多”的关税值百抽五，面对“流弊最甚”的一体均沾，面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在朝鲜扩展，面对“狡猾诡诈”的法国在云南的进攻，面对“贪得无厌”的俄国在西北攫取，李鸿章虽然升起无数怨气，咬碎满口钢牙，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独自吞咽。
日本仅仅拾人牙慧，捡些西方的残羹剩饭就能一夜奋起。中国多得是聪明才力，如果只以笔舌与人争执，必然长受欺侮。“和戎”必须以“自强”为保证，才可万无一失。但是李鸿章把日本的强盛归结于“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书洋语，能借国债，能制洋银”，而没有看到日本政治、文化领域的革新。
李鸿章在自强的道路上做了三件大事：振兴军工、开设实业、发展教育。振兴军工是弱国取得话语权的底气，开设实业才能够使国家富强，发展教育才能彻底革新。
先进武器是强军的基础，是与外人争雄竞胜、挈长较短的保证。李鸿章先后投入大量经费在各省建立军工厂和机器制造局。最著名的莫过于天津机器局，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清朝提供了不小助力。
军工产业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国家富强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在振兴军工的同时一批现代实业应运而生。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办矿业，开办纺织厂，修建铁路，开办电报局，二十年的时间，民族工业的雏形初现。
人才是向现代化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致力于西学中用的洋务派把培养人才当成了当务之急。不仅在国内开设新式学堂，学习西学，还不断地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美、德等国学习西方技术。
李鸿章在军工、实业、教育上的努力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们只代表了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其涉足的范围局限于现代化技术的运用，而没有触碰到西方的实质。
1895年，中日在黄海上的一战，二十年的努力瞬间化作了虚无。一切都只是洋务派的一厢情愿，回头看来“和戎”的策略绝不是为了显示圣朝的包荒之度、羁縻之心，而是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害怕兵连祸结。“自强”的努力也不是为显示泱泱大国的风范，实现雄视天下的野心，而是企图在列强的面前保留一点可怜的自尊与自立。
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踏上了一条战略错误的自救之路，即使能够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仍然摆脱不了丧权辱国的命运。
创业者必读
企业的战略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它决定了企业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一个好的战略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实现资源的调配，满足市场的要求，达到企业发展的预期希望。
面对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李鸿章提出了“外须和戎，内要自强”的经国策略。但是在侵略者的野心面前，和戎并不能争取国际和平环境，退让反而更能激发起他们掠夺的欲望；在腐朽的官僚体制中，自强也不会增强国家实力，官员只是用国家的财富装满自己的腰包。错误战略的结果就是“和戎”不成，“自强”失败。
这告诉企业管理者：战略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着眼于未来的重要问题。制定战略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战略一定要与企业的发展阶段相匹配，一定要与市场的竞争要求相适应。一旦战略制定失误，企业的发展方向就会南辕北辙，一切都将会杂乱无章，事与愿违。
经管真谛“说”
打造一个优秀的企业，必须先构建一个强大的企业精神内核。它就像一粒充满希望的种子一样，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取得生存发展的资本和竞争优势。如果没有这个精神内核，一切华丽的外包装都只能是一副没有生命力的死壳。
在“外和戎，内自强”观念的主导下，清政府逃过了数次战争，建立了无数工业。但这些依然没有脱离腐朽的政治根本。就像盐碱化的荒漠绝对开不出美丽的花朵，无根的浮萍绝对不能长成参天巨树。李鸿章如果不深入了解西方的政治、文化、体制而妄图把希望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移植到封建势力左右的儒家社会基础上，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营养不良、虚有其表的果实。
企业的精神内核主导着企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这些都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优秀基因。而这些基因会通过企业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发挥作用，协调企业组织的运行，整合其内、外部资源的作用，最后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洋务运动的前期绩效：安排与策划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洋务运动立志富国强军，寄托着清王朝延续统治的希望，蕴含着开明地主救亡图存的决心。这是一场耗用清王朝最后几十年时间的尝试，从此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列强的军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雄踞东方数千年的国家惊讶地发现一个广阔而强大的世界出现在面前，一群贪婪而怪异的敌人云集而来。新兴的西方资本挑战古老的东方封建，先进的技术科学挑战传统的伦理纲常。阵阵剧痛之后，开明的地主知识分子最先从天朝上国的迷雾中惊醒，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实践，标志着洋务运动进入前半个阶段。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强大的武力就是利益的保障，而先进的武器又是武力对决中最具说服力的工具。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轻易地摧毁了大刀长矛构成的防线，悍不畏死的决心也抵不过子弹和炮弹的冲击。
开明的地主阶级看到了外国坚船利炮的威力，便打起了效仿的主意。这既可以成为王朝御侮的依靠，也可以是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早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李鸿章的淮军就依靠先进的武器得了不少甜头，占了不少的便宜。
腐朽的王朝总有它最愚昧的坚持，为了维护已经被列强扇了无数个耳光的脸面，仍沉睡在自尊自大中的顽固大臣们把向“夷人”学习当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主张革新的官员只能在焦灼中勉力前行，王朝内部的统一思维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首次发生了异化。
随着列强加快蚕食东方大陆的步伐，四面而来的敌人终于让顽固派感到了恐慌和惧怕。李鸿章等人趁势而上打出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的旗号，异化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在洋务派看来外国势力之所以强大，一在战舰，二在火器，三在养兵练兵之法。
“自强”运动就在建造军工，培养军队的狭窄空间里开始了尝试。
洋务派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王朝结束，画出了一条耗时四十年的“自强”轨迹。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纷争，清王朝先后在上海、天津、南京、福州、沈阳等省会城市、经济中心创建了26个机器局，基本实现了枪、炮、弹药的自产自销。
四十年的经营，自强运动有赚有赔，赚得不少，赔得更多。
通过一系列军工企业的创建，清政府基本满足了简单军事武器的自给自足。天津制造局可生产黑色火药、饼药、铜帽、林明敦枪、枪弹、前膛炮弹、后膛镀铅来福炮弹、各式拉火、各式水雷。仅1878年主要产品产量：黑色火药25.6万公斤，铜帽3899万粒，各式铜拉火14.8万支，各式炮弹6.8万发，各式枪弹137.6万发。这些装备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在中俄、中法、中日等战争中的需要。
除了天津制造局，其他几十家军工厂同样大规模地生产着这些武器装备，甚至连现代化的轮船也出现在生产的名单上，看起来一个新兴军事工业国家已经雏形初显。
但是努力并不意味着有回报，产出也不意味着有收获。列强依靠强大的武力在全世界攫取利益，投入的是资本产出的利润。清朝的武力还不足以摆脱自己的危局，亏本已经注定。
所有军工企业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存在，完全靠国家的拨款维持生命。1 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既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存在计算盈亏。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的动力，没有盈亏就没有生产的压力。以致员工失去了激情，产品失去了保障。裂膛的大炮、灌沙的炮弹被悉数送上战场，自强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
自强的目的是去侮，军工的目的是强军。几场大仗下来，去侮变成了妥协投降，强军变成了不敢抵抗。武器先进了，军队改良了，更换武器，改良军队的宗旨却忘记了。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中全军覆没，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不战而亡。自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得来的却是_一片硝烟和沦丧。
军工企业的原材料和企业运作管理基本上都依赖于洋人，比如金陵机器制造局由英国人马格里督办．福州船政局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督办。这些人挟技自恃，百般敲诈勒索，无数的钱财耗费在了安抚洋人，购买高价材料的过程中。
现代化的军工企业是先进技术、巨额资金、高级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洋务派空有一番激情却没有任何的技术基础，连年的混战下资金也是捉襟见肘，腐朽的统治更谈不上先进的制度。这种情况下，遍地开花的军工企业只能是虚有其表的空壳，欣欣向荣的生产热情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感叹。
创业者必读
实现发展目标，精心的策划、合理的安排必不可少。安排、策划是现实需要与企业实力的巧妙结合。在实力的配合下，缜密的方案、详细的计划才可从理论到实践，满足企业的现实需要。李鸿章所主导的洋务派是一个不合格的安排、策划过程，无法真正改变国力弱小与列强欺辱的现实，无法解决资金有限与需求无限的矛盾，无法避免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问题，亏本已成必然。从自强的失败中，企业经营者得到的教训是应该高度重视安排与策划。
安排、策划的前提是抓住关键要害。对于满清来说御侮自强是要害，对于企业来讲竞争发展是要害。制定安排、策划不能脱离要害，顾左右而言他。只有攻守都在要害之处，才可全身发力，一击成功。
安排细致，计划周密等于成功了一半。自强运动之所以亏本，没有详细的执行计划是重要原因。完全根据眼前困境，在环境的催促下被迫发展与高瞻远瞩，详细规划是成与败的两条道路。自主的进步永远比被动的发展更有效力。
保证执行环节不出纰漏可以提高安排、策划的成功率。执行不力，是产品质量低劣，战争处处退让的原因之一。从理论到实践是巨大的飞跃，保证飞跃成功的是一丝不苟的执行。
经管真谛“说”
创业过程中，一切学习和模仿都是创业者获取成功的捷径。已有的经验总比无知的探索来得轻松、用得舒畅。这在市场经济中叫跟随战略。李鸿章看到了列强战舰之强，火器之精，养兵练兵之独到。践行跟随战略创立机器局，大办军工产业，之所以最终亏本，原因在于他的借鉴虚有其表，华而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