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才能确保无虞。在成功面前机遇与风险是对等存在的，不明其中关窍，不知水中深浅，盲目跟随只会栽跟头，受挫折。唯有真正明白其中的奥妙，知晓其中相生相克的道理，认清机遇与风险的利害关系，拿捏尺度，权衡利弊，在符合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才可全力以赴，借势而上。
3．洋务运动的后期绩效：强与富的经济逻辑
近代中国风云际会，一场场的风雨接踵而至。在落后挨打的屈辱中洋务派卧薪尝胆，决心用一场富与强的变革把清朝拖出濒死的境地。
只有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才可保证在列强们的觊觎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殊不知这场滔天巨浪比想象中的更加可怕，富与强的实践刚投入进去还没有荡起一点涟漪就被卷得无影无踪。
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发展现代企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这在列强看来是常识，在李鸿章和洋务派看来是开天辟地的尝试。
求强是最现实的需要，求富是求强的后续要求。自强是主动的努力，求富是被动的发展。因为随着自强运动的开始，巨大的资金需求让李鸿章明白了“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财富是权力的基础，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富有，所以在建设军工企业以求自强的同时，各种民用产业、现代工业、交通体系陆续登场，清朝进入富强相因的时代。
在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税为政府主要收入的国家里，因循了数千年的小农思想，让求富变成了天方夜谭。没有任何经营现代企业经验的洋务派只能幼稚地模仿西方国家的企业形式，在全国上下建起电报局、轮船厂、铁厂、煤矿、纺织厂。它们中最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但这些厂矿都只有现代企业的躯壳，却没有现代企业的灵魂。因为在国家控制之下，官方的经营取代了现代化的管理。计划经济式的运作，取代了自由的市场竞争。
后来由于资金不足，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企业经营的权限。一些私人的资金开始流入这些企业之中，出现私人的资本加上官方赞助的公私合营形式。但是这又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因为个人只能出资，并不能掌握经营权，也不可参与企业运作管理，企业的经营权攥在政府派遣的官员手里，而且“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这就导致其带有了很强的官方色彩及其通常所有的无能、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这就导致官员大发其财，私人血本无归。求富的手段变成了个人攫取财富的名义，国家虽然能暂时摆脱财政的窘迫，但是其改善作用也只能局限在小小的范围内。
靠着“求富自强”、“富强相因”的手段，现代工业在清朝有了一定的成效，巡航的舰队让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忘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遍地的工厂让捞得盆满钵满的大臣忘了近在咫尺的危机，大清王朝现代化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洋务运动只能创造表面的繁荣和暂时的安宁，清王朝重新崛起将永远遥遥无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洋务派在主张变革之初就已经走进了误区。洋务派只看见了列强强大的武力和发达的经济，却没有看到它们支撑武力和经济的社会根底。
社会的发展首先从思想开始，社会的变革取决于人们的意识。持续百年的文艺复兴和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才最终有机器的产生和工业的创新，而且这其中还经过了无数次全民的革命。洋务派不敢触动社会的根本，仅仅想从表面上进行模仿，这就如同循着错误的轨迹永远无法追上前人的脚步一样，再多的汗水和辛苦都是徒劳的努力。
洋务派把崛起的希望归结为求富和求强，认为富裕了就可以得到发展，武力强大了就可以不受欺凌。殊不知富裕并不等于进步，强大也不一定会有安宁。
富裕不等于强大，富裕也不是进步，发展也不等于安全。进步意味着强大和先进，而富裕只是财富的积累。相比贫穷和落后，一身没有安全保障的肥肉更容易受到狼群的“垂青”。在列强没有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前，清王朝以其占世界GDP总量28.7%的数额稳居世界第一，而当时印、法、英三国GDP总和才占26.5%。就是这个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在列强的炮火面前不堪一击，英、法可以用暴力打破自由贸易，用鸦片抢走黄金白银。
武力强也未必不挨打。武力只是国家用来维护游戏规则的工具，工具的使用权最终还要掌握在人的手里。在洋务运动之前，傲慢的蒙古铁骑还敢与列强正面对敌。但是清朝拥有先进的北洋舰队后，日本弹丸岛国都能对它进行肆无忌惮的欺凌和蹂躏。这是因为落后的体制使他们缺少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核心发展战略。拥有不俗的武力，却拿不出驾驭它的能力和勇气，依然只能徘徊在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之列。
富裕不能缔造先进的技术，强大也不能带来现代化的思维。制度落后是清政府饱受欺辱的根源，发达的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创造先进的科技和现代化的产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创造的却是贪婪和腐败。财富既不能转化为资本，也不能转化为革新的动力，只能在落后的技术中进行简单的模仿和低效率的重复建设。强大给西方带来了推翻封建主义的勇气和开拓世界的动力，给中国带来的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凶器。
富与强并不是一对矛盾的体系，它们需要与相应的制度连接起来才可真正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洋务派把去侮的希望寄托在自强，把自强的基础建立在求富。似乎只要这样就能“平中国”和“敌外国”。事实证明，“自强、求富”只能在镇压内部反抗中起到作用，依靠它来抵抗列强绝不可能。
洋务派的“自强、求富”依靠的是外国列强，生存的根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列强既不会允许清王朝灭亡，也不会允许它强大自立。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自强、求富”只是“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的外强中干的豆腐渣工程。
企业管理者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心骨，作为一名优秀的高层管理者，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轻易言败。妥协投降，丧失信心，失去勇气会直接打击整个企业的士气，丧失整个企业的信心。只有坚定信念，方可在逆境中振奋而起，一飞冲天。
管理者自甘堕落是企业失败的征兆。清朝统治者在列强面前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损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软弱投降只能丧失民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垮塌。
创业者必读
在逆境中脱离民众只会雪上加霜。在列强的入侵面前，不是爱新觉罗一姓一家之事。发动民众才可聚集最大的力量，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无论是求强，还是求富，清朝统治者都把民众排除在外。孤军奋战，势必力竭而亡。
妥协让步要有尺度。妥协与让步是避免矛盾，减少直接冲突的有效方式。但是妥协有妥协的技巧，让步有让步的尺度。清政府在列强面前没有技巧，毫无尺度的妥协退让，非但不能保全国家利益，还会无限制地失去民心。
经管真谛“说”
创业成功的方式有两种：共谋发展和独立打拼。独‘立打拼需要自身有更多的资本，更过硬的实力。当缺少这些必要条件时，共谋发展是最好的选择。清政府不明此理，在创办近代民族企业中，排斥限制民间力量的加入和发展，以致“求富”运动虚有其表，养肥了某些贪婪的官员，阻碍了民族资本正常发展。
这说明，创业者要想成功应该选择合理的创业方式。清政府选择独自打拼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
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众人齐心，其力断金。清政府在“求强、求富”的道路上打出了富强相因的旗号。这个方案很好，奈何国库空虚，力量薄弱，无力实现真正富强。独立打拼过程中，要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的认识，不能陶醉于自我。适当的合作，相互的帮扶也是可以考虑的策略。
借助盟友优势，取长补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民族资本虽然在实力上赶不上清王朝力量，但他们胜在有开明的思想、有先进的理念、有科学的管理方式。这是腐朽陈旧的清朝官僚所没有的。用市场的方式来经营管理，远比用行政的方式管理经营有效。
上下一致，创造环境。独立打拼只是一人一家之事，全民合作却能波及整个阶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氛围和环境，与民间资本合作可以提高全民的热情，把“求富”运动践行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上下一致，官民同心，富强相因，大事可成。
4．洋务运动失败的前兆：延长企业生命周期需要关注核心竞争力
历史把清王朝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变革和灭亡的选题被摆在王朝统治集团的面前。洋务运动是中国开明地主阶级在时代巨变中的呐喊，代表着中国近代几十年的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