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国的底线：坚持原则才能保住底线
17世纪以来，协调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大进步是发明了和平谈判。连年的战争，玉石俱焚的结果是任何一方都不想看到的。自诩为贵族式的精神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让谈判成为解决争端的主流。虽然谈判依然建立在某场战争或者双方实力基础之上，起码减少了不必要的破坏和杀戮。
列强依靠武力打开清政府的大门，依靠强权在软弱的封建王朝实现扩展的野心。武力和强权只是暂时的手段，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不二法门。签订了白纸黑字的条约，掠夺就变成了合理收取，无理就变成了名正言顺。
在武力的逼迫下，清政府被迫在一张又一张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下带着百姓血泪的字迹。反复的失败就像一个强大的神祗忽然被人驱散了光环，露出最致命的弱点。本来对神秘的东方还心存畏惧的小国，看到清政府的软弱可欺，也纷纷伸出了贪婪之手，想在瓜分中国的世纪盛宴中分一杯羹。可是列强有列强的贪婪和野心，清政府有清政府的底线和界限。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如愿以偿，并不是每一份条约都会完全认同。
大国泱泱，富而不刚，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已经预示丧权辱国的结局。列强企图用条约获取更多的利益，清朝企图用条约减少侵略的损失。李鸿章二十多年的外交生涯，就是在谈判桌上费尽唇舌，绞尽脑汁的二十年。
清王朝虽然腐朽，多年的大国风范依然存在，战败可以承认，割地赔款也能认可。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有一条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国家的利益。对于这个底线的坚守，泱泱大国和弹丸小国都是一样的。李鸿章要做的就是坚持底线，在明知失败的谈判中，用最少的代价来换取暂时的安宁。
这就涉及签订条约的技巧：耗时间把冲突拖在谈判桌上，期待事情出现转机；寻找盟友，实现以夷制夷；艰苦奋战，用地位的优势赢得谈判主动权；守住底线，坚决不动摇事先预定的目标。
以清朝与秘鲁的谈判为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和鸦片一起出入中国的还有贩卖奴隶的罪恶。奴隶可以转化为财富，可以转化为资源，在殖民者的眼中掠买中国人口是仅次于鸦片的暴利活动。
早在葡萄牙人进人中国沿海时，掳获人口就已经成为获取血腥财富的一种手段。荷兰、西班牙、英、美、法等国的奴隶贩子都曾在这条反人类的“三角贸易中”获利巨大。清政府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形同虚设的海防，腐败无能的官吏，让这种罪恶贸易再度兴盛起来。
最先被列强打开大门的东南沿海广州、汕头、厦门等地是受奴隶贸易侵害的重灾区，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被劫运到外国的“契约劳工”已达四五十万人。同胞被拐卖，激起极大的民愤。地主士绅、爱国民众纷纷要求清政府取缔这一伤天害理的行为。在群情汹涌之下，清政府被迫关注华工问题，在东南沿海打击人口走私活动。
亡羊补牢可以改变许多尚未被拐卖的中国人的命运，却拯救不了已经成为奴工的华人。没有国家的撑腰，勤恳而驯服的华人就成了廉价的“猪仔”被卖往劳动力缺乏的美洲，受到非人的虐待。
华人不仅被卖到美国、加拿大，还大量流入秘鲁、古巴的咖啡、可可、甘蔗、橡胶等种植园。非人的待遇，奴隶般的生活终于变成了一场充满血泪的控诉。摆在李鸿章外交之路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秘鲁拐卖中国劳力，虐待华工的交涉。
秘鲁是虐待华工最严重的地方，1821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独立。形式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全国的经济财富全部被控制在西班牙的大庄园主手中。当时秘鲁只有200万人，必须依靠大量的黑奴进行劳作。1854年，卡斯蒂利亚总统颁布了解放黑奴法令，劳动力成为制约秘鲁发展的最大问题。大量的种植园，新兴的运河、道路、铁路建设都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填补劳动力缺乏，秘鲁国会先后通过两个“中国人法令”，鼓励掠夺中国劳工。
利益和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一个个狭小的空间中，在一座座浮动的“海上地狱”中，无数的中国劳工被掠买到了秘鲁。清政府出名的软弱，让华工在秘鲁受到的待遇与黑奴并无二致。无数的尸骨和鲜血，终于引起了美国的不满。面对经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总理衙门除了设立没有一点约束力的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款，对这个南美的小国竟无能为力。
就在秘鲁的华工快要绝望之时，一个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出现了0 1873年，秘鲁派代表葛尔西耶来华企图取得与中国通商的最惠国待遇，但是被李鸿章以虐待华工的事情挡了回去。
一方是欲有所求，一方是奇货可居，一场外交的博弈就在秘鲁与清政府之间展开。秘鲁邀来英国撑腰，清政府招来美国助拳。李鸿章始终坚持保护华人劳工的底线，寸步不让。一阵讨价还价，几场唇枪舌剑，反复争论，字字较量，秘鲁终于抵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在李鸿章面前败下阵来，签订了保护华人，禁止贩卖人口，禁止凌虐华工的条约。
与秘鲁换约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利益交换。有了这次胜利，朝廷得了些许的荣耀，李鸿章受到些许的鼓励。和戎外交之路走得越发坚持，越发肯定，很快开始了继续尝试。
伴随着李鸿章在外交舞台的不断成功，这位生于山乡，出身翰林，建基于军旅的宰辅名声日隆。在慈禧等人心中本就是国之臂膀的李鸿章，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救星；在列强眼里这位狡猾多智的大员，已经毫无疑问是清王朝的象征。以强硬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不顾那些顽固派的反对，积极与列强之间进行政治的沟通，得到了一些战争不能得到的尊重和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朝廷大部分革新派的真心支持。
创业者必读
偶然的机遇可以铸就某一次的成功，但成功的永固绝不是偶然的堆积。只有在日积月累的升华之中，在无数次的努力中，在已经成为事实的必然中，成功才能够被称之为成功。任何企图依靠偶然性事件一跃而登上成功的舞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失败。
短暂的成功并不可靠。李鸿章在与秘鲁交涉中的胜利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这只是偶然因素下的结果，不是清政府找到正确外交路线的标志。这种短暂的成功只可兴奋一时，不可陶醉一世。长久沉迷，就会骄傲自满，从而毁掉在追寻独立自强道路上的努力。
在虚假的表象下容易放松警惕。清政府与列强是命中注定的生死之敌，过分信任某次策略的成功，就会降低敌人在心目中的地位。如此放松警惕，必将被对手打得措手不及。在没有完全消灭危机之前，决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坚持到底才能最终胜利。
经管真谛“说”
底线对企业家来说是操守、原则、品格和实力。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冷静，坚持不退守住最后的底线。因为底线两边就是成与败，胜与负的前沿。
心中有数，才能有备无患。心中有数不仅是对竞争对手的知根知底，也是对自己实力的客观认识。清楚敌人是作出正确应对的条件，了解自己是找到最后底线的前提。在知己知彼中，方能沉着对敌，寻找破敌之策。
坚持原则，才能保住底线。不管对方施如何计策，都能坚持原则，不超越底线，保证不全线崩溃。把握底线是实际操作中的重中之重，无底线的操作是盲目的危险操作，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始终清楚底线并坚持把准底线的人是坚守原则的聪明人，是保证事业不败的人。
2．合纵连横，能屈能伸：利益和代价永远是一体两面
政治是一个大舞台，古往今来有无数伟大的、卑微的、美丽的、丑陋的角色在上面轮番登场。能在国际风云中左右历史进程的那一批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欧美的军舰带着对财富的渴望，气势浩荡地穿越了广阔的海洋，战火和劫掠在神秘的东方帝国上演。悲情的历史把闭关锁国的清朝逼上了国际政治这座巨大的舞台。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鲜血和阴谋的历史剧舞台上，最吸引观众目光的毫无疑问是强与弱的周旋，生与死的较量，而较量的主角是负责掠夺财富的各国大使和负责捍卫权益的清朝重臣。李鸿章当仁不让地站在了最前面，中国的智慧与西方的哲理在合纵与连横的技巧中不时碰出惊心的火花。
外交就是欺骗与狡诈，内幕与交易，灵活与善变。李鸿章天生的“痞子”性格、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好符合了一个外交家的风格。也只有这样他才会在曾国藩死后依然掌握巨大的权柄，从一个清贵翰林进入帝国中枢。当李鸿章玩弄手腕周旋于列强之间，借用势力遏制清朝对手时，他的人生在那个瞬间终于绽放了最夺目的光彩。
一方是泱泱的东方大国，一方是遍布西方的殖民国家世界。谈判双方的每一个协议都关系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保守腐朽与开放创新的博弈，维护独立和侵略掠夺的较量。在事关一个王朝和四亿多中国人的谈判中，无论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通过数次的冲突、数次的谈判，李鸿章对当前局势有了正确的判断。虽然列强都急于在中国划分更多的势力范围，攫取更多的利益。但他很清楚各国的目的是迥然不同的，英、美等国只想通过占领殖民地的方式获取商品倾销的市场。而日、俄两国从上到下对清王朝的土地都有一种极度的渴望。
和戎外交的核心是以夷制夷、息事宁人。眼光敏锐的李鸿章成功地抓住了英法的矛盾，在中法战争中积极联合英、德势力牵制法国；找到了日俄矛盾的关键，在中日冲突中利用俄、英力量约束日本；遏制德国对胶州湾的野心时，又准确把握英、法不想德国一家独大的想法，联合英、法限制德国。尽管这些作为成效不大，但是在绝对的弱势之下，新时代的外交手腕、外交模式已经被李鸿章运用得炉火纯青。
依照列强们掌握的经验分析，清朝这样封建落后的集权帝国内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熟练运用现代政治技巧的官员。在这之前清朝的官员要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清贵，要么显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愤恨，要么挤出一张摇尾乞怜的丑陋，从来没有人像李鸿章那样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谈判桌是李鸿章最有成就，也最屈辱的舞台。支撑他的是为了国家之争，为了民族之争的信念。虽然老迈但充满精神的身躯，总是得到谈判对手的尊重，就像一座被时间和风雨侵蚀得快要崩塌的山峰一样，蕴含着一股没有人能怀疑的巨大力量。
有付出才有回报，这是利益的等价交换。小到市井小民，大到世界伟人，谁也摆脱不了利益交换的原则。李鸿章要在合纵连横，忍辱负重之中实现清王朝的苟延残喘，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
绝对的实力，并不代表公平和正义，它既可以是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也可以是摧毁公平和正义的罪魁祸首。列强的力量在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后面的角色，可悲的是为了些许的公平和正义。李鸿章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脸面和国家的利益在左右摇摆、四处逢迎之中来亲近、拉拢这些力量。
左右摇摆、四处逢迎的外交政策既不安全，又不稳定。李鸿章也不是没有想过一边倒的方针，问题是无论是帮助清廷充当调停者，还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最本质的目的都是想吞下这块亚洲的肥肉。完全倒向任何一边，或是完全与任何一边对立，等待满清的都是灭亡的下场。只有在势力的夹缝中，利用各方相互牵制，才能求得一丝生存的机会。
以夷制夷、委屈周旋的外交方式刺激着每个列强都不甘落后地在中国大把捞取权益，清政府满足了一方，就必须满足另一方。永无止境的贪婪造成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大量丧失在西方列强之手。这就如同割肉喂狼，不仅不会让狼得到满足，血腥的气味还会引来更多的饿狼。
这样的外交与饮鸩止渴并无二致，肉会越来越少，狼会越来越多。这是李鸿章带着整个清帝国在做一次赌博，赌的是历史给予清朝的机会和时间。求富求强的开明官员在努力，洋务运动的大旗已经展开，如果赶在被狼群吞噬之前唤醒沉睡的国家，那么这一切付出都是有用的。
所以哪怕明知这种驱狼的方式，会为满清招来更多的西方饿狼，李鸿章也必须坚持下去，支撑下去。只有在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讨价还价中，才能为国家觅些苟延残喘的机会。
这些机会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承诺，换取列强的承诺对李鸿章和清朝廷都很重要，哪怕这些不知道能持续多久的承诺需要付出更多，李鸿章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时间，赢得短暂的和平，赢得求富求强的希望。
以马嘉理案为例：1875年2月，对云南垂涎已久的英国，派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武装侵入滇西地区。嚣张跋扈的侵略者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市场和财富，而是边民的愤怒与反抗。在某些时候，渺小民众的力量总是比庞大的国家更有力量和战斗力。马嘉理被边民当场打死，英国入侵云南的阴谋胎死腹中。
胜利了会敲诈勒索，失败了也会无理取闹，这是列强的共同特点。一场边地的纷争，一个侵略的阴谋在英国驻华公使的兴风作浪之下，变成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国际官司。面对武力的要挟，李鸿章施施然地走上了中英的谈判桌。
事先的奔走，让以夷制夷起到了作用；巧妙的游说，让合纵连横初见成效。在列国官员的“调停下”，英使威妥玛不得不在狮子大开口的提案中作出让步，中英《烟台条约》出炉。云南的大门被列强打开，英国也失去了以此为契机独占云南的借口。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政治的黑幕下，李鸿章毫不犹豫
获取利益就要付出代价，这是市场交易的不二法则。李鸿章依靠合纵连横的方式分化对手的内部结构，挫败对手的合作伙伴，这是清王朝依靠自己力量无法达到的。
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李鸿章合纵连横的做法无异于割肉喂狼，鲜血淋漓之下必然引得狼群齐至。李鸿章赌的是洋务运动的成功和大清王朝的国运。如果狼群齐至之前洋务运动成功，清王朝的国运必定出现短暂的兴盛，就能翻身而起，击退狼群。如果不能在狼群齐至之前顺利实现设想，其结果便是被分食殆尽。
李鸿章的这种做法对企业家来说可以借鉴，但是不可盲目模仿。因为这样的方式必须具备两大条件：对成功的绝对自信，对事态的绝对把握。陷入无法逆转的绝境，绝对自信才可有恃无恐，完全把握事态的发展方向才能稳操胜券，陷入绝境才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除了以上三点，其余情况下不可轻易尝试，一不小心就是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