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20日至3月9日是中日战争的第三个阶段，此时已经被日本政府“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的大言吓倒的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放弃了血战到底的打算，主和成为主流。
面对清政府的投降，日本并没有放过毁灭北洋舰队根基的机会。尚有各种舰艇二十六艘的北洋海军陷入水陆两面的围攻之中，在绝对的优势面前，失去先机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北洋将领刘步蟾、丁汝昌拒降自杀。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落入敌手。
经过无数足以摧毁一切的炮弹的轰击，威海港口只剩下一片夜色之中的荒芜废墟。政敌的攻讦没有让李鸿章动容、外交的棘事没有让李鸿章灰心丧气，道路的崎岖也没有让李鸿章垂泪，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就如世界末日一般，让他万念俱灰，伤心欲绝。
此后至3月9日，辽东沿线全部陷落，甲午海战以清王朝的彻底失败告终。
如同清朝的士大夫们，从来没有想到会被日本打败，日本的阴谋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能够一击击倒中国。表面上日本政府信心满满，其实它也是在进行一场没有底线的豪赌。清政府的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地大物博的资源却是日本望尘莫及的缺陷。日本没有能力与清王朝进行全面的较量和持久的大战，日本需要的是在海洋上的一击成功来奠定谈判的优势。
日本的筹码只有刚刚发展几十年的海军和清政府的懦弱无能。紧缺的资源，狭小的国土都是日本致命的缺陷。如果赌赢了，巨额的赔款和广阔的割地将使日本向前发展几十年，如果战败，明治维新的努力也就到了终点。
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在这场世纪的豪赌中，雄心勃勃的日本海军对上了精心打造的北洋舰队。在惊涛巨浪中，日本凭借自己的运气和清政府的软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世纪之交，一份让日本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财富，正等着它从谈判桌上拾取。
李鸿章以战败国代表的身份，前往日本马关商讨对日赔偿问题。谈判是大战的必然结果，一切蛮横的武力都只为增加敲诈的额度。经过无数次谈判的李鸿章当然明白其中的关键和技巧，对日本的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并不陌生。这个被称为“长洲五杰”、
“明治后三杰”、“明治九元老”的日本人早在朝鲜问题上就与李鸿章有过较量。事实不可改变，败局也无法逆转，但是利益的拉锯可以在谈判桌上实现，有时候强大的谈判对手比刀剑更加锋利。
伊藤博文是近代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这是日本的幸运，也是中国的不幸。在朝鲜谈判中他就与李鸿章势均力敌，更何况如今日本占了主动权，敲诈只会更加无耻，野心只会更加膨胀。
在伊藤博文的目光中，李鸿章看到了贪婪、轻蔑、嘲讽、残忍……这种情绪他很熟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场上，在被迫与欧美签订协约的谈判桌上，他经常能够看到人们对失败者投出相同的目光，不过只是变换了时间、颠倒了身份。
日本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四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等等。温柔而有礼貌的言语如同一把尖刀绞割着李鸿章的心脏，面对狮子大开口的伊藤博文，只有李鸿章明白日本有提出这些条件的本钱，那副文雅的面孔下隐藏的是多么庞大的野心。
面对巨额的勒索，李鸿章以“要挟过甚，碍难允行”竭力申说，一口回绝。这在日本人看来，作为战败国代表，李鸿章的回答不只是缺乏诚意，更是严重的挑衅。就在李鸿章回公寓途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举枪朝李鸿章脑袋射击，呼啸的子弹击在了李鸿章的左颊骨上。
在最后的谈判中，李鸿章终于找到了这场博弈中于自己有利的话语权。面对国际的舆论，面对公众的指责，在李鸿章遇刺一案中承受巨大压力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中作出适当的让步。挨了一枪，大难不死的李鸿章用自己的鲜血堵住了日本的一分野心，节省了两亿两白银。在日本作出让步之后，李鸿章在清政府急切的催促下签订了《马关条约》。由此日本得到了相当于年生产总值四倍的赔偿，一跃而成为真正的亚洲第一强国。
眼看日本就要完全侵吞辽东半岛，把势力伸进中国内陆，李鸿章作出了最后的努力。日本鲸吞辽东半岛危害的不仅是清朝的领土，还有其他列强的利益。李鸿章虽然不知道列国的真实想法，但是他很清楚一点，国家的政治都是相似的，任何的良好关系和坚定立场，只要有足够大的利益，都可以改变。而日本在辽东的作为首先阻碍了沙俄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
所以一场飞来的横祸打碎了日本鲸吞满洲，实现“大陆政策”的野心。沙俄联合法、德两国对日本进行干涉。日本极不情愿放弃到手利益，奈何形势比人强，清政府最后以3000万两白银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洋务派几十年的努力，让腐朽的清朝看到了一丝光明。正如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一样，卧病几十年的清王朝刚刚站立起来，又突兀地被一个从来不放在眼里的敌人扫倒在地。从这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清王朝崛起的希望被无情地扼杀在摇篮里。
创业者必读
决策失败能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执行失败也可以导致企业经营功亏一篑。而责任到人，就要提高企业员工工作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
责任明确，界限分明。不同的失误有不同的原因，寻找责任人、事故点，既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分析问题根源所在，又不牵涉无辜员工，也不让责任人有有机可乘。
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赏罚分明是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减少工作失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有功不赏，有过不罚，久而久之企业管理必将陷入困境。
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马关条约》的签订并不是他一人之过。在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情况下，清王朝为了保住自己的威信而把李鸿章推上前台。舍车保帅，舍弃得义无反顾，寒了老臣之心，失了国之砥柱。
经管真谛“说”
对创业者来说，充分利用一切资源，积极寻找所有条件，在逆境中求转败为胜的机会，在胜境中求更进一步的成绩，在败境中求减少损失的方法，都是成功者的重要特征。
不可得意忘形。得意是失败的前兆，忘形是失败的表征。企业失败往往来自于骄傲自大，盲目轻敌。李鸿章为北洋海军的壮大可谓是呕心沥血，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北洋海军成为亚洲实力最雄厚的舰队。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仓促应战，准备不充分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不可灰心丧气。在逆境与失败中，灰心丧气只能扩大危机，不灰心可以东山再起，不丧气可以存留希望。甲午之败，清王朝恐惧，李鸿章心死。如此一来，再无振作的决心和勇气。政患人亡只在旦夕。
不可有所畏惧。战争与商场一样，劣势已经形成，畏惧只会加剧劣势。狭路相逢勇者胜，要不惜一切，血战到底。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但也能向敌人表明一种态度和决心，可赢得内部的人心整齐、同仇敌忾。李鸿章吝惜羽翼，清政府畏惧战争，泱泱大国沦为岛夷蹂躏之地。
3．出访列国，倾向维新：制定合理的用人标准是企业管理的重点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作为全权代表的李鸿章东渡日本签下了屈辱求和的《马关条约》。“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签约归来的李鸿章果不其然成为背黑锅、负污名的“罪魁”，被称为国人皆日可杀的“汉奸”、“国贼”。
成为清朝替罪羊的李鸿章在“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滚滚咒骂声中，被清政府无情地抛弃，从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已经古稀之年、戎马一生的李鸿章，似乎走到英雄末路、人生的终点。但是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把他推了出来。
在列强的心目中，中国唯一可以与世界相比的只有被称作“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他已经是中国政治的代表、中国外交的名片。久受列强欺辱的清政府希望走到世界之中，去寻找自立自强的方法，于是，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清政府外交特使，开始了历时半年、跨越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九万里的环游世界之旅。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登上了法国的邮轮，怀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在俄、德、法、英、美五国驻华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从一个古老的国度迈向一个新兴世界的远行，他的第一站是代表清政府参加邻邦俄国沙皇尼姑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甲午战争把日本变成了清政府不共戴天的死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沙俄与日本在东北的冲突日益明显，在清政府看来“俄国与日本既存利害冲突，我当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三国干涉还辽已经让清政府对沙俄产生了好感，联俄制日成为当务之急。沙俄虽有吞并领土的野心，但在地缘政治上是中国最可结交的盟友，亲王大臣们均主张与俄结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把联合沙俄看作遏制日本的唯一手段。
李鸿章带着签约结盟的重任到达彼得堡，受到了史无前例的隆重接待。俄国并吞东北之心酝酿已久，日本从中横加阻隔让它难以如愿。与清朝的联合就意味着日本将被名正言顺地排除在瓜分东北利益的盛宴之外，从此沙俄将一家独大。面对送上门来的李鸿章，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让李鸿章晚年后悔异常的《中俄密约》，就在看似愉快的气氛中正式签字。
《中俄密约》的签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但眼前的利益遮蔽了长远的危险，不知失策的李鸿章还沉浸在“此后十年必无事”的幻想中，而沙俄侵占东北的方便之门已经打开。
有了在沙俄的成功，李鸿章信心满满地踏上了通向欧洲的道路。在既是政治出访又是学习参观的环球之旅中，李鸿章先后到达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
李鸿章不是德高望重的儒学领袖，不是充满投机精神的冷酷商人，也不是带着虚无主义气息的哲学家，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出访的任务是在干奇百怪的欧洲社会中找到拯救清王朝的良方。在行程中，李鸿章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因此他的所有活动全都围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在德国，这位“东方的俾斯麦”终于见到了货真价实的德国俾斯麦。两位在政坛中历经起伏的老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强大；在法国，他最关心的是发达的农业和枪炮局、炼铁厂；在英国，他参观了朴茨矛斯的海军大演习、船坞厂、枪炮厂等现代工业；在美国，他赞叹美国的行政效率和民主机制；在加拿大，他震撼于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越重要的事情，牵扯的利益越多，引来的关注越多。李鸿章的出访无疑是当时西方世界最轰动性的事件，因为李鸿章代表着那个巨大的东方帝国。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能关系到各国在东方今后数十年的利益。所以李鸿章受到的待遇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德国他会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在比利时他会见国王利奥波尔德二世，在法国他会见了法国总统富尔，在英国他受到了英国女皇的接见，在美国他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探讨国政。在各国受到的高规格接待中，深入西方社会的所见所感让李鸿章似乎找到了使中国富强的道路。
在没有亲自考察欧美国家之前，清政府没有人会认为除了强大的武力和一些奇巧淫技以外，中国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向他们学习。因为清朝之人所见到的都是先进的军舰和倾销的商品，而没有真正深入这些“洋夷”社会，对那个近乎传说的政治体制更没有丝毫的认识。
长年的战争和屈辱的求和，使李鸿章以及使团的官员对欧美国家没有一点好感，对变法革新也没有一点兴趣，只是因为亡国的危险逼迫着他们走向洋务运动。
一趟欧美之行，尤其是见识过巨大的工厂、高效率的行政机构以后，渐渐改变了他们内心的轻视和鄙夷。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慢慢升起一股改革的想法和热情，这不只是为了拯救清朝，也是为了改造国民；在感情立场上，他留念封建帝制、伦理纲常，同时也看重君主立宪，民主选举。
身为清王朝的重臣，经营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李鸿章，非常清楚在国外看到的一切是多么的庞大和震撼人心。面对每一样新奇的事务他都会忍不住生出无限的感叹，不明白金发碧眼的洋人是如何做到的。
1896年10月，李鸿章结束了环球之旅，“忽从西海，重复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这种如梦如幻的经历让他感慨颇多。
在游历中，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清朝最大的敌人不是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是繁荣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埋葬封建体制的推动者。清朝最大的希望也不是洋务运动，而是顺着历史的潮流进行制度上的彻底变革。这是一对矛盾而又现实的命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清政府将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解决了这个矛盾，清朝统治又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