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些认知，李鸿章坚信清朝内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敢于从根本上掀翻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因为这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极大动荡和混乱。李鸿章的宗旨是维护清朝统治，如果在激烈的变革中帝国轰然倒塌，也就失去了变革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次考察，李鸿章坚信中国要想翻身而起，必须走上欧美发展的道路。回到国内的李鸿章并没有积极奔走来证明欧美国家的好处，因为顽固派随时都盯着他的动静。在政治的倾轧中，保住利益要比理想更加现实。在积习已久的王朝，大的变革只会伤人伤己，满头的白发和被岁月侵蚀的身体也不会留下足够的时间让他去实现梦想。
创业者必读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所在，唯才是举才能吸收人才，壮大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用对人才、用好人才、制定合理的用人标准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背了《马关条约》黑锅的李鸿章，即使远离清廷的政治中心，也不能掩盖其在外交政治领域的光芒。清政府启用他去周游列国，一方面是政府无人可用，一方面是李鸿章在外交舞台上的威信及国际上对他的认可。这对企业经营者的启发是：
重视员工，不可忽视每一个人才。清政府降了李鸿章的官职，在需要时又启用他，中间存在多少尴尬自不必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企业用人也一样，不可因为员工的才能一时派不上用场就抛弃不用，这样容易失去人心，到真正需要时无人可用。
经管真谛“说”
创业者最大的悲哀在于，明知一个大有希望的投资项目、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产业、一条前途无限的发展道路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力去实现。
李鸿章周游列国后，’再次领略了在列强坚船利炮之下隐藏的社会发展背景。他也明白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空有其表，没有欧美这样的社会底蕴，要想和欧美靠近必须在社会上实现政治的变革，这是李鸿章无法做到的事情。李鸿章的遭遇和大多的创业者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积极学习，永不放弃。学习是为了今后的机会储备动力，永远不放弃才能等到机会降临。暂时不能实现并不等于永远不能实现，机会往往垂青于有所准备之人，准备好了，机会就会来到。
慢慢摸索，奋斗不息。事业的成败不怕现实力量的弱小，就怕失去奋斗的决心，慢慢摸索，坚持不懈，一步一步向着理想靠近，成功就会有无数的可能。
创造条件，积累成功。理想再遥不可及，也是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堆积。不断创造成功的条件，积累成功的基础，理想和目标就会越来越近，成功就会缓慢来临。
4.庚子巨变，东南互保：消灭威胁应理由合理、过程可控
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底层的民众永远是铸就财富和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当国家金字塔发生危难时，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很可能瞬间动摇崩塌，最稳定、坚持得最久的还是底层充当基础的民众。
列强的入侵、无数次失败的战争、丧权辱国的条约麻木了统治者的心，却激发了劳苦百姓的激情。心中的怨气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追求，逐渐发展成为激烈的抗争。浅薄的见识和爱国的热情在清朝的晚年衍生出了“义和团”这样爱国主义与宗教主义的接合体。
无数的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一路聚集到北京，如果这股力量得不到有效控制，爱国的激情也可能变成动乱的契机。所以统治者必须想办法把这股力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既能够用来巩固大清的江山，又不至于招来后顾之忧。
整个清王朝最大的忧患便是列强的入侵，尽管拿着大刀长矛，宣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民众只是一群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普通百姓，但是清朝统治者看到民心可用，还是动起了请神驱鬼的念头。于是，一个没有组织性没有纪律性的民间团体，在有心人的鼓动下不仅成为保家卫国的勇士、无所不能的天兵，也成为统治者向列强表达自己愤怒的工具。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一场充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封建迷信、政治阴谋、统治矛盾的社会动荡成为当时的主流。但真正促成中外衅端的有三个原因。
首先，义和团运动不断壮大，清政府力有不逮，出现剿抚两难的局面。《马关条约》之后从洋务运动得到一点信心的清朝再次一蹶不振，列强的侵略野心更加巨大，民间的反抗情绪也更加汹涌。
秘密结社的义和团就在这几年蓬勃发展起来，遍布中国的教堂、教士成为他们的泄愤目标。烧教堂，杀教士，一时从者云集，运动也从山东发展到天津、河北一带。凡是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势力都可能对政局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有过太平天国教训的满清王朝企图控制这股涌动的力量。
但是清政府式微已久，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而义和团极端“反洋排外”，已经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不是几个官员几句话就能安抚的。摆在清朝面前的是一个既不敢剿又不能抚的两难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义和团的人数越聚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排泄的渠道，动乱发生就在旦夕之间。如果把义和团推向列强的枪口之下就能躲避义和团的刀锋，实现矛盾转移。
其次，义和团的主张得到了许多文人士子、封建士大夫的支持。在宗法社会，官僚士绅是最具煽动性的一批人，他们固守观念，仇视洋务，排斥外国。但是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没有办法亲自实现自己的想法，义和团的出现刚好做了他们手中的武器。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加剧了运动的爆发规模，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
其中最活跃的如直隶总督裕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人。特别是山东巡抚毓贤极端仇视洋人，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这批人认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主张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实现一举两得之目的。
剿抚两难的局面、顽固派的煽动只是促成义和团势大的外部因素，真正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开战的理由，还是慈禧太后的私心。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而此时又有传言说列强准备支持光绪皇帝，废除慈禧的权力。利令智昏，在涉及自身的利益时候，再精明的头脑都会失去理智。感到地位受到威胁的慈禧，根本没有去辨别传言的真假，就把对支持光绪皇帝的所有不满和愤怒都倾泻了出来。
而慈禧手中的报复工具就是汹涌磅礴的义和团势力，裕禄逢迎上意．收拢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在清政府的有意鼓动下，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的义和团成为“扶清灭洋”的义民。经过慈禧秘密召见以后，数十万义和团成员涌入北京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惧怕失去权力的慈禧仓皇之下不顾李鸿章等人坚决反对，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支持义和团向列强开战。主和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被处死。
疯狂的慈禧太后没想到，一石激起的干层浪将吞没已经处在狂风暴雨中的清朝孤舟；士气高昂的义和团也没想到“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后，等来的不是“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而是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
权力被侵害，利益被削减，格局被破坏，一贯温顺的清王朝歇斯底里地对着凶悍的列强张牙舞爪，感到被轻视的列强们自然毫不犹豫地达成了开战的协议。战争的打击不是为了灭亡清王朝，而是让它更顺服地低下头颅。所以在中国广阔土的地上，八国联军的目标毫无疑问地定在了北京。占领清国的首都，才能让已经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清廷统治者重新陷入疯狂之后的恐惧，撕碎那些虚无缥缈的希望。
一时冲昏了头脑的慈禧太后，终于酿成了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苦果。一纸宣战诏书招来八国联军的血腥报复，一个可笑的担心把清王朝推到了更危险的边缘。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北上到达北京城外，不久前还在信誓旦旦决不苟且图存、贻羞万口，要与列强一决雌雄的太后、皇帝干脆利落地逃向了西安方向，只留下满城的百姓、不知所措的拳民，大清王朝的国威与尊严在列强的枪炮下瑟瑟发抖。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每当有王朝被入侵的时候，都会有无数自发的民间抵抗组织随着历史的潮流诞生，无数民众从旁观者成为坚定的抗争者。一旦这股抵抗力量被用完或者无法控制的时候，统治者就会高高举起锋利的屠刀。见势不妙的清政府马上宣布义和团为“暴民”，先前的救国英雄，变成了中外势力联合打压的罪犯。
死亡的恐惧轻易战胜了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势如破竹的形势让疯狂回归到了理智。在逃跑途中听闻列强把自己列为罪魁祸首的慈禧吓得魂飞魄散，急电庆亲王奕勖、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联军议和，即使量中华之物力，也要结与国之欢心。
最无辜者莫过于莫名其妙被鼓动起来报效朝廷，又莫名其妙变成乱民的普通百姓。义民变成了“拳匪”，举国之战变成了“庚子之乱”，“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变成一溃千里、屈辱求和。联军入京之后，大肆烧杀。烽烟遍布的北京城，数十万人死在了联军的暴虐之下。
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八国联军恐怖的摧毁力下，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相抗的爱国民众成为统治者毫不怜惜的牺牲品，一夜遍布的义和团的神坛也只能得到个风吹雨打烟尘散的可怜下场。
国家的残破是因为外部的入侵，国家的衰亡却是内部的分裂。在首都被攻陷，北京还飘荡着八国联军旗帜的时候，本应同仇敌忾进京勤王的地方督抚们无动于衷，打起了观望自保的主意。一场无奈的宣战、一次失败的决策，在清朝的滋润下，积淀了几十年力量的地方军阀势力终于浮出了水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些淮军的主力、湘军的残余，他们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反清自立，也没有像八旗子弟那样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背后，而是借占据东南半壁的事实和清政府虚弱的机会，用“东南互保”这个华丽的借口，脱离中央王朝的驾驭，在列强势力与中央权威之间构建一个独立的空间，独自应对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东南半壁是列强势力分布最密集，进入最早的地区。经过了洗礼，又经过了几十年的殖民侵略，为此地的督抚们打开了一扇观望世界的窗户。熟知时事、倾向维新的官员们对于与列强开战的愚蠢行为坚决反对，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地方左右不了中央，无法阻止慈禧和顽固派的一意孤行。
但是早在慈禧尚未疯狂地向所有列强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骥等，已经达成置身事外的默契。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许应骥、奎俊、袁世凯等人立即和列强达成了“东南互保”协议。
东南部有列强主要的通商口岸、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清朝在东南的各督抚借助洋务运动的成就，无论是在军队装备上还是在战斗力上都不容小瞧，所以督抚们愿意置身事外，列强也乐于与之达成协议保护在华的主要利益。
“庚子巨变”和“东南互保”是清王朝统治阶层内部分崩离析，自动倾塌的最后一道推力。八国联军的炮火击碎了清王朝在百姓心中的最后一点奢望，对王朝的忠心和留念都随同瓦解的小农经济一起扫进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东南互保协约第一次大张旗鼓地使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早已埋下的分裂种子开始接受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创业者必读
消灭潜在威胁的方式有很多种，然而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方式，都必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控性。合理性可以保证消灭对手于无形，让威胁势力无法躲避。可控性在于能够把握事态的变化，不至于引火烧身。这需要详细的思考和缜密的设计。
充分认识威胁所在，不可错伤无辜。清朝受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威胁，仇视一切民间的力量，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潜在的威胁，忽视了列强才是最大的威胁。引导义和团去攻打列强的做法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伤人伤己。
策略设计合理，不做无用功。义和团与列强之间力量悬殊，大刀长矛对上洋枪火炮，胜负已经分明。清王朝用义和团去对抗列强明显就是不合理的思维逻辑，在一场必败的战争中，危害的还是自己。
能够控制局势，不让事态恶化。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能放，不能收。既无力控制义和团的力量，也无法说服列强的军队，悲剧就在不可控制的局势中向北京城蔓延。
经管真谛“说”
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保证自己不被吞并，是创业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的技能之一。弱小的创业者并不一定只有跪地求饶，被动挨打才可求得一线生机。身为市场中的一条小鱼，在严酷的危机中，以不变应万交，在没有力量打破僵局之前，不轻举妄动是保证自己安全的诀窍。
应对强大敌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敌未动，我不动。这样做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敌人还没有注意到自己，或者还没有行动。自己盲目的行动只会引起敌人的警觉与攻击，潜伏不动，充分准备，暗自壮大，才会赢得生存机会。
成功地避过敌人的威胁，需要灵活的战术。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无法阻止列强的入侵。说明战争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是于事无补的。必须进行严格的整军备战，但不可盲目地发动战争。清王朝在战争面前吃过太多的亏，还依然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外宣战，这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