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宫西狩，老臣收场：市场经营最忌首鼠两端，前后不一
义和团运动只是最朴实的民族感情爆发，拳民们也许只想国泰民安，生活富足。这种看似简单的目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东西。而清王朝的统治者对列强抱有更大的恨意，在现实与幻想的鼓动下，仇恨冲昏了头脑。
一时的冲动，让清政府得到了数十万义和团的拥护，仿佛一个自立自强的天朝上国就要重现。在八国联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刚刚感觉爬上云端的清朝统治者们，却发现自己已经重重地坠落到了地面。
联合的声明，集结的军队，猛烈的炮火让扶清灭洋的叫嚣者们瞬间失声。刀枪不入的身躯，神兵天降的法术在现代化的军队面前统统变成了土鸡瓦狗。义和团的忠心敌不过硝烟的压迫，砍电线、撬铁轨的方法也阻挡不了联军的入京。面对逐渐走近的强大对手，茫然的慈禧太后只能卷起家当仓皇“西狩”，一溜烟地逃到了西安才敢站定脚步。
两宫西狩，天下哗然，天朝的首都再次沦陷在外敌之手。这时候无论是列强还是清政府都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本应在这艰难的时局下以其惯有的“痞气”游走于国际舞台，以解君父之忧，解老佛爷之难，抚列国之心。于是，一切的压力和希望又寄托在了李鸿章身上。
岁月无情地把李鸿章推到了最累最倦的年纪，在李鸿章的一生中亲手促成了清朝与列国的多次屈辱和平。虽然他只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环节，从来没有起到绝对重要的作用。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对于腐朽的国家、麻木的官员而言只有李鸿章才能保住暂时的平安。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害怕情势不利的清政府已经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动员国民，鼓动义和团；一方面电令李鸿章北上复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应对随时出现的变局。对清政府态度不满的李鸿章数次拒绝了北上的要求。
六月十八日天津失守，七月十三日清廷再次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的消息还是让他动容了。背了甲午战争的黑锅，做了人人激愤的“卖国贼”，并没有打消他对清朝的忠心。这位为官五十年，历侍四朝的老人已经把清王朝的盛衰荣辱放在了自己的骨子里。即便国运再难预料，前途再怎么坎坷，他也要为其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即便举国若狂，无药可救，他也要以坚韧倔强的性格撑起一片天空。
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逃跑后，国家的局势更加混乱，分崩离析就在眼下，清王朝的命运悬在了莫测之际。李鸿章拖着老迈之躯，不惜长途跋涉，日夜兼程赶向北京城。
有两大使命催促着李鸿章焦急赶到北京：一是稳定局势，确保义和团被镇压之后，列强停止军事行动，共保中外和局，不至于再借机闹事，侵占更多的地方；二是主持北京事务，在投降求和之后，为两宫返回北京创造条件。
在短短几天里，李鸿章就回到了这个不知进出了多少次的首都。在炮火中重返故地，他提着紧绷的心，’与以前进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完全不一样。战火过后的北京城不再有昔日的繁华和绚丽，就像一座真实的人间地狱。到处都是抢劫和杀戮，鲜活的义和团民众转眼就变成了滚滚的人头。八国联军的士兵还在挨家挨户地搜捕“拳匪”，人去楼空的大臣公卿府上还有无数的强盗在洗劫财富。但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无力逃走的贫民来说，被长年苦难折磨的身心已经麻木，只能等待着不公命运的审判。
八月初八，李鸿章到达北京再次接任直隶总督。望着物是人非的北京，李鸿章没有第一次坐上直隶总督位子时的轻松与喜悦。现在的时局与数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当年清朝还有与列强一搏之力，那么现在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失去了北洋舰队，失去了国家首都，毫无疑问除了投降求和再无其他出路。
趁热打铁向来是达成目的的有效手段，焦躁的八国联军不会给李鸿章多余的思考时间，逃跑路上的慈禧太后也不会有耐心久等。面对急着谈判签约的列强、忙于返回北京的老佛爷，李鸿章这个一向谨慎小心的人，第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无非就是一场没有正义的谈判和漫无边际的敲诈。
深谙世道的李鸿章明白，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的公平，满族定鼎中原的时候没有，列强浮海东来的时候依然没有，鸦片战争的时候没有，甲午战争的时候也没有。在失落的秩序和血腥的贪婪面前，公平与正义只是虚幻的词语。只有弱肉强食，才是世界残酷而又真实的第一法则。
清政府除了投降谈判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在强权恫吓下的谈判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所争的只是要赔给八国多少银子而已。在李鸿章看来，列强所求者：剿“拳匪”以示威、纠祸首以泄愤、索兵费赔款三条而已。既然早就丧权辱国，再大的贪心、再毒辣的阴谋诡计也只能由其坐地起价。
李鸿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义和团的影响，虽然他对义和团也抱有极大的同情，但是他明白如果不能及时控制住义和团的发展，不能彻底杜绝义和团针对洋人的攻击，在已经开始露出锋利爪牙的列国军队面前，清朝的统治将到此为止，辛苦造就的和局体系也会开始动摇。
一旦放任列强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横行，随之而来的就是被瓜分的结局，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大地必将分崩离析，变成列强的属国封地。
除了严行查办义和团势力，八月十一日，李鸿章上了《请查办拳匪祸首王大臣折》，要求清政府把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右翼总兵载澜等人革职查办，以扫清与八国联军的谈判障碍。
此时在为北京操心的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个人，失败者有失败者的苦楚，胜利者有胜利者的烦恼。就在李鸿章积极为维持和局，取得谅解奔走时，列强内部也陷入纷争之中。摆在列强面前的选择有三种：第一是全面分解清朝，把中国彻底吞进口中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第二是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寻找一个傀儡政权取代清政府；第三是把现在的清政府调教得更加驯服。
义和团的起义已经让列强们看到，拥有二十几个省，四亿多人口的国家不是他们想占领就能占领的。经过几十年的阴风晦雨，中华民族沉睡数千年的民族意识大梦将觉。一旦刺激过甚，群雄并起，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不是区区几个小国就能控制的。
在列强眼中，战争就是一场生意，战争的目的就是用暴力达成和平手段无法得到的利益，趁机扩大战果，取得更大收益是必然选择。但是如果生意的对手亏得太厉害，这场生意就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列强对利益的需求和对人民运动的恐惧，使维持中国的现状成为各国共识，清政府逃过一劫。
解决了义和团和支持义和团的祸首王大臣问题，李鸿章终于取得了谈判的资格。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四日，李鸿章开始和联军代表瓦德西接触，傲慢的瓦德西再次提出惩办支持义和团官员的要求。逼迫清政府向忠于自己的臣子举起屠刀无疑是巨大的讽刺和侮辱，为了一己之私，清政府毫不犹豫地接二连三作出了惩治大臣的决定。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清政府的作为中，因阻止开战而被杀的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等人从汉奸、卖国贼的行列成为维护和平的勇士，不仅官复原职，昭雪抵偿，还被昭之天下，垂于公道。而积极支持开战的官员在被革职查办以后，又遭受了近乎赶尽杀绝的打击。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延第三次下达处罚“祸首”的诏书：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毓贤就地正法，刚毅因病故即行革职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斩监候，赵舒斩监候。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清廷再次加重了对主战臣子的惩罚：英年、赵舒翘赐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徐桐、李秉衡斩监候。
可悲莫过于没有血性，无耻莫过于出卖臣属。清朝统治者为保住自己的富贵权势，用自己忠实下属、皇亲国戚的项上人头、颈中热血安抚了残暴的联军。在清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恭敬态度下，在赞扬列国“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的献媚嘴脸下，谈判进入正式日程。
列强对清政府提出《辛丑条约》的初稿，对于道歉谢罪、惩治罪魁，李鸿章都无异议，但4亿5000万两的白银赔款数额、在北京划定使馆区、列强派兵驻守铁路等却让李鸿章陷入为难之中。已成惊弓之鸟的清廷在列强狮子大开口之后，急忙下令李鸿章进行画押。
在艰辛屈辱的斡旋中，李鸿章选择向着遥不可及的目标走去。尽管他再也不能顺利完成这次清政府交给他的使命，但他宁愿死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因为他说过：“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创业者必读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成败。正确的方式保障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举成功，错误的方式导致企业一败到底。而市场经营最忌首鼠两端，前后不一。首鼠两端，瞻前顾后难成大事；前后不一，随风摇摆破坏全局。
慈禧不自量力，为一己之私，盲目相信保守的大员、激进的臣僚，企图利用空有一腔热血却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这已经是大错特错。大错已经铸成，就应该想办法弥补，但是在列强大军压境之下，她不思补救之法，不顾无辜百姓，不顾国家尊严，仓皇出逃。为保全自己，出卖忠心的大臣，出卖热血的民众，出卖国家的利益，更是大错特错，不可原谅。清朝败亡，在统治者的荒唐举动中已经不可逆转。
这告诉企业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一定要有正确的经营方式，不可意气用事，不可盲目冲动。深思熟虑才可万无一失，敢作敢为方能赢得尊重。
经管真谛“说”
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创业者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挑战，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克敌制胜的关键。面对市场巨大的挑战和潜在的威胁，软弱退缩、惶恐不安都是不成熟的表现。这样的心理时常让创业者在竞争游戏之中风声鹤唳、不战而退，白白丧失许多机会。
企业处在危险之中，无论是胆小退缩，还是望风而逃都不是创业者正确对待市场挑战的正确方法。为了企业的后续发展和社会影响力，大胆面对，小心应付，细致分析，巧妙处理才是摆脱风险、走出危机的捷径。
八国联军开向北京，这是慈禧挑起的祸端。仓皇逃跑于事无补，只能打击民心，影响士气，增加列强嚣张气焰。慈禧必须依靠全国百姓，忠心大臣才可稳住局势。即使列强兵临城下，也应该是软硬兼施，极力周转。一味退让，自乱阵脚，必然加速局势的恶化。
2．谈判桌上的叹息，病榻上的泪滴：与魔鬼交换不如独自前行
与列强的谈判倾注了李鸿章的所有精力，沙俄的一些退让和示好让他感到成功在即。就在这看似又将以屈辱求和达成和解之际，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快速迫近。对此一无所知的李鸿章，甚至还在感慨沙俄的信义，考虑如何利用沙俄在列国中调停。完全没有想到，这位看似憨厚的“巨熊”会让他的谈判越来越困难。
俄国这头巨熊看起来愚笨、冲动，实际上做任何事情都是策划已久，周密安排。趁着清政府尚陷在《辛丑条约》谈判的泥潭中，它果断地开始了侵吞整个东北的活动。
对于富饶的东北平原，俄国垂涎已久，经过几十年的渗透，它比清政府还要熟悉这片黑色的土地。狡诈凶残的性格决定了它在拥有雄心之前必然先拥有计划，而义和团在东北的运动自然瞒不过它那双贪婪的眼睛，教堂被烧，教士被杀，铁路被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借口。
俄国陆军大臣库洛帕特金把这次义和团运动，看成了占领满洲的口实。得到天赐良机的沙俄在参加联军向北京进军的同时，1 5万等候已久的部队以保护铁路为名，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被北京局势牵制的清朝军队根本来不及作出任何的反应和援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沙俄这只巨熊，像进自己家门一样，把满洲之地变成了它熊掌中的食物。
在沙俄的兵威之下，清朝的军队一律遣散，防守的装备一律拆除。奉天、盛京成为沙俄的军营，清朝的龙兴之地成为沙俄的战利品。军事行动之后就是政治谈判，大军压境无非逼你议和，城下之盟无非割地赔款。
为了实现事实和外交上的双重占领，九月十七日俄军总司令阿历克谢耶夫逼迫清奉天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十月初九又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数日之间，一个“黄俄罗斯”矗立在东北黑土地上。
自从依靠俄国牵头干涉，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以后，李鸿章逐渐有了亲俄的想法，妄图借助这头亚欧的巨熊抵挡欧、美、日国家的瓜分，《中俄密约》签订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如果俄国真心联合中国，李鸿章驱“熊”吞虎之计尚有可为。但是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的俄国只是在与中国虚与委蛇而已，李鸿章对沙俄的期望是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
念旧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曾经有过良好印象的朋友。当这个昔日的朋友成了觊觎你身家财富的强盗时，念旧无疑就是很白痴的做法。尤其是当自己处于绝对的劣势，对这种“故友”抱有任何期望都是不真实的。被沙俄撕咬的剧痛，终于惊醒了尚存由俄国出面调停八国联军想法的李鸿章。
沙俄的做法刺激的不是李鸿章一人，还有与沙俄处处摩擦的日本。沙俄在东三省的获益，深深刺痛了日本。被沙俄搅乱了鲸吞东北计划的日本为报一箭之仇，指使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拿出“利益均沾”作为杀手锏，威胁清政府“若东省阴为俄有，英必占长江，德必据山东，日本亦不得不起争利”。
为了不至于因一俄而牵动各国，使各国生心，和局有变，解决沙俄问题成为清朝当局的重中之重，“殊深骇诧”的清政府责成李鸿章统筹全局，李鸿章迎来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屈辱的谈判。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沙俄向清朝提出了全面控制东北三省的“十二条”约稿。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禁运满洲军火，禁用外人练兵，控制东三省水陆，获取蒙、满、新疆金矿，建立入京铁路，用关税抵押铁路赔款。
其实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吞并条约，禁运满洲军火，即使沙俄从东北撤军，从此也可来去自如，不虞清朝长大之后有反倒清算的一天；禁用外人练兵，企图用沙俄的军官深入清朝军队，控制清朝东北驻军，防止其他国家势力进入东三省；控制水陆，列国再无进入东北的希望，清朝也无进出的自由，东北将成国中国，并吞之心昭然若揭；获取矿产是控制经济，掠夺财富的必然之举；建立入京铁路，清朝的心脏就完全暴露在俄国的尖牙利齿之下，一旦有变再无回旋余地；控制关税即实现了对东三省在经济上的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