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喝多了，话也天南海北起来。从程彪子，我们又回忆起大学时的美好时光。尤其是说起老大江海那段前绝古人后无来者的恋爱时，我又笑了。老大这人无论如何看来，都该是在情场上横刀立马的将军。而不会是一个情种。在八十年代末期，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西风呼啸着越过太平洋，女生们真正解放了，瞅着她们热火朝天的“消灭少女运动”，男同胞们往往夜里消灭少女回来，上了床就禁不住蒙着头大笑起来。那真是泡妞的黄金时期啊！女同学们多纯洁啊！只为爱情而献身。而现在，女孩子是不见钱不上床了！到了傍晚，就有一对对男女夹着床单往学校后面的树林里走去。每天早上，这片林子都会长出了一大片塑料蘑菇。
当然也有很多劣质蘑菇，导致一小部分鱼儿漏网，给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那时的江海雄姿英发，像一只发情的公狼，天天吼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虎视眈眈地在女同学当中窜来窜去。但在大二学期即将结束时，他突然被表演系一个女同学“迷”上了。说“迷”上，是因为他竟然搬出宿舍，和这个女同学同居了。更有甚者，他竟然意欲和我们一刀两断，重新做人。我们曾见过江海挽着这女子的腰在校园里散步的情景，应该说，那一刻应该叫做恩爱。这个漂亮女同学我也看不出比别的MM有何动人之处，但江海曾私下告诉我们，说她**功夫厉害极了。
水落石出是在一年以后。漂亮女同学毕业了。那是让我们永远感到耻辱的一幕：一个大腹便便头如塔克拉马干沙漠的男人开着奥迪来接她了，我们对江海说，快看，你老丈人来了。但漂亮女同学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公！”然后挽着如塔克拉马干的手上了车。这叫声不亚于一声惊雷，震得江海脸色煞白，两股战战，几欲跌倒。张胖子手疾眼快，扶住了他。
后来几天，江海就像呆子一样，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只是自言自语。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说服教育而无效后，我们悲哀地决定放弃他了。医生说，他只有休学了，如果效果好的话，一年即可恢复。
“你和江海还有联系吗？”张胖子说，“他后来转到滨州医学院，后来遇到了点麻烦事，再后来到了烟台A院，专门做妇科手术，名气很大，估计每天收的红包，也比我们一年的工资高。”
我边吃菜边问：“他做什么手术？结扎？上环？还是有痛无痛流产？”
张胖子说：“都不是，是专门做少女膜修复术的。”
我恨恨地说：“自从那次给了他一刀子后，我已经10年没遇到这狗娘养的了”。
三瓶酒喝完了，张胖子忽然瞅着我说：“吴乃你刚回烟台没多长时间，咱哥们，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你尽管安排，在烟台，没咱办不成的事！”
我说：“谁让咱们是同学兼死党呢！多谢了！”说完一饮而尽。
“对了，我找那个小姐，可是答应给人家钱的。”张胖子淡淡地说。
原本平静的心突然汹涌澎湃，但我依旧微笑着说：“多少钱？”
张胖子说：“那样的小姐，也不敢得罪我，不给她也罢。”
我又咧嘴笑了一下，那笑一定很虚伪：“那不行，你答应给人家了，不能失信。”
张胖子说：“就是，也怕她随便出去说，添乱。再有，一起去那两个兄弟也得意思一下。多了也不用，2000吧。”
我没作声，2000块钱，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呵！随手拉过王莱的包，掏出2000块钱扔给张胖子，然后在餐巾纸上写了一张借条，塞给王莱。
王莱说：“靠！”然后把那张餐巾纸擦了擦嘴，扔到地上说，“咱们哥们别来这个！谁成天只认这个，谁是王八蛋！”
张胖子的脸一下子紫如桌上的猪肝。
喝完酒后，王莱说他的红月亮休闲中心来了几个新鲜的小姐，请我们过去玩。张胖子搪塞了几句，说是晚上有事，算了吧。我说：“怎么当了区长了，就不与民同乐了？”
王莱说：“反正不用你花钱，你不去我和你急！”说完就拉扯着他去了。
红月亮休闲中心在朝阳街上，朝阳街是老烟台洋味最浓的一条街，至今在一座座二层小楼中，还可以看到许多丰乳肥臀、坦胸露乳的女子在酒巴、咖啡厅里徘徊。朝阳街的一边可以径直达到烟台山，一边是车马喧嚣的北大街，介于静与闹之间，自成一体别有一番风致。
我嚷嚷着要王莱把老婆张琳叫来喝酒，王莱不耐烦地说：“男人喝酒叫个老娘们来干嘛？再说她怀孕了，在家里休息呢。”张胖子说：“不能叫不能叫，叫来了非打起来不可。”说完朝旁边那个娇小的女子努了一下嘴。我这才发现王莱的袖珍小情人也在一边。这是个长得像南方女子一样的姑娘，身高不到160厘米，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娃娃脸，身材窈窕，齐肩发，笑起来两个酒窝很迷人，出去喜欢戴一幅墨镜，从王莱刚刚发迹时，就一直跟着他。
张胖子还是扭扭捏捏的样子，王莱唤来一个小姐，拉到旁边吩咐好几句，然后把张胖子推进一个小房间去了。
另一个小姐来拉我，我说算了，今天来月经了，不方便，小姐嘻笑不已。我说按按头吧，喝了酒挺头疼的。王莱说那不做了，找个按摩师来按一下。
我的头被按来按去，疼痛却一点也不减轻，一想起张胖子向我索取2000元钱的表情，我就心烦意乱。王莱也沉默无语。
王莱突然说：“你知道吗，我开这个店，以前每个月要给他2000块钱保护费的。”
“2000？！”我很惊讶。
“对，因为是大学同学，如果别人，至少要5000。”
“那现在呢？”
“现在不要了。”沉默了好长时间，王莱才轻轻说出这句话。我侧过头，看到有亮晶晶的东西从他脸上流下来。
“不要了说明还讲同学义气嘛！”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王莱很艰难地说，“他是看在张琳的面子上。”
张胖子从房间里出来了，我说你真是快枪手呵！张胖子笑了一下，说先走一步。然后就离开了。
为张胖子服务的小姐出来了，把手中用卫生纸包着的东西递给王莱。王莱拉开冰箱，把它放进去。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王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也让我的心逐渐沉重起来。有些事我不愿意想象，就像人遇到愁事拼命用酒精和大麻麻醉自己一样。但我能体会到，在王莱和张胖子之间，已不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了，另有一种隔膜存在。在我离开烟台的几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无从而知。
在大学时，我和张胖子、王莱是铁哥们，那时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妞同泡，有X同操。
张胖子家很穷，穷到无法言语的地步。他是从小吃红薯长大的。大学时，张军到食堂吃时，惊人之作就是捧着热气腾腾的馒头，感叹地说“小馒头啊小馒头，我就是冲着你来的！”然后一口气吞下四个馒头。
张胖子在大学时写过一篇散文，叫《岁月如歌》，从他口中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过如此饥饿的童年在这篇散文里，张胖子述说了他从出生到12岁前吃的内容。
早饭是玉米面饼子和地瓜，午饭是玉米面饼子和地瓜，晚饭还是玉米面饼子和地瓜。
老家在一个典型的山村，我家就住在半山腰。我出生在70年代初，其时，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玉米面饼子，就是饥饿。
将玉米粉碎后，再筛去外面那层粗皮，加入水、碱后，贴进热气腾腾的锅里，出锅后就成了饼子。贴饼子是一种技术。说它是技术，因为如果水和的多了，就会掉入锅底；水和的少了，却又会四分五裂。地瓜做起来很简单，扔进锅里煮就行了。
我一直对玉米面饼子深恶痛绝。饼子面从嗓子经过时，拉得嗓子冒火，难以下咽。因此，我宁愿吃地瓜。而地瓜吃多了，却又容易返酸水。
饭桌上除了饼子和地瓜，当然还有菜。冬春两季，吃的是大白菜，夏秋两季，吃的是花心菜（一种类似于大白菜的蔬菜）。花生油并不是随意吃的，因此菜经常不是炒着吃的，而是把菜切好后，倒进盆里，加上一勺子油、盐，放在锅里蒸。极其淡而无味。
因为各家各户从生产队分得油很少，有的家庭一年也只有几斤油，所以偶尔买一点猪肉的话，也要把肥肉熬成油，留着做菜吃。
曾经听说过有一位远房亲戚，我应叫她姑奶奶，她就着粗盐花子吃了一个冬天的饭。在我10来岁那年，她死在自家的小院里，被人发现时，身上已爬满了绿色的苍蝇。
因此，在整个童年，我时时感觉到饥肠辘辘。每当看到好吃的东西时，两眼就会放出绿光。
于是最盼望过春节，那时可以吃饺子，而且一连吃上好几天。感觉饺子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了。听大人们讲故事，说李自成起义进了北京，天天过年，一连过了十八个年。我就暗暗想，那多好，天天可以吃饺子。
而且，每当看到有吃馒头的人，我都对他们恨之入骨。
我想把他摁在地上，狠狠揍他一顿，把他的馒头扔到厕所里去，或是，给他的馒头抹上一层屎。
王莱家在青岛，父母都是军医，从小是吃婴儿乐饼干长大的，属于张胖子想把屎抹到他馒头上的那一类人。每一次王莱回家，都带回大包小包的罐头、午餐肉之类，让我们大快朵颐。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不大不小的官，家庭条件也算好，但小时候也吃了不少苦。父亲坚信，活得贱才好养。
大学时，尽管父母已经到吉林去了，但青翠里的房子并未交出。周末时，我经常带张胖子和王莱到我家去玩。张胖子第一次进我家，嘴就变成了O型，他作出夸张的表情说：“你家的房子好大好大哟！快抵得上我们那儿的饲养院了！”我说：“你们那儿的饲养院肯定挺小的，要不把你饲养得这么瘦？”王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端出一盘苹果，削好一个递给王莱，再削好一个时，才发现张胖子不见了。
他上洗手间的功夫，在我家迷路了。
张胖子说：“如果我早出生几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来造你们家的反！”
“或者再早一些，”张胖子露出向往的神情，“打土豪分田地，我带领赤卫队把你们家都抓起来，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斗地主分浮财，我最好分到这幢房子，把全烟台最漂亮的地主、资本家的女儿都娶来，让他们给我生一个连的孩子。”
王莱很讲义气。有一次张胖子的饭票丢了，就吃我和王莱的。饭票不够，王莱把他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钱全用来买饭票了，为此，女朋友哭泣着和他分手了。
张胖子也很哥们。但他的这种哥们义气不是盲动的，他极有政治头脑。若干年后，我对张胖子的政治头脑依旧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像佩服王莱的经济头脑一样。而我自诩比他俩强的，是泡妞的头脑。
餐厅有一个大个子很坏，好象从来没见过女人，卖饭时往往给男生的少，给女生的多，不管那女生丑得多可怕。有一天早晨到餐厅打饭，因为饭多饭少的问题，我和打饭的大个子吵了起来，我把油条大饼从窗口外摔到大个子身上，王莱踮起脚直接把一碗滚汤的稀饭倒进他脖子里。
几个人从里面冲了出来，把我和王莱按在地上，要把我们送到政教处去。这时张胖子只是站在一边，什么也没有说，更没有动。
大个子手持菜刀冲出来。周围的同学都吓呆了，张胖子爬到餐桌上高声喊：“伙房师傅打学生了！伙房师傅要拿刀杀学生了！”然后他跳下来，把大个子扑倒在地，周围同学涌上前去，把大个子和那几个人打成半死。当天上午，学生会就酝酿组织罢餐，学校及时得知此事，把大个子和那几个人开除了事。原本是我们无理的事，被张胖子一搅和，我和王莱成了受害者，有幸在校医院赖了两个周的床。这件事对我们最大的恶果是，再也不敢装病了，因为我们一看见病号饭就恶心。
人与人，难道真的只可以共贫贱而不可以共富贵？6年过去了，如今的王莱，那个热血沸腾的愤青，早已激情不在，他只关心自己的股票又涨了多少；如今的张军，那个侠义心肠的山东大汉，已经成了一个诈取**、小偷甚至兄弟们钱财的人；而我，只留恋于大街上来来回回的美腿丰臀，只关心今天晚上，能在谁的床上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