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纪晓岚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博得了百姓的尊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夏，京南河间、东光、宁津一带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清史稿？灾异志》)。五十七年(1792年)，畿辅数府又逢春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灾情甚为严重。就在这年春天，纪晓岚第四次前往热河校阅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他们一行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出发，二十五日到达避暑山庄，二十七日开阁校书。因为要赶在五月中旬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前校完，所以他们夙兴夜寐，尽心竭力，整整花了一个月，才于四月二十七日将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校毕，然后匆匆回京复命。返京路上，正值芒种，然而，收刈者却和荒田里的庄稼一样少得可怜，倒是逃往关外谋生的流民，携家带口，饥渴号呼，不绝于途。五月初二，纪晓岚风尘仆仆回到京师，发现这里更是人满为患，难民们或沿街乞讨，或打工糊口，或鬻儿卖女，人情汹汹，社会为之骚动。
本来，朝廷已同意从北运京师的漕粮中截下五十万石，留作河间等四府赈灾之用；后来又增拨二十万石，并发放赈济金八十万两。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次贫之户，尚能坚持待赈，而近京极贫之户，早已背井离家，蜂拥入城，数以万计的难民嗷嗷待哺。京师原有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所设十个粥厂，每天煮米十石，用以济贫。可是，自六月到十月，为期尚远，许多难民已经米粥不继，生命垂危。纪晓岚目睹此状，赶忙趁乾隆帝未启跸之前，上疏一本，请求先在京城官仓内酌情支取数千石，自六月中旬即行提前施赈，每天每厂煮米三石，好让羁留京城的难民能及时获救，不至于闯关远去，耽误明春还乡耕作。到了十月，于原额十石外，加煮三石，仍到三月二十日止。疏中，纪晓岚言辞恳切，剖析明当。“疏闻，下廷臣议，从之。”就此疏而言，的确是纪晓岚顾恤苍生、使乾隆子惠黎元；其实内中尚有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庙堂之上不便高谈阔论的原因。这层意思，纪晓岚曾半遮半掩地巧借狐笔流露过一些。
三、着书立说，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
《滦阳续录》卷五第十七则，记述了一只颇似战国时替孟尝君千金市义的冯谖式的智狐：它于岁欠之年，幻化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却“闭不肯粜”的主人翁，将历年储备，尽贷乡邻。在铝绐主人翁的一张纸条上，狐笔这样写道：“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
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平？”虽是“狐言”，却非乱语。正是基于这层认识，上自皇帝君王，下到地主老财们，才会逢灾施善，遇难解囊，明处落好，暗里调协缓和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这层意思，在一封名为《寄弟秀岚(遇水灾宜急筹放赈并施药防疫)》的信里，讲得更明白露骨：
“若不散放急赈，灾民不甘坐以待毙，蜂起而为走险之谋，则城市中之宦家富室，亦难高枕而卧矣。”话中道理却颇可资鉴。
体恤民情也好，缓解矛盾也罢，放赈在客观上总不失为一场周济难民的及时雨；何况纪晓岚对这次施赈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当赈济开始之后，他发现某些监赈御史，玩忽职守，不亲自督办，而是假手胥吏。那些人不顾灾民生死，只图中饱私囊，影响极为恶劣。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纪晓岚，眼看着自己上疏请求下来的赈粮被盘剥贪污，怎能不火？于是一本参上去，监赈御史们“治罪褫职有差”(清？李宗防《纪文达公传略》)。对能尽职尽责的好官，纪晓岚也不忘褒奖；监察御史王尧恒就是其中的一位。王尧恒，字秀岩，冀州南宫(今属河北)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当时他分管广宁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大井。此地路当交通要冲，流民络绎不息；而王尧恒指挥臂画，尤为尽心。负责稽察的纪晓岚起初以为王尧恒“籍隶南宫，情笃桑梓耳。”后来才知道，秀岩有一年逾七旬的老母在堂。刚开始，王秀岩每过几天，总要在傍晚时分公事办完后，快马回家探视，并给老人带些像样的饭食。老夫人每回都斥责道：“民转徙如是，圣天子忧民又如是，汝苟夙夜勤劳，使均沾实惠，我虽日不再食亦甘心，仆仆来往何为？”秀岩孝敬父母，言听计从，故而不敢再回去，一门心思扑在监赈上面。纪晓岚以后和同事们谈及此事，除了表扬王秀岩仰体圣心、用力经理之外，更对有古贤母之风的王老夫人赞叹不已。
这件事的不循旧规、善始善终，成了政绩平平的纪晓岚一生中的亮点。十一年后，纪晓岚的学生汪德钺在纪八十寿诞时写的《纪晓岚师八十序》中，特别言及此事，甚至拿它与宋代名臣范仲淹、陈尧佐二人的爱民事迹相提并论。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带旱蝗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尽快遣使巡察，满朝上下无人响应，范仲淹乃借机私下单独向仁宗“求教”：“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闻听“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宋史？范仲淹传》)。又据《宋史？陈尧佐传》，尧佐出知寿州(今安徽寿县)时，岁逢大饥，尧佐“出奉米为糜粥食饿者，吏人悉献米至，赈数万人。”纪晓岚的为民请赈，的确和范、陈二人慈爱为仁的育民思想很相似，所以不枉学生的高度评价。再后来，赵尔巽等也把此事当作人生事迹之典收入了《清吏稿？纪晓岚本传》。为民请赈一事，虽然是纪晓岚一手拟请操划，他却毫不居功。
他后来在作品中唯一一次提到此事时云：“乾隆壬子，畿南四郡麦不登。
皇上轸念灾民，既发帑币八十万、仓谷七十万，命有司溥赈；复虑就食京师者或窘生计，诏五城分设饭厂十，又于城外增设饭厂五，各以御史董其事。”(《德宏王公合葬墓志铭》)把功劳全数让给了皇上，自己并无半点矜得之意。
尽管纪晓岚的这次上疏，使得赈期较往年提前了一百多天，并额外多赈了八千四百石粮食；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刚够塞牙缝儿的。由于灾域广、灾期长，即便是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到五十八年正月，朝廷对灾区多达十余次的免赋赈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大部分地方仍然像这一年的沧州一样，“大饥，野多饿殍。”
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却记载了人吃人的真实事件：
《滦阳消夏录》卷二第十九则载，明末，山东、河南发生旱、蝗大灾，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官府也无力禁止。当时，将妇女、儿童反绑起来，公开在市场上出售，称之为“菜人”。屠者买去以后，像割猪、羊一样，随意宰杀。一次，周氏之祖从山东东昌做买卖归来，中午在一个饭馆里用餐。厨子说：“没有肉了，请稍等。”只见他拉着两个女子进了厨房。厨子高声呼叫：“客人已经等了很久了，先取个蹄来！”只听一声凄厉的长号，周某急忙闯进厨房，见一女子已被活活割下右臂，正疼得在地上打滚，另一女子早已吓得面无人色。这惨绝人寰的悲剧，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数处记载。纪晓岚一生博学多闻，为官清正廉洁，主张“为官办事，顺乎民情，酌乎事势”。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在那种伴君如伴虎的年代，有如此政治见地非常难能可贵。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奸臣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大臣许多都趋炎附势。在上有皇上、中有奸党、下有民情的形势下，纪晓岚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机敏智慧、上得宠幸，中保哲身，下体民情。生活在这种夹缝中，养成纪晓岚诙谐的性格是不难想象的。
纪晓岚一生，既有得宠于皇上的喜悦，也有遭祸被贬的悲愤，更有体恤民情的心酸。因此他在乾隆五十七年任礼部尚书时，一次在上书房中值班，十分诙谐地模仿陶渊明作了一副自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也算是纪晓岚一生真实而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