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看看一个美国的爸爸是如何培养他的儿子遵守规则的，怀特每一次晚上出去，爸爸妈妈都叮嘱他，必须在10点前回家。
但是有一次，怀特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回家，是后半夜才回来的。回家时怕父母发现，就从后窗跳进屋子。
第二天早上，爸爸见窗下有一个凳子，就把怀特叫起，说：“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不是怕你会摔伤，而是说别人发现有人在跳窗子，就有可能开枪。”在美国，这是最危险的。
然后，爸爸又重申了按时回家的规定，并告诉他这样做的道理。
年老的祖父意味深长地说：“孩子像牛一样长得越来越大，需要的牧场也越来越大。但不管牧场大小如何，我们还是用栅栏将牧场围起。”
生活不能没有规则。规则就是人生的红绿灯。这看起来是在限制，实质是在保护。红绿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官。如果没有控制，整座城市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也一样，没有“红绿灯”的限制，将会无法无天，闯下大祸。
中国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一次和几个朋友在瑞士公园里散步，上厕所时，听到隔壁“砰砰”地响，很是纳闷。出来后，一位女士着急地说，儿子进厕所十几分钟都没出来，她请他帮忙看一下。龙永图折回到洗手间，打开那“砰砰”作响的隔间，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在弄抽水马桶，却怎么也冲不出水，累得满头是汗。你看，小孩觉得上厕所不冲洗违反了规定。因此，尊重和遵守规则是一种教养、一种风度、一种文明，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品格，没有这些，便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立足，没有规则，社会也无法得到和谐与安宁。
从大地震中看日本人的秩序
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中国记者，我总会想去寻找令人痛心的真情故事。但在日本灾区，这样的预判经常失灵。
地震第二天，东京市区尽管地铁班次减少，且屡屡晚点，但人们并无异动，依然井然有序地排队，不少人还手拿口袋书认真阅读。日本朋友告诉我，这与平日基本没有差别，淡定从容。在羽田机场等候飞机时，我遇到一个北海道的老年人旅游团。如果正点，他们在头一天下午6点钟即可起飞。地震一来，航班取消，他们只能在机场过夜、等候。聊起这些，老人们并未流露出焦急、抱怨、忧心的情绪。就在我与其中一名老头聊天时，他旁边的老妇人则旁若无物地做着智力游戏题。
车站，商店，宾馆，到任何一个地方消费，仍能享受到上帝般的服务。所有工作人员都展示出日本式的微笑，轻声细语，耐心周到。
停水、停电、食物紧缺日本东北部乃至东部是普遍现象，但我从未看到混乱、嘈杂、哄抢的场景。到达久慈市时，首先去市政府了解该市受灾情况。
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排了两条队，人们手里拿着大小不一的水桶。队伍前方，各有一辆军车，身穿迷彩服的自卫队队员正蹲在水罐前给人们装水。天很冷，所有人都在安静等待，没有谁探头探脑地朝前张望。
到超市买食物，人们经常是失望而归，但日本人依然安然如常。
宫城县气仙沼避难所内，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们，我采访过的七八个难民，没有谁将重建家园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也没有谁抱怨政府照顾不周。面对照相机，他们举起拳头为自己加油，而不是流下眼泪沉入伤悲。
距气仙沼不远的大船渡市是另一个重灾区，也是中国国际救援队支援的第一站。市区内屡现车龙，逆向车道即使空无一车，也没有车摇头摆尾左右乱窜。
在废墟中穿行时，偶遇69岁老人胡口穰。海啸中，他的房子被推到100来米外的山脚下。他这次回“家”，只是想找出几本厚厚的相册，那里存储着他和家人曾经的幸福记忆。
翻开相册，老人眼眶湿润，但泪水没有掉下来。与我道别时，他微笑着说“注意安全，加油。”
老人佝偻着腰，提着两塑料袋相册渐渐远去。他的身影渐渐远去，那份隐忍却令我无法忘怀。
见证过多国难民的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们感叹，日本人了不起，用平静与微笑展示着令人尊敬的坚强与乐观。
震撼中国网民的日本“国民秩序”，从何而来?除了防灾意识深入人心、政府防灾经验丰富之外，还可以从民族的性格、公共教育等方面找到答案。
“这样井然有序而又全民互助的一个社会，让人非常感动。”尽管已在东京生活了多年，沈洁全家仍对日本国民在大地震中的表现非常深刻。
9.0级强震下的日本，海啸滔天，核辐射危机笼罩。
截至东京时间3月14日19点36分，避难民众已升至55万人。然而从电视画面，从图片，从文字，我们所看到的日本国民，却理性而从容，近乎苛刻地遵守着公共规则。
震撼中国网民的日本“国民秩序”，从何而来?除了防灾意识深入人心、政府防灾经验丰富之外，还可以从民族的性格、公共教育等方面找到答案。
微博里的震撼
微博世界里，中国网民对日本国民在大地震中临危不乱的秩序，表示由衷的钦佩，甚至有网友用“震撼”一词表达敬意。
名为“权静”的网友转发了其在日本的朋友的微博，“几百人在广场避震完毕，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服务员在跑，拿来一些毯子、热水、饼干，所有男人帮助女人，跑回大楼为女人拿东西，接电线、放收音机，3个小时后，人散，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
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微博上记录：看了下仙台超市的价格，4个橙子或者4个苹果100日元(记者注：3月15日，100日元可兑换约8元人民币)，一袋包装好的蔬菜100日元，5公斤米1800日元。
她发的另一条微博描述，仙台大型超市门口的长龙已经看不到尾，超市工作人员把有限的货品摆到门口，提前营业，还推出巧克力和糖果给排队民众。所有物品都没有加价，不过民众限量购买。
在一幅照片里，避难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坐在扶手电梯的两边，自觉留下中间的过道。这个场景，也让中国网民对日本的国民素质大为称道。
而常驻日本的华人，对于日本国民的理性、冷静和对公共秩序的遵守更有着切身的感受。
李晓牧是旅日华人作家，3年前，他在东京买了一栋3层小楼，可抗8级地震。3月11日下午3点46分大地震发生时，距离震源300多公里的东京地震强度也有5级。李晓牧的小楼也在地震中明显摇晃。
随后，他和太太去附近的幼儿园里接孩子，那时，街上到处是救护车、消防车和如织的人流。这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如果没有地震，大部分公司职员、公务员等都即将乘搭电车赶赴约会或回家晚餐。
李晓牧在东京著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开了一家料理店，虽然地震发生了，他也要在下午5点前赶过去开业。但这天打不到计程车，他只好随着人流挤向巴士站。
平时，他乘坐电车从中野到新宿只需要20分钟，而这天用了1小时20分钟。
这时候，余震仍不断，巴士也在摇晃。车站、商店、街上到处都是人，但“没有人惊慌，也没有人吵闹”，大家“像过一个正常的周末似的”，安静地在商店、巴士站前有秩序地排队，也有很多人驻足在电视画面前看灾情报道。
素质，就是习惯成自然
“素质”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有三种释义：一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二是指素养;三是指心理学上说的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笔者在此谈的“素质”，也称“修养”，指一个人在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所达到的一定的水平，以及由此养成的正确的、练达的待人处事的态度。我们平时说到或听到的诸如“这个人真没素质”或者“你看人家的素质多高”等，就是取上述第二种释义。
在笔者看来，素质，就是不用提醒。
举个简单的例子：笔者当初刚学开车考科三的时候，根本没有系安全带的意识，当时考官非常懊恼地说：“你们怎么都不懂这个?上车先系安全带，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且按规定不系安全带是要被扣分的。现在的我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驾驶车辆，坐到驾驶位上第一个反应就是系安全带，至于“起动按喇叭，停车拉手刹”等常识性的东西根本不用别人提醒了。其实，初考驾照的人没有谁有这样的素质，都是需要一次次提醒的，因为都不具备相关的理论、知识等水平。但是在经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之后，也就逐步具备了相应的素质。
因此，我们可以说，要想在某一方面具备相当的素质，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之后自然养成的，是不需要提醒的。比如，经常搞礼仪的人，对各种礼仪就非常在行，别人操作起来不当之处就会多一些。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谋篇布局、选词造句方面自然比工人农民更加熟悉。而农民绝对不会将麦苗看成韭菜;到花卉市场我们很多人恐怕对好多花卉都叫不上名字吧?
现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都有相当的素质，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具备所有的素质。但是，有些方面的素质，就像是吃饭走路一样，是不需要怎么学习的。比如随地吐痰或随地大小便——我们不妨称之为基本素质——是非常常识性的素质，人人都应该具备;即使是再不讲究的人，如果站在金銮殿上也不会随地吐痰。进一步说，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素质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的。
素质的养成，除了不断学习、实践和环境影响之外，最有效的还要靠制度。笔者曾经到永煤集团正龙公司城郊矿参观学习过，人家整个矿区很难发现一粒烟头或废弃的白色垃圾，因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并且能够落到实处的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城郊矿的职工都不吸烟或不吐痰，但我更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有了吸烟或吐痰的想法之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制度。就这样一次、两次……久而久之，在我们的眼里，他们的职工就具备了这样的不用提醒的素质。如同“坚决服从命令”是一名军人必须遵守的条令一样，无论你原来是什么的干活，一旦进了军营，就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制度(条令)使然。联想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也是如此，长期从事某一项劳动，对其操作规程早就应该耳熟能详，所以按章操作的素质根本就不用提醒。所以希望我们的干部职工都具备这样的素质，一个这样、两个这样、三个这样……大家都这样，难道你还担心我们的安全工作做不好?!难道你还担心我们还有做不好的工作吗?!
主动担是按章办事最高境界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环境的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甚至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
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高质量的社会制度，而对社会的各级组织而言，为什么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为本身就衍生和维护这种高级别制度的实践。
道德的行为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尽可能避免伤害到相关者的利益，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管理者和企业不这么做又会怎样呢?他们在使利益相关者获益和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上肩负着哪些责任呢?社会责任是指一名管理者在做出培育、保护、提高、促进利益相关者乃至全社会福利的决定时，所肩负的义务和职责。从不同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一家公司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一家企业承诺对社会负责的程度有高有低，其中最被动的方法是防御法、选择这种方法的管理者不愿对社会负责。防御法是指至少口头承诺不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采用防御法的管理人员都严格遵守法律的要求，丝毫不敢违背。而采用积极法的管理者就是积极主动地对社会负责的一批人。他们竭尽全力了解不同利益相关集团的需要，并且很愿意利用组织的资源去扩大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惠普、宝迪、麦当劳和强生公司的管理者就属于此种类型。他们在致力于环保、废物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少用或避免在药物和化妆品安全测试中用动物做实验、降低犯罪率、扫盲和扶贫等事业方面都走在最前列。
管理者和企业有责任感的行为会带来许多有益之处。首先，企业承担对员工的部分资助可使员工和社会受益。其次，如果全社会的企业都负有社会责任感，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将有所提高。实际上，一些管理学家坚持认为，企业对其雇员做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公民的道德观。那些企业有较强责任感的国家的犯罪率和失业率相对较低，公民受教育率相对较高，而且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观又促使不同的人可以和睦相处。企业必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可以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行为中获益，这种益处或是贸易额的增加或是利润的上升。
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是检验管理者行为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又一种方法。管理者们用自己的道德观影响着自己的行为，而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又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在社会责任问题上是否采取前摄的态度。企业的道德规范也可以影响管理者维护其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尽职程度。诸如强生等一些公司在矛盾显现时，视公司的道德规范为唯一可遵守的政策并用它来指导他们的决策。还有一些企业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只是口头文章，空喊口号。结果问题出现时，这些管理者首求自保，其次才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受到的影响。所以这些管理者所谓的保护企业的利益实际上不过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包括他们的工作、红利、事业，以及利用企业共享资源为个人谋私利的能力。
有证据表明，从长远意义来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可以使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企业利益相关者受益最大。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富有责任感的公司投资风险小，盈利能力高，拥有高的忠诚度和良好的声誉。这一切都促使包括顾客和供应商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们愿意与他们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还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他们鼓励这些公司进驻他们所在的城市，还提供一些激励企业发展的措施，如降低税收、修建公路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环境的作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甚至全社会带来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