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从周文王以后唯一的以大学者的身份而成为皇帝的人王朝的人，王莽几乎是孔子的另外一个版本，像这样书呆子式的皇帝“理想主义者”，中国历史上也只此一例吧。
篡位是无疑的，只是当时确实得到了上上下下大多数人的支持。至于他的政策，说复古可以，说超前也未尝不可。
归根到底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一代大儒（他死的时候很多儒生和他一起殉难），只是政治上太幼稚，掌权前给人过高的希望，掌权后又给了人太大的失望，落差巨大也是他身败名裂的原因之一。光有好的愿望及理论上良好的政策，却不考虑实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结果是比不实行这些政策更加糟糕。王莽的例子应该让后世激进改革者引以为戒。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对未来的憧憬，可他不是我们所论及的。我们要说的理想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大同”，“乌托邦”，他叫人丧心病狂，为此不惜白骨于野，血流成河，而赞歌不绝。
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王莽也应该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处处被他的理想愚弄，反过来，他有处处拿这个理想去愚弄别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感受到为理想奋斗的快乐，西汉帝国的乱摊子终于被他理出个眉目来，这不是理想的力量吗？但是作为西汉的掌舵人，他却又必须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时时感到现实总在迫使他用理想所不允许的手段去实现理想。理想让他“仁”，他常常却“不仁”，理想让他“义”，他却常常“不义”，理想让他“礼”，他常常是“非礼”；理想让他“智”，他常常把它变成“诈”；理想让他“信义”，他却常常“背信弃义”……
王莽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下野时竟有成千上万的人为其请愿诉冤。他为西汉后期的积重难返的政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那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当他和平夺权，避免了“亡，百姓苦”的悲剧，荣登大宝之际，他便把自己的理想赴诸实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憾的是王莽失败了。王莽新朝的没落，也摧毁了王莽一世的美名。
王莽起初绝没有想做什么皇帝，事实也正是如此，王莽直到30岁，才凭借他是当朝王太后侄子的身份，被封为新都侯。此后，王莽发奋努力，步步高升。再是春风得意，他人生的最高目标也不过是想效法周公，做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
所以，在那个穷奢极欲、纲纪崩溃的时代里，王莽就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动人的造型。他恭俭勤政，大义灭亲，准确地俘虏了民众之心。有人说王莽是在处心积虑地篡位，但实际上，他更像是被民众一步步推到皇帝的宝座。
如果不是后来的朝政没落，王莽注定是一世明君。然而，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众可以用最华丽的语言为你歌功为你颂德，民众也可以用最恶毒的词语来咒你来骂你，直至要你的头颅。王莽成了后世唐太宗警世名言的最好印证。由于朝代的灭亡，王莽亲政的所作所为，良苦用心，一概被曲解成另有图谋，于是“篡逆”这个盖世罪恶顺理成章地戴到了王莽头顶。
王莽的失败，原因决不是后人评说的人格或道德问题，而在于他的理想主义，在于理论脱离实际的天真幼稚。而这，又归因于他的书生意气。在王莽身上，书生影子远比政治家影子浓重得多。
你看，他坐上皇位后，竟是那样的含辛茹苦，那样的殚精竭虑，那样的拼命奋斗。他俯视天下，心中涌起的是满腔慈爱。他要对得起可爱的子民，于是激情燃烧，日夜工作。他召来博学的大臣儒生，像一群考据学家，在语焉不详的经书中艰苦跋涉。于是一项项措施出台了。
皇帝老爸王莽出台的措施不可谓不英明，请看：
一、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
二、禁止奴隶买卖，让三十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三、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铁，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
四、从皇帝到百官，都实行浮动工资制。百姓丰衣足食，工资就高；百姓饿肚子，官员也要跟着饿。
五、改革了全国的官名。
六、严惩官史腐败，建立举报制度。
这确实是一套理想主义的施政纲领。
然而，王莽的理想很快到了爪洼国去了。聪明的王莽，此时已经在皇位上坐得糊涂到了极点。他把自己当作了凡夫俗子，把天下黎民视作了圣人。然而，民众看到高高在上的王莽，却是越看越恐怖。他首先得罪了富豪，因为他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他竟然连百姓也没讨好，因为老百姓虽然得取了土地使用权，但他们更想要土地所有权。就连无地的农民也并不领王莽的一番情意。
结果天下并没有出现王莽脑子里想象的大治，惹来的却是一场天下大乱。固执的王莽，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的王莽，彻底地站在了民众的对面，自然而然地步了商纣后尘。在对待农民起义上，王莽更像稚气十足的小学生。
结果，他的头颅被切下来，尸体被砍成了碎块。头颅先被悬挂于城楼，后又当作皮球被众人踢得稀烂。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剁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人们的心头之恨。
这就是天真的王莽，就是书生做皇帝的悲惨下场。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教人如此。王莽是最典型的牺牲品。所以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的道德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十 王莽晚年为什么忽然“好色”了
历代史官，无不对王莽口诛笔伐，认为他是外戚篡位，是伪君子兼窃国大盗。中国文人要丑化谁，必定从道德、人格方面大做文章，尤其在女色方面，更要死死地揪住小尾巴。
如果来讨论一下王莽的知识结构，王莽他是一直笃信儒家的，他做梦都想成为入世君子，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的“复古”理想。儒家那些行为规范，事无巨细，婆婆妈妈，王莽一点儿都不介意，力图身体力行，做到极致，正像《论语?雍也》所标榜的那样：“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尽管王莽权倾一时，他对女色，却比较有分寸。据《汉书》交代：汉哀帝登基之初，王莽被贬回封地蛰居。闲得无聊，他曾****过身边三名小丫鬟，分别是：增秩、怀能和开明。三名丫环都怀孕分娩了，怀明生下儿子王兴，增秩生下儿子王匡、女儿王晔，开明生下女儿王捷。这些女人、孩子，全部留在封地上，直到王莽那四个名正言顺的儿子都死绝了，他才考虑提携当年的“私生子”。
“****丫鬟”，的确挺恶心。问题是，“****”这个词儿，从何说起呀？莫非有人日夜跟随王莽，一笔一笔作过“起居注”吗？既然没有真凭实据，又怎知那三个丫鬟，不肯和王莽同床共枕，不愿为他生儿育女呢？
历史，不能脱离具体环境，西汉，奴婢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只有依附豪强，混一口饱饭。当然，也不该奢望汉朝的女奴们自由恋爱，私定终身。不说她们的身体，即便生命，也死死地捏在主人手心儿里。如果说，王莽睡了三个小丫鬟，便定性为人面兽心，大逆不道，这或许对于当时的“道德观”来说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强加于人的故事，还有呢。《汉书》写道：王莽刚做“骑都尉兼光禄大夫侍中”那会儿，曾在市场上买回一个丫头，叔伯兄弟们听说之后，便纷纷跑来观赏。王莽为了掩饰自己玩弄女性的劣迹，居然灵机一动，谎称：“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后代，我早就惦记他了。有人告诉我，这个丫头身体不错，将来，肯定会生儿子。所以，我替给他买了下来。”当天，王莽就把丫头送给了朱子元。
写完这一段，史学家班固老先生居然冷冷地加了一句：“其匿情求名如此。”这话什么意思啊？莫非春秋笔法，针砭王莽“矫情饰行”吗？多少王侯将相、达官贵人，都可以妻妾成群，左拥右抱；唯独王莽不行——无论动机如何，他买进了一名侍婢，就是打算“行淫”。
纵然将丫头转赠他人，也属“匿情求名”。退一万步说，王莽花钱“****”又能怎样？谁不是血肉之躯，谁没有七情六欲？皇皇史册，强词夺理，甚至像小说家那样“合理想象”，恐怕，这恐怕难以服众吧。
《汉书》记载王莽玩弄女性，仅有一处：“（更始元年，即公元23年）（王莽）进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此时，岸然道貌的新朝皇帝——王莽，终于滚进了美人堆里。
王莽，号称正人君子，为什么会沉湎女色，难以自拔呢？请不要忘记，他所处的特殊环境，其实，就是进退维谷的“绝境”：王莽新政，已经拐进了死胡同。天下敌兵四起，他眼前只剩下了一个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烂摊子。刚刚传来消息，汉朝宗室刘玄，已大封百官，南面称帝。他们的军队，将宛城围困得水泄不通。
宛城与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均”，所谓“均”，即指市场管理。可见，宛城是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与军事要塞，一旦此城失守，等于摘走了长安的大门。王莽惊出了一身冷汗，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做出一种“外视自安”的政治姿态，他不得不“染其须发”，和美丽的姑娘们厮混，努力扮演一个“风流天子”。迫不得已，才行此下策——拿美人，当疑兵。看来，当时王莽的确是走投无路了。
十一 皇帝老爸王莽改革的是与非对与错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改革，它们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形形色色。大体而言，既然称为改革，必然是革故鼎新，革除旧的东西，创建新的东西，着眼于向前看，致力于创新。如果着眼于“向后看”，致力于“复旧”，那还叫改革吗？你先别惊讶，历史上真有这样的改革，那就是王莽的“托古改制”，一场轰轰烈烈的“向后看”的“复旧”改革。
如果要按“好人坏人”模式来划线的话，王莽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坏人”。但是在《汉书》里面，他完全被丑化了、扭曲了，被描绘成一个乱臣贼子，一个虚伪做作的伪君子。什么道理？因为王莽建立的新朝，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东汉的君臣们，把他看作篡夺汉室政权的野心家，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好评价。
然而，透过史官春秋笔法的字里行间，人们依稀可以看到王莽的本来面貌。在当时贪污成风的政界，他是清廉的，特立独行的，甚至多次用自己的财产接济下属和贫民，自家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夫人穿着朴素得像个仆人模样。他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婢，他为了表示以身作则、法不阿贵，竟然勒令儿子自杀。《汉书》的编撰者以为这是在表演，在作假。人们要反问一句：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岂不很好？至少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当时的人民把他当作“圣人”、“周公”，当成“救世主”，看来还是出于真心诚意的。仅仅依靠御用喉舌、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声势的。
我们为他讲几句好话，并不表示他一切皆好。对于他的“托古改制”，我们无论如何是不敢恭维的，因为他的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是在“向后看”，是在“复旧”，或者说是在逆潮流而动。
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日本东洋史前辈内藤湖南说：“当时在学问上，是以古代周公所行的政治为模范。王莽最为致力于学周公，以至于打下篡夺帝位的基础，都是模仿周公。”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出谋划策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刘歆，就是新朝“国师公”。刘歆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理论，用来“托古改制”。为什么叫做“托古改制”呢？因为改革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从《周礼》中寻找理论根据。
《周礼》这本书，顾名思义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以王莽对于古文经学的迷信程度，以及对周公的崇拜，他当然相信《周礼》体现的是周公的思想。何况他的首席顾问兼智囊人物刘歆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在一旁推波助澜，更加坚定了“托古改制”的步伐。于是，他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楷模，亦步亦趋，忘记了因时制宜，显得迂腐不堪。他显然忘记了，汉宣帝当年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我们汉朝有自己的制度，那就是法家霸道与儒家王道同时并用，怎么可以单纯使用儒家的德政，沿用周朝的那一套？这应该是一句至理名言。几百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即使周公多么伟大，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未免迂腐、背时！
王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
早在汉武帝时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度，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但是，井田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董仲舒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不过是经学家按照《周礼》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而已，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更加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他郑重其事的以诏令的形式向全国宣布：把全国的私有土地收归国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实行土地改革，按人口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
这纯粹是经学家闭门造车的空想。且不说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全国的耕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早已成为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的。这种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有的土地制度是合理的。
王莽的其他改革莫不如此，都是按照《周礼》进行的，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搞得一团糟，社会趋于崩溃。持续几年的“托古改制”，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