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随着官位日高，名声日重，抬轿子的人多了，赞扬的话也多了。但是，人们对他的要求更高了，因而责难也多，宽恕则少了。因此，曾国藩总是低调做人，谨慎做事，得以成大器。
宁肯缓进，断不轻退
“不求速成”并不是说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可以不紧不慢没有紧迫感，而是说要稳健、成熟地做好成功前的准备，创造好成功的充分条件，使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曾国藩平生以稳健著称，即使泰山压顶也不为所动。在行军打仗上，曾国藩一如其做人做事，也主张求稳，他的座右铭是：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开仗必有准备。
曾国藩常常告诫诸将说：
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绝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后者是不得已而用之，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弊病为第一要义。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弊病的情形下，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敌方所识破。不要让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可破敌方的漏洞。
在围攻天京城时，曾国藩给前线的九弟曾国荃写信，叮嘱他：如果不是有极大收获或把握，我军不必出壕接战，仅是稳妥地考虑自保，应能确保无忧。同治元年（1862）7月22日我军出壕一战，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里直扑腾，大约是我一向气魄胆量不够的的缘故吧。连日阴雨，寒冷阴森，气象不佳，深望老弟一定不要追求出人意外的功绩，只求稳妥的着法。这是最重要的嘱咐。
当攻打天京的各种方略集中到曾国藩手上时，他一概拒绝，而只用稳着。最初，李续宜向胡林翼建议，用船载陆师直下焦山，出其不意，急捣苏、常。这是兵法上的出奇制胜。胡林翼对此十分欣赏，建议曾国藩采取。曾国藩用兵不讲“出奇制胜”，自然不会采纳。于是，胡林翼又提出放胆放手这一方策：
“思虑再四，竟须放胆放手乃可有济，非加募四万人不为功，若仅就现有兵力，抽拨调遣，不仅无补于吴，亦且先损于楚。吴人越人之怨不必问，其毁誉，其悲怜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是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到江苏之境，舍三省协防而遽谋吴，吴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继失。此时惟有破格请将，放胆添兵，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陆续取齐。则江西之后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宋曹彪谥号武惠，此指曾国藩)之声名不失。”
随后，胡林翼专门会晤曾国藩，面谏采纳他的计策，并指出曾国藩的“稳着”缓不济急，说“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劝他“毋专取丞相谨慎之为”。曾国藩除了接受胡林翼扩张湘军、多募勇兵，即“倾湘中之农夫以为兵”之外，仍拒绝采纳胡的进兵计策。曾国藩认定稳扎稳打，这也是围攻天京历时三年之久才终将其攻克的原因之一。
左宗棠在军事上的许多做法也取法曾国藩。
在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中，左宗棠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其中，仅筹运军粮的时间就用了一年半。而收复新疆北路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整个收复新疆的实际战斗时间仅仅用了七个多月。就是说，左宗棠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准备上。对此，《左宗棠》的作者安静波先生这样记叙道：
“小到每一旧运道的修筑，新运道的开辟，从某个地方采购军粮的利弊得失，每军每月需多少粮食，以及进行某个重大战役事先需运多少军粮，分储在什么地方?需用多少车驼?行多少路?每战之前，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的配合，对进攻时间的选择(尽量避开严冬和酷暑)以及收复失地后的善后工作等等，都要经过仔细周密的筹划，都要耗费左宗棠大量的心血，可谓殚精竭虑。”
如此说来，打仗这篇文章其实并不好写。
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而一旦投入战斗，就要“取急风雷雨之势”，以“急战”之态，一气呵成，令敌毫无还手之机。在古牧地之战中，左宗棠仅用六天就击败敌人主力；达阪之战，左宗棠用四天就消灭了敌军。
在总结收复新疆的战斗时，左宗棠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围万数千里，克名城数十百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个字。”看来，左宗棠之军事谋略，的确效法于曾国藩，不管他承认与否。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他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他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曾国藩强调“言不妄发”。他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农民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奔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击。他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义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曾国藩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儿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
曾国藩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业没有止境，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绝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是因为日就月将，有本有源的结果。
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他在家书这样说过：人当自强。但是否如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曾国藩所认为的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会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曾国藩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习性。但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就会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欲望来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喝酒、读书、闲侃。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俗语说，玩物丧志。性格、习惯、食色之性只要适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因此一个做大事的人，就应该通过不断自励，限制自己不恰当的欲望，而把主要心思放在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上去，以此来完善自身。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会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能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一个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战胜自己、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现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待价而沽，争取主动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分、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为此，他脱下谦逊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权、要职位，当然他的“要”是很讲究策略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国藩由来已久，曾国藩愈是对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与兵力的强大铺张扬厉，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国藩，越加害怕兵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部队落入曾国藩的手中。在清政府看来，李、杨部湘军水陆师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与受官文节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掌握，当然比曾国藩掌握要保险得多。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所谓“臣现患目疾”，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实，他在请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他得知父亲的死讯后，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于是他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他本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谁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他被消除兵权后，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他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国藩脱离部队后，他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1858年4月，翼王石达开督率所部十余万打进浙江，猛攻衢州，苏、浙震动。清政府原拟命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领兵入浙，胡林翼借口皖、鄂军情紧张，拒绝抽调李续宾赴援浙江，实际上他在搞釜底抽薪之计，迫使清政府起用曾国藩领兵入浙。清政府又命和春领兵赴援，和春害怕与石达开作战，借口生病，拒不赴命。遇到这种大事，湘系内部是声气相通的。像石达开入浙，与湖南并无利害关系，然而湖南巡抚骆秉章上奏请求朝廷起复曾国藩统兵赴援。清政府迫不得已，于1858年7月，命令曾国藩由原籍迅速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并命萧启江和王鑫遗部张运兰等部归曾国藩指挥。曾国藩在湘乡原籍接到清政府的命令，不禁感激涕零。
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准备大干一场，他行色匆匆，投入局中，从湘乡启程，到达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抚署机要幕客左宗棠等会商援浙军事。决定调用在江西的萧启江、张运兰、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调吴翔冈部一千二百余名湘军，拟与李续宾会晤后，从李部调拨步队一千、马队百名，以上各部总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总兵力已超过万名。之后从长沙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等事宜，协调与湖北湘、楚军的作战部署。以后，曾国藩从武昌顺流而下，至巴河，先后会晤了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刘蓉、唐训方等旧部，商谈援浙军事。他提醒李续宾打仗必须与水师相辅而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