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柔中显刚，静中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其游刃于天地之间。
把握尺度，诚恕待人
曾国藩认为：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经常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种：①逆来顺受；②以死效忠；③无奈的时候，“缓”和“拖”；④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曾国藩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面对领导，凡事须保持低调，讲究以柔克刚。曾国藩的做法告诉我们：凡事讲求中庸，委婉圆柔，才能融入人群，走进社会。
曾国藩讲究“待人以诚以恕”。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而那些怨天尤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刚好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不惑之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他：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1860）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议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质。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左宗棠辞别骆秉章后，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盲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人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飞黄腾达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扣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对其社会舆论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这就是曾国藩在人际交往处于中不败的秘密。
合作互助，给人面子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谋事，单靠自己，太单薄；光靠别人太无能。聪明人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抓住机遇，与别人互助合作。既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合作才能双赢，这个道理不但在商界适用，在政界也是如此。因此，凡事讲究合作互助，这是任何一个成大事的人必须懂得的道理和做事的原则。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的交友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建树，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他所结交的益友，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他们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曾国藩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选择朋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曾国藩为母亲奔丧回籍的那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在进退为难之际全靠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他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住了进退隐显、果敢决断的好时机，从而使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成功。
1852年，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到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消息。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他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而就在这时，曾国藩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由于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于是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希图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来对抗太平军。仅在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他早年的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1845年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1852月7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他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
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虽接命令，却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了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曾国藩相交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但是他仍然有所顾虑：他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离职守制大礼。他自己满口讲孝道，如若违反，别人定会耻笑。再则他是一文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就须有打仗的真本事。在打仗时肯定会碰到巨大困难，如果办理不善，只怕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同时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要粮，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及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却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为母亲去世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他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兄弟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为曾国藩分析了局势：太平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宏图，此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
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曾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曾的父亲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曾麟书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从此走上了成为“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由曾国藩的经历可以得知，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