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际交往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变成仇家，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带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显示的是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
世人都爱面子，给人以面子，不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也会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许多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许多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看看过去，想想今天，成功的人士，哪个不是有深厚“人脉”关系的基础？
宽和得众，重视人脉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做人和交友如果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就可以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事业带来成功的希望。曾国藩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宽和得众，诚待天下，从而换得人才济济的大局面。
凡预谋大事之人，必应有自己的一套明理心思。但不管怎样，总不免要学会心随着群英之意，而口上则随广善大众，我们以宽和大度之态交友与处世，不但会为自己博得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相当的影响，同时也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他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朝廷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他非常懂得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接着，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建省，但清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籍官员。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些“同年”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曾国藩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广安门）外。
对于乡辈同僚，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今的人们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对于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而言，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你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越多，你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也会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在一个大团体中，如果仅靠一二个“英雄”，那么事业就难以持久。因为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于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实际上，中国的老祖宗就很讲究“和合”、“谐和”之道。儒家的创始人还提出立人达人之道。
曾国藩对孔子孟子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尤为推崇，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做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他认为：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同时，曾国藩自己升迁，也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二十六名督抚、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现有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7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所以欧阳夫人曾有一句戏语说“我胯下出来的都是将军”，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成了材。
人言可畏，省察舆论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的社会，不可不省。
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阮籍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另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都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支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测之祸，从容应对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希望失败，希望平平安安。但社会节奏越快，人们却越不自安，而“飞来之祸”又每每发生。曾国藩通过观察，得出祸福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二者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骗、暗、诡”这三种人最容易招来祸端。他具体解释说：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名誉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患；窝藏隐埋暗昧之事的人，会有预测不到的祸害；经常忖度他人，诡计多端的人，有预测不到的祸患。
曾国藩提出了避免祸害的办法，即反其道而行之：诚、明、仁。诚，是诚实不欺，尽管世间充满尔虞我诈，但不能“以牙还牙”，以骗待不诚。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人世间就无可信赖，人生一世也兴致索然。如以诚相待，欺骗人的人也会终究醒悟，走向诚信的。但诚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严格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明”。
“明”是心胸坦荡、开阔。用今天的话说，是有良好的心态，心理素质好；明的另一含义是洞察事物。因此，暗也指愚昧、愚蠢。他具体阐释“明”可避祸时说：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