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认为：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必求利，要取势。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兵荒马乱、经济萧条的晚清商场中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不仅深知官场中权力之于生意，犹如山与水的关系，而且更善于取势用势，善于巧妙地让权力为自己的生意保驾护航，从而成为晚清头号大官商。
调停转圜，造势取势
胡雪岩认为：做小生意迁就局势，做大生意就要先帮公家把局势扭转过来。大局好转，我们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
许多时候，胡雪岩在发展自己的生意过程中，对于帮公家扭转局势向来都是持积极态度，并且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胡雪岩甚至要介入朝廷与洋人的争端，试图在朝廷与洋人的矛盾冲突中充当调停人的角色，通过他的努力把上海市面“做”起来。
胡雪岩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是因为他要在上海创下除生丝销洋庄以外的更大的事业。胡雪岩向来野心勃勃，他要在上海设立阜康分号，他要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他要在上海开米行，他甚至还想在上海开戏院茶园。胡雪岩要做上海滩第一商人。不过，所有这些生意要运作起来，都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上海一定要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繁荣的势头。而要保持上海的繁荣，首先必须设法使上海社会环境安定。
但是上海此时的实际情形是社会动乱，经济萧条，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上海有小刀会起事。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当时的上海实际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上海县城，另一个部分则是外滩一带的外国人租界地，俗称“夷场”。小刀会在上海起事之时，由于曾经在经济和军火方面得到过外国人的支持，小刀会没有把战火直接烧到外滩的外国人租界地，租界地丝毫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夷场”生意也照旧。但是，由于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切断了上海与外部的陆路交通，外滩虽然没有战火，但因与内地交通断绝，终成掣肘之患，“夷场”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其二，由于洋人在财物上接济小刀会，同时还与太平军暗地里从事军火交易，惹恼了朝廷。朝廷于是下决心要对洋人在上海的生意予以限制，颁布了禁止丝业商人在“夷场”进行交易的禁令，这实际上等于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而且，朝廷已经动议，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增加关税。而另一方面，洋人不服朝廷的决定，似乎也在与朝廷较劲，两下里关系弄得很僵。
由于上面这两个因素，上海的社会要安定，经济要进一步繁荣自然也受到影响。
不过，胡雪岩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此时也并不是没有加以调停转圜的余地。能够在朝廷与洋人之间加以调停转圜的关键在于：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朝廷与洋人其实都并不想长久僵持下去；从洋人方面来看，如果他们决议要在这件事情上继续与朝廷僵持，那么最终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他们在上海乃至在中国各个口岸如厦门、广州的生意都会受到全面影响。仅就目前情况而言，他们国内市场所急需的丝茶，由于朝廷禁运，货源断绝，他们只能在上海收购中国商人囤积居奇的隔年陈货，而且数量极少，可谓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从朝廷方面来看，朝廷发出禁令，增加关税，主要是因为痛恨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在经济上接济小刀会和与太平军进行军火交易。太平军雄跨江南富庶之地已历数年，早就成为朝廷心腹大患，当下正由曾国藩统领的官军在全力征讨。洋人如果继续与朝廷僵持下去，等于是公然与朝廷对抗，当然使朝廷恼恨，会引起更加严厉的制裁。但就朝廷的实际利益而言，假如真的截断了洋人的生路，朝廷自己也断了一道财源，起码关税就要少收许多。禁制之举，仅仅是威吓洋人，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正因如此，胡雪岩才要充当朝廷与洋人争端的调停人的角色。胡雪岩认为：朝廷与洋人的争端只是一时的，不会闹得无休无止。僵持下去，不仅仅洋人在华的利益要遭受重创，而且上海市面一旦萧条，朝廷在东南的收入也将减少大半，说到底二虎相争，是两败俱伤。胡雪岩的真实想法是：由自己出面在朝廷与洋人之间穿针引线进行调解，让双方彼此达成谅解，和睦共处。叫官场相信洋人，也叫洋人相信官场。“这样子才能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通过协调朝廷、洋人双方的矛盾，使双方互通贸易，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商业往来的好的政治环境，那时开戏院、茶楼也好，买地皮搞房产也好，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无往而不利。
于是，胡雪岩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决定把自己囤积的生丝尽快脱手。这本来是他准备在销洋庄的过程中用来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的一批丝，他之所以选择了在这个时候脱手，无非是在洋人受到朝廷禁止与洋人贸易时，要向洋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因为洋人要在中国做生意，一般来说十分地重视中国商人对待洋人的态度。另一件事则是去苏州拜见苏州学台何桂清，想通过他搭上官场的路子，在官场找到人来出面调停。在胡雪岩看来，以自身的力量去调停朝廷与洋人的争端，效果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有得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平息朝廷和洋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办不到的。
对于如何才能解决朝廷与洋人争端，胡雪岩当然只能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看。撇开胡雪岩的认识的对错暂且不论，单看胡雪岩对于自己的事业兴盛与市面安定繁荣之间密切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胡雪岩基于自己的认识主动所做的调停转圜造势取势，要帮助朝廷“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的努力，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对于每一个商人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只有社会局面稳定，市面才可能繁荣；市面繁荣，自己的事业才有兴旺发达的条件；而市面的安定与繁荣，又是靠大家共同努力来维持的。
挥斥千金，济世安民
做好事也是营势生势的有效措施之一。胡雪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面平静。通过做好事，行善举，博得善名，也是为了商业发展营造出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也是造势取势的一种策略。
胡雪岩做为一个晚清时代的商人却能够胸怀天下，仁义济世，经常行善做好事，而且不遗余力，并且他做的事，都是利于平民百姓的很实在的好事。比如胡雪岩在胡庆余堂药店定下的免费施茶送药的规矩，比如他出资在钱塘江边杭州内建码头、设义渡。
湖州的大兴丝行开张不久，胡雪岩到了湖州。一到湖州，胡雪岩就吩咐丝行“档手”黄仪做了一件能够给湖州的老百姓以实惠的好事：时令在七月中旬，气温居高不下，正是“秋老虎”肆虐的时节，人们很容易中暑。丝行准备在店前施茶、施药。当天就在大兴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木架子上放了两只可装一担水的茶缸。两只大茶缸都装满了茶水，水中还特意加上了菊花、麦冬等清火败毒的药料。茶缸旁边放上许多只安了手柄的竹筒当茶杯，来往的行人免费饮用。另外，丝行门前还贴了一张广告，意思是免费向路人赠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药丸。如此一来，丝行门前一下子热闹起来，喝茶索药的人络绎不绝，一上午就送出去200瓶“诸葛行军散”，200多包“辟瘟丹”。黄仪心中忧虑重重，一怕如此下来花费太多，难以为继；二怕前来讨药的人太多，影响丝行生意。
但胡雪岩却要丝行把施茶施药的善事坚持下来。他认为：施茶施药是件实惠的好事，既已开头，就要做下去。再说一来丝已收得差不多了，并不会影响丝行生意；二来前来讨药的虽多，但实际花钱有限。因为丹药毕竟不是银子越多越好。已经讨过药的人不是一定需要，也一定会不好意思来一讨再讨。施药的第一天人多是一定的，随着节气的变化，天气渐凉，过两天必然会逐渐减少。事实上，施茶送药，后来成了胡雪岩丝行每年的收丝时节的保留节目，并且还扩大到了药店，实际上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保留了下来。
另外，胡雪岩还在杭州城里出巨资修建义渡码头。这在当时渡江风浪大、钱塘江两岸往来不便的情况下，则更是一件施惠于四方百姓的善举。当时，由于社会条件所局限，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江边码头较少，航运不发达，与杭州隔江相对的绍兴、金华等通称“上八府”一带的人要到杭州城里，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从西兴乘渡船，到杭州望江门上岸进城。不管是“上八府”的人到西兴渡口，还是下船上岸之后从望江门进城，陆路都要绕道而行。并且从西兴到望江门码头，水路船程长，风浪大，很容易出事。胡雪岩生长在杭州，他非常熟悉码头少给两岸人来往带来的诸多不便。他早就有设义渡的想法，但在他开办自己的事业以前，根本没有力量来完成这桩心愿。义渡码头的修建不仅解决了两岸百姓来往的交通难题，同时还带动了两岸的贸易往来，维持和带动了市面繁荣。
胡雪岩自觉地做好事，行善举，既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又维持了市面的平静，也是他营势造势的一种方式，因为做好事使得他有了“胡大善人”的美名，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名气大了，生意自然好做。他的这种济世安民的行为至今也是从商者学习的榜样。
虚实并举，哄火市面
经营企业，一般讲究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气氛，树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也就是场面要做得与众不同，要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仅靠做得热闹的寻常做法是远远不够的。胡雪岩在开阜康钱庄之际，为了哄火市面，做了两件事，收到了别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说的确是实情，反映了清代官场腐败的现象。封建政治作为一种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特别是在一个朝代行将崩溃的末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政治的腐败会如癌瘤恶变以致不治——晚清时节的官场就几乎是无官不贪，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数，个个都是无以餍足。据说曾先后两次领军机达二十年之久的恭亲王，地方官员每次进京见他一面，都必须送上银子，而且明码实价，以银子的多少排定约见地方官员的先后次序和招待规格。不过，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朝中大臣勒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则去搜刮百姓，由上而下层层盘剥，这些为官作宦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把自己养得脑满肠肥的。
朝廷当然也早已知道官员的贪婪，只苦于法不责众，无力治理吏治，贪污已是公开的秘密。为缓解军饷不足，朝廷下旨，要朝中大臣和各省督抚捐输军饷。浙江巡抚黄宗汉作为一方封疆大吏，自然也在捐输之列。作为官场中人，有权就有钱，他也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此时恰逢王有龄运送漕米有功，很快被朝廷提拔任命为湖州知州，而王有龄因为曾经挪用一笔公款，在海运局还有一部分亏空没有补足，故而希望黄宗汉让他继续兼领海运局坐办的职位。黄宗汉向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来钱的大好机会，于是乘机将“盘口”开给了王有龄。王有龄为了讨好上司，保护乌纱帽，不敢怠慢，自然掏腰包拿出一万两代捐。
这笔钱本来完全可以直接由与海运局一直保持着良好业务关系的信和钱庄汇往京城，王有龄也准备由信和钱庄马上汇出。但胡雪岩却另有打算，他将这笔钱要过来，转一道手，由刘庆生送到大源钱庄划汇。
胡雪岩的意图很明确：自己阜康钱庄的档手刘庆生虽然是个可造之才，但他到阜康之前，只是大源钱庄的一名站柜台的伙计。当时钱庄行业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由立柜台的伙计一下子跳到档手的位置，同行难免轻视。胡雪岩认为：一行生意的场面，最终是靠人撑起来的，刘庆生在钱庄同行之中的资望如何，将直接影响阜康的发展。现在胡雪岩特地把信和的汇票转一下手，由刘庆生代理黄宗汉去办理汇款，对于提高刘庆生在钱庄业中的地位和身份，显然有不小的作用。抚台是一省天字第一号的大主顾，同行们见刘庆生与这样的大主顾都挂上了关系，对刘庆生自然就刮目相看了。而且，关键是为黄宗汉汇划这笔款子，还会引起同行对阜康来头的猜测，让人们以为阜康钱庄中有黄宗汉巡抚大人的股本。这种猜测在同行中一旦传开，更会让同行对阜康钱庄另眼相待，敬重有加，会将刚刚挂出招牌的阜康钱庄市面“哄”得很大，而市面“哄”得越大，阜康的生意也就越好做。
胡雪岩在阜康正式营业之后，再一次“耍”给同行看“市面”：他叫来档手刘庆生，要求他按照自己列出的名单，开出十六个存折，每个折子存银二十两，先由钱庄垫付。这些折子的户头，除一个是浙江巡抚黄宗汉的门房主管刘二外，剩下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浙江一省大员们的太太、姨太太甚至小姐，胡雪岩要把这些折子亲自送给她们。
胡雪岩“哄”市面的手法，即“热闹法”，这种手法虚实并举，虚张声势，营势造势，因势得利，迅速打出了企业的名气，扩大了阜康在同行中的影响。这充分体现了一代豪商的过人胆识和巧妙的手法。
把握全局，顺势取势
胡雪岩做生意遵循的一条基本法则就是要放开眼光，放大胆量。他从来不急功近利，从来都不屑于因蝇头小利而束缚住自己的身手。胡雪岩认为做生意，以一己之力难以有大作为。要获大利，必须会营势造势。并且只有首先了解天下大势，才能顺势取势。因而，做为商人，做为一代名商，他不仅看得比任何人都要远，而且心思做得极深。
急功近利往往是商人的通病，这就是很多人想在商场中成就大事业，但有很少人能如愿以偿的症结所在。如何能吃小亏，耐一时之难，获取一条不尽财富滚滚来的巨利之源，应该是每一位欲想成功的商人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利是忍之所得，忍的实质是先求做事，后求利。做小事，从开始忍耐到获利的间隔小，获利也就小。做大事，从开始忍耐到获得的间隔大，获利也就大。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方法正确，目标选准，获利和所做的事，与忍耐的能力总是成正比的。古人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科举时代的人们书一读便是寒窗十年，忍得寒窗苦，方有以后的衣锦还乡，仕途坦荡，就是所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纵横商海和遨游书山的道理一样，急功近利，耐不住性子等待、忍耐，根本别想获得“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说：真正的成功商人，总是“先不必求利，要取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