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胡雪岩了然于心：首要的天下大势就是“洪杨之乱”。胡雪岩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引起整个社会的人口流动，财富大变迁，非一时可以安顿。其次是大清王朝海禁大开，眼看着洋枪洋炮挟着西方的工业品滚滚流入中国市场。中国和西方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非一时可以弥补。胡雪岩本人不但了解大势，而且独具主见。胆小之人因“洪杨之乱”而整天惶惶不安，忙于逃命。胆大之人见财忘义，甚至趁机捞一把，终因其目光短浅也难成大事。
然而，胡雪岩是胸怀天下，十分有眼光的人。他根据当时事情的发展情况判断“长毛”是不会持久的，官军早晚要把他们打败。既然天下大势是这样，那么某些不法商人浑水摸鱼，两面三刀，投机取巧，都是不地道的作为，也不会长久的。营势造势，做大生意，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官军打胜仗。胡雪岩认为：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要做。要知道这不是亏本生意，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势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为朝廷打败太平军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给你以方便。你想想看，这还能不发达?
只有了解了天下大势，才能够顺势取势。势在官军这边，胡雪岩自然要帮官军。只有昏头黑脑的那些人，因为鼠目寸光，看不到社会大的走向，仅为眼前可图的几笔蝇头小利而断送了大好前程。洋人那一面也是这个道理，胡雪岩这样认为：洋人虽刁，刁在道理上。只要占住了理，跟洋人打交道也并不难办。
胡雪岩的这种看法，在晚清海禁开放之初，确实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在闭关锁国的晚清，人们都普遍对洋人缺乏一个正确认识，洋人不是被鄙视为茹毛饮血的野人，就是被视夸张为不可侵犯的神人。结果当时不少商人就无法与洋人平等往来，做出了许多滑稽可笑的事情。而胡雪岩由于洞悉天下大势，因而能够一开始就守定了讲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在生意场上自然又占了风气之先，为他商业上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有了对这两个大势的充分认识和详细分析，胡雪岩开始琢磨如何顺势取势，把生意做好、做大。看到了大的形势，并顺应大的形势走，这是顺势。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跟着大势走仅仅是顺应时势，只能做一个机会主义者。胡雪岩并不仅仅满足于顺势借势，他还要更进一层，他要让势为自己服务。他要通过自己的一番积极努力，让自己置身于能控制大势的核心位置，这就是“做势”。
顺势是眼光，取势是目的，做势就是行动。胡雪岩在官场上，通过资助从地方官员到封疆大吏王有龄、黄宗汉、麟桂、何桂清、左宗棠等人，通过为他们出谋献策，出力出钱，把这些官场中人的功名与利益和自己的商业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此人须臾不可离”，或者说“天下一日不可无胡雪岩”的效果，并且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帮助、支持、关照自己的生意，为自己所用，从而使自己的商业和名声遍布全国各地名噪一时。这样就算取得了官势。
王有龄、何桂清等人的升迁和享乐无时无刻离不开胡雪岩；左宗棠平定回乱，建立不世功名也离不开胡雪岩筹粮筹饷的帮助。因为胡雪岩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所以也能抓住他们的心，让他们心存感激。抓住了官场中的这些人，也就抓住了他们为官而自然形成的官势。在官场中能够有这些靠山，转粮拨饷、筹款购枪，所有的生意，无一不可堂而皇之地去做。并且这些人也正眼巴巴地盼着你能够做这些生意，因为他们也希望从中渔利。
在那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经商低人一等的特殊年代，一个生意人要想在商场中纵横驰骋，取得大成功，官场势力绝不可少。但在商言商，商业势力内部的联合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一个生意人在商界本身的势力也不能忽视。商人的成就毕竟还是要在商界之中体现出来，仅有官场势力而在商界之中依然无法形成自己的影响，要想在商界立足且获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胡雪岩这样说：官场势力、商场势力他都要。因为他看出官场势力、商场势力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缺一不可的必备条件，对于胡雪岩的事业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方面势力都应该十分重视，不可一手软一手硬，两方面势力都应用心去经营。
例如征收“协饷”一事：朝廷为筹集粮钱用于镇压太平军，要求各地“协饷”。清朝末年实际上已经极度衰败，由于国内连年战乱，内忧外患，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户部一年应该有四千万的收入，但实入连三千万都不到，赤字很大，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几乎崩溃的境地。如今要平定太平天国，招兵募勇，一下增兵十几万，粮饷就成了朝廷面临的最大问题。国库空虚，当然只好找地方政府筹集。所谓协饷，也就是由未受战乱，世面比较平静的省份帮助筹集军队粮饷。
当时军队急需协饷，要求直接解送各大营粮台。浙江的协饷要解往江南大营，本来按照官府规定是要解送现银的。但由于江南大营围金陵，江北大营围扬州，水陆两路都无法保证安全，因此浙江藩司与江南大营粮台商定：或者汇解上海，或者汇解苏州。当时江南大营的代表已到达上海，要求浙江承汇的钱庄派人前去接头商谈汇解事宜。由于胡雪岩成功运作以及他在浙江官场的庞大势力，阜康于是成为代理协饷汇解的首选钱庄。但就阜康目前情况本金有限，难以独自做成这单生意，胡雪岩必须去湖州一趟，寻找生意合作伙伴。
胡雪岩选中了大源钱庄。
胡雪岩选择大源做联手伙伴，让他的朋友难以理解。一般人认为：胡雪岩首先应该选择信和钱庄和自己联手才对。一来信和钱庄也是杭州城里首屈一指的大字号，实力较强；二来信和钱庄与胡雪岩的关系非同一般，信和是他当年当学徒时的老“家”，加上帮助王有龄海运局漕米解运的事信和也参与了，而且出人出钱，立了大功。此时的信和实际上已经成了“阜康”最忠实的生意伙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都没有将协饷这块“肥肉”送给大源钱庄，却不送给信和钱庄的道理。就连阜康档手刘庆生知道胡雪岩做出的与大源联手的决定之后，也提出了疑问，他问胡雪岩：阜康与信和关系非同一般，你为什么不选信和来做?
然而，这正是胡雪岩行事高人一筹之处。胡雪岩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此时的信和和阜康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成为了实际的生意伙伴，他才不在这笔生意上再与信和联手。胡雪岩需要结交新的生意伙伴，他是要把自己在钱庄同行中势力和影响力尽量做大，把市面尽量做大。而要做大势力，自然要广交商界朋友，要把关系拉得广。这次有笔生意拉上大源，下次有另一笔生意再拉上另一家，如此类推，时间久了，所有的钱庄同行都与阜康建立了业务关系而且利害相连，休戚与共，此时胡雪岩在钱庄行业的力量自然非一般可比了。胡雪岩是借这一笔生意，扩大自己的商业势力，是在为自己营造商场的“势”。
胡雪岩做生意，既时时刻刻注意培植官场势力，也经常地注意培植商场势力。他培养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势力，实际是增强自己在官商两界的“势”，也是在增强自己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雪岩曾说：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他这里说的能借势得利的“势”，其实既可以理解为自己可借助所拥有的官商两界的势力，也可以理解为可以帮助自己驰骋商场立于不败的实力。一个商行、商社的实力，在通常情况下，往往并不仅仅是由资金、不动产来衡量的。无论官场之势，还是商场之势，说到底，都是构成一个商家整体实力的有机部分，是决定商业运作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雪岩十分注重经营官场和商场的势力。他说两种势力他都要，胡雪岩也确实做到了官势、商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培植官场势力，是为自己找到可以托靠的靠山；而培植商场势力，实际也是为自己经营靠山。作为一名商人，驰骋商场，毕竟日常所作都与商场有关，只有不断培养起自己在商场的势力，才能够为自己找到了另一层的托靠。它可以帮助解决如资金周转，联合垄断之类的商业问题。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商场势力大，可以躲荫凉的地方就更广阔。一般小风小浪，都完全可以及时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场势力作为抗御商业风险的屏障，其作用并不亚于官场中的靠山。
当然，从实际的运作过程分析，培植商场势力和培植官场势力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商场势力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与商界同仁在生意上的联合，在互利双赢的原则下进行合作。而正因为有这个互惠互利的原则起作用，商场势力的培植过程，常常是双方共同获取实际利益的过程。比如这一次胡雪岩拉上大源钱庄合做承办协饷的生意，就使大源老板孙德庆十分感激，因而忠心耿耿地支持阜康，自动将自己放在阜康的一笔一万多两银子的款项转成同业长期放款，以表示与阜康钱庄合作的诚意。这件事使胡雪岩答应为麟桂填补亏空的两万银子一下有了着落。
由于双方的友好合作，使胡雪岩为自己营造了商场中的“势”，结交了新的合作伙伴。在这以后，胡雪岩做成的几笔大生意与其同行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选准时机，乘势而进
现代商战中，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往往是决定商业运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商家“借势”的灵魂。如果能够假借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可以使企业商家的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奇效。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当时的官府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例如曾是军机首席大臣、深受朝廷器重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用于为海军购置军舰，所获朝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朝廷重臣恭亲王的碰壁，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常常心存犹豫。
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胡雪岩并不像左宗棠那样看待向洋人借款一事，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因为形势已经变化了，这是时势使然。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官员中的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独木难支，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的信心和决心，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二则当时发展军务并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向洋人借款买船仍然可以暂缓。此时朝廷认为发展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言听计从，批准借款申请。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朝廷也自然应当颇为重视。抓住机会，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已，一办则准成。
事实确实如胡雪岩分析的那样，朝廷批准了向洋人借款一事。
这里所说的势，是指那些对于促使事件的成功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对于事件的成功能够起积极作用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能够促使事情成功的有利时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时间不同了，条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要进行实施的事情。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应认识到：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想办就能够办成，彼时却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在条件不具备时，则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成功。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也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一件事，这个人办得成的，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能够办成的事情。
长袖善舞，游走四方
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雪岩能够从两手空空，为别人打工的钱庄跑街成为声名显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善于准确地把握时代契机，非常巧妙地通过协助清廷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帮助左宗棠举办洋务新政，襄助左宗棠西征等一系列社交活动，融商业活动于国家大事之中外，胡雪岩的成功还与他卓有成效的取势用势密不可分。胡雪岩长袖善舞，取官、商、江湖洋场大势为己所用，因而能够平步青云以红顶商人而名扬四海。
胡雪岩对于势和利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势利，势利，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所以现在先不要求利，要取势。纵观胡雪岩在晚清时代的社会各个阶层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一生，他在社交活动与商业活动中可以所取的“势”主要有四种，他说：官场的势力，商场的势力，江湖的势力，我都要，这三种势力要到了，还不够。还要有洋场的势力。
首先，胡雪岩借取的是官场中的“权势”。胡雪岩认识到当时商人即使有钱，社会地位也十分低微，必须寻找官场势力做靠山。胡雪岩非常巧妙地借助了官场中的权势，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官商。在借取官场“权势”方面，胡雪岩十分有远见：他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挪用钱庄银票资助王有龄；能够忍痛割爱送爱妾给何桂清；在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筹饷运粮购买军火，镇压太平天国等等。胡雪岩给予那些官场中拥有权势的官员最需要的钱财、功名、美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感激，视胡雪岩为朋友，使得胡雪岩在官场中有了超常的“权势”。而胡雪岩也不愧是精通官商之道的奇才，他八面玲珑，以金钱、美女开道，层层巴结奉承，左右逢源，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在官场上的屡屡得手，获得官场对于自己的支持，只是胡雪岩取势借势的一部分。因为光有权势的支撑，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