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以“童叟无欺”为原则的诚信经商始终是商人行事的典范。胡雪岩就是一位十分讲信用的商人，在他的药店胡庆余堂就悬挂着“真不二价”的字幅，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以诚信取胜市场的商业原则。
不恋钱财，信用为本
商人求利，在生意场中，许多人急功近利把追求利润信奉为圣经，却时常置信用于脑后。为了私利，有些人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做出许多践踏自己的信誉、败坏自己名声的事情来，最终使自己在商界丧失了诚信，无人与他做生意，只好铩羽而归，在生意场中节节败退。然而，胡雪岩却能够不为利益所迷惑，始终秉承诚信至上、信用为本的经商原则，赢得客户的信赖，生意越做越火。
胡雪岩的钱庄刚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客户。他在阜康存入一万二千两银子，却不要利息，也不用存折。这位客户就是绿营军的军官千总，名叫罗尚德。罗尚德是四川人，少年时是一个赌徒，定下婚约却不结婚。他生性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一万五千两银子。最后岳丈迫于无奈，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可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债务。这一下大大刺激了罗尚德的自尊心，他不仅同意退婚，还发誓无论多辛苦，也要还上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服兵役，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几年来，他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他要跟随清兵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自己辛苦挣下的财产苦于没有亲眷可以相托。他因听同乡说起阜康的老板胡雪岩为人很讲义气，慕名将银子抬到阜康，直接要求见胡雪岩面谈存款一事。他笃信众口一辞的阜康必会重信誉，因此并不要求利息，甚至连存折也不要。因为自己要上战场与太平军作战，生死由命，存折放在身上也是一种麻烦。
得知罗尚德详述此情，胡雪岩诚恳地建议罗尚德存一万银子定期。虽然对方不要存款利息，但钱庄按照行规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连本加息一次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另外二千两银子作为活期存款，如有急事随时都可以支取。所有这些存银都要立上存折，因罗尚德不便携带，暂由刘庆生为其代管。
罗尚德见胡雪岩如此的宽厚仁义，并为自己着想，非常感动。回到军营后讲述了自己在钱庄的经历，这在无形中又为阜康钱庄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使阜康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因为战争无情，为自己的后事着想，纷纷效法罗尚德，把自己多年积蓄的一些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钱庄自然是靠储户吃饭的。当时胡雪岩的钱庄阜康是刚刚开业，实力尚小，根本没有什么资金流通，可以说当时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胡雪岩商业经营中掘取的“第一桶金”。
事实证明，胡雪岩对待罗尚德的做法实在是仁义尽至，讲信用讲到了底。罗尚德效力朝廷，战死沙场，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取出，转至老家的亲戚。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他们原以为会因罗尚德当时没有索要存折，没有任何凭据而遇到一些刁难和麻烦，甚至阜康会贪图这一万二千两银子的巨款，背信弃义，赖掉这笔账。没想到阜康极讲诚信，只是为了证实他们确实是罗尚德的同乡，而让他们请刘二这个双方的熟人做个证明之外，并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理了手续，还为他们按照当时的存款标准照算了利息。
胡雪岩身为商人，他懂得信用的重要性。讲诚信，会为你赢得众多客户的信任，会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有一个好名声，做其他生意的时候才能够拿得起，做得开。其实，这样的做法也是胡雪岩因为生意刚开头，需要做个“信用”吸引广大的客户。这个“信用”做得好，财源滚滚，长流不断。西方管理学家帕金森曾说：“关系到一个人未来前途的许诺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它将在长时间里被一字一句地记住。”这句话也非常突出地强调了信用、诚信对于人的重要性。正所谓：言必行，行必果!
危难之中，笃诚守信
胡雪岩驰骋商场一生，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所取得的富甲天下、名扬四海的商业成就为许多人所称道。同样，胡雪岩能于艰难危机的困境中笃诚守信的精神与做法，也为当时和后世的商人所叹服。
胡雪岩的事业在多种势力的排挤下出现了危机：钱庄现银很紧张，听到风声的人们都赶来挤兑。钱庄档手宓本常违背当时钱庄业的职业道德，由于平时挪用了部分存银，用于自己做些小货生意，造成了很大的亏空。他看到外头排起了长队等候取现银，心里十分地紧张，问一下时间，才发现还不到开门营业时间。钱庄一般都在上午九点营业。见外头人头攒动，宓本常心中恐慌，擅自决定提早营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八点五十将排门打开。为什么会弄得这么糟呢?原来市面谣言已经传得很盛了，说胡雪岩这个大财神银根吃紧，摇摇欲坠了。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于下风，上海的蚕丝市面上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的丝，贱价出售，仍然找不到买家，并且应付洋行的贷款，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细分为两种，一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迫于资金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洋行贷款，已请求洋人宽限，现尚在交涉之中。另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续将各省协饷交付给阜康偿还洋行贷款，但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做小货留下的亏空。其实，这些半真半假的消息都是一向视胡雪岩为商界竞争对手的盛宣怀与邵友濂这两个李鸿章的人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后来，盛宣怀得知胡雪岩因嫁女儿办理婚事回了杭州，便派人大散谣言，说胡雪岩看着事情不好，为了躲避债务，隐匿私产，逃回杭州去了。
当天下午就出现大客户纷纷要提现款，有人提个百千两银子走，甚至还有个人带着车和脚夫取了个二万四千两银子，这二万四千两可就是一千多斤，开箱验银，形成很大的场面。于是钱庄门口聚集了一些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疑问：莫非胡雪岩这位大财神真的要倒了，阜康的票子真的靠不住了，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到晚上打烊，关起排门来查一下，宓本常发现钱庄中只剩现银一万八千多两。资金形势太紧张了!于是店中伙计连夜出动，调度现银，奔走半夜将能够集中的现银加在一起一算，共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宓本常心存侥幸思想，暗道：只要不出鬼，就完全够了。谁知屋漏偏逢下雨天，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生了挤兑狂潮。
由于惧怕外头的“长龙”，伙计们又受过宓本常预先的叮嘱，运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细心地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共有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足一万两，局势似乎还在控制范围之内。
到了近午时分，却来了一个瘦小老头。这是一位大客户，要求一次性提十万两现银。阜康一时没有可以调度的现银，后来又有人要求提十八万两和二十五万两的，都没有提到，说是等明天再过来提。这些出去的人一说，外头闻听阜康钱庄已经陷入资金困难，无法兑换现银，更是人声鼎沸。渐渐已经无现银可以支付，没办法，因为午后上门的客户越来越多，于是午后刚过，阜康钱庄便早早地上了排门。
胡雪岩后来对档手宓本常的行为很不满意，严厉批评了宓本常，说做生意一旦不能遵守信用，必定很难保全。后来钱庄的倒闭，当然有官场中的政治排挤和商界的经济争斗的原因，但宓本常违背作为档手的职责，不守信用，私吞了将近二十万两银子，才使阜康实力大减，做信用做不起来，他当然负有很大责任。而且身为钱庄档手，他后来临阵脱逃，置提现银的客户于不顾，让人找不到去向，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讲信用，必定会垮，会败下阵来。
一个人如果讲信用，讲到了众所皆知的程度，即树立了信誉。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信用，那么他就享有一种无形的资产，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比一般人多几分成功的可能。无形之中，人们就认为你说的话值得信赖，你的事业成功也就多了一份担保，少却了一分人们的疑虑和不安。而且，拥有了笃诚守信的好名声，各行各业的人都愿意与你打交道，愿意与你结为朋友，无形之中又多出了许多的路子可以走。如果这个时候继续发扬讲信用的传统和优势，珍惜自己讲信用的声誉，你笃诚守信的美名一定会经过这些人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如此这般，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业就如顺水而行。比如，美国名人培尔特，人们在提到他时，曾经这样称赞他讲诚信的品质：培尔特用勤劳、智慧在众人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笃诚守信的形象，正是由于这种名声，人们愿意和他结交。做人做到这一步，才有信誉可言。
相反，不守承诺，从做人的角度讲，则难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身”，连脚根都站不稳，成大事岂不成了空谈?从治理国家的高度讲，则亡身亡国，历史上的诸多故事都反复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也十分地注重诚信，他认为做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言必行，行必果”。《论语·为政第二》中记载：“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认为君子必须做到言与行的一致性。孔子在教授弟子做人的道理时，强调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不仅因为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德盛于世，更重要的是他能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君子最注重讲诚信。因此，无论在言还是在行时，他们事先总会经过精心地策划，仔细地推敲，对自己的所言所行的可信度做了反复的考虑，言行的结果早已了然于他们心中，凡事“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一说出，他们就会按照已经确定的步骤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为君子，他们有言必行，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倡导诚信，甚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美名，而是为了通过自己的言行去感化人们，号召人们都要做到宅心仁厚，有言必行。
总之，信用问题是为人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这个社会上不仅人人做事都必须讲信用，而且要把信用讲好，讲出名气。作为在生意场上驰骋纵横的生意人，要想掌握商战取胜的秘诀，则更要高度重视信用问题。如今商业上都流行质量三包：包修包赔包换。这同样是一种信用，虽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承诺，但要做好做出名气却有相当的难度。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在它的饮料当中发现有过期变质的物质，便马上通知自己的营销人员，在出现问题的整个欧洲区“召回”过期饮品。此举虽然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但也是一个确保自己产品质量，笃诚守信，珍惜声誉的举措。但要做出这一决定也是需要很大魄力的。如果换一家小公司，或者换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事情后果的决策人，自己事先向客户承诺的质量三包，也就充其量做个样子，一旦出事就逃之夭夭，不管不问了。这种不守信用的商人是最没出息的，也是最遭人所鄙弃和憎恨的。
再如日本东芝集团曾发现在美国市场的一批东芝手机出现问题。为挽回市场声誉，也是遵守对消费者做出的保证质量的信用承诺，公司赔偿美国两亿美元之巨。生意场上只有讲信用，才能闯出一条自己走向成功的路。对于那些已经闯开路来的人，必须时刻牢记做事要讲信用，才能维持自己的信誉，才有继续做下去的可能。
采办务真，修制务精
商圣陶朱公经商有一个重要之理是“务完物”。意思是指在货物的买进卖出中，要十分地注重保证货物的质量，务必使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商人关于在商业中讲究诚信无欺的最早论述。胡雪岩继承了陶朱公的遗风，在他的胡庆堂悬挂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字幅告诫员工要保证药品质量，诚信经营。
胡雪岩在胡庆余堂药店中规定：“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一措施的推行，将陶朱公的经商之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胡雪岩创办的药店胡庆余堂以“戒欺”二字立店，笃诚守信，视诚信为药店的生命。胡雪岩要求手下采购选料必须求真品，加工必须制造精品。强调药店的经营宗旨是商品必须保证质量。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胡雪岩这样写道：“物之真精，系业之存亡。”由此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产品质量之于药店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胡雪岩深知，他的胡庆余堂药店要生意红火，关键在于药品的质量。而药品的质量又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料选购的地道，二是加工制作精细，也即药店的“戒欺”匾中所讲的“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是胡雪岩经商中“戒欺”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胡雪岩以诚信经营创立品牌的重要手段。
“采办务真”是胡雪岩保证药店产品质量的首要前提。由于作为中成药主要原料的天然动物、植物和矿物品种极其繁多、分布广、属性复杂，仅历史典籍所载就有三千多种。而中药特点是多味配方，每味药材的真伪优劣直接关系到药品质量的好坏。一味掺假，疗效就大不一样。有鉴于此，胡雪岩不通过一般的药材行采办原药材，而是利用有官场做靠山，利用自己的钱庄、银号、当铺构成的金融网做后盾的优势，直接从中药产地采购药材，隔年贷款给药材产区的药农，使药农们资金周转灵活，乐于献出上品。并派熟悉药材产地、生长季节、质量优劣的专业人员到全国各地的药材产区自设坐庄，收购道地药材。如到河北新集、山东濮县等处收购质量上乘的驴皮；去淮河流域采办怀山药、生地、牛膝、金银花；去大西北的陕西、甘肃等省采办当归、党参、黄芪；去江西樟树采购贝母、银耳；去四川、贵州等省采办麝香、贝母、川莲；去湖北汉阳采办龟板；去寒冷的东北三省采办人参、虎骨、鹿茸；向进口行家直接订购外国的豆蔻、西洋参、犀角、木香等。即使对普通药材的辅料也一丝不苟。譬如桔皮在浙江本地产量很高，价格也便宜，但胡雪岩嫌浙江桔皮药性不足，疗效不佳，宁可千里迢迢到广东去采购，并且还专拣陈三年的“陈皮”。又如配制“愈风酒”所用的冰糖到福建采购，烧酒必到绍兴选购“三年陈”。胡庆余堂直接从产地进货可以克服从药材房进货中间环节多的弊病，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质量有保证，使胡庆余堂有可能从低于别家药店的价格销售产品，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确保药材质量，获取客户的充分信任。
胡庆余堂还有许多“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