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处世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他还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
抓住机会，实现理想
由于曾国藩靠着平时的苦读及学业上的深厚功底，不仅使他能够金榜提名，而且在仕途上获得了超乎常人的升迁。而他的升迁与善交人有直接关系。
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在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给祖父写信说：“六月初二日孙儿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仕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二品的，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原因是他在翰林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广泛交际。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还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渊薮，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曾国藩在京师的成功升迁，得力于穆彰阿的相助。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甚为重用，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6年，他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他在位二十多年，亦爱才，亦不大贪。道光继位以后，忧虑大权傍落，选择官员十分谨慎，时时防之，而惟独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影响，党同伐异。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妥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予衡文之役的。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其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得到穆彰阿的关照。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品位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的过程，除了依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和机遇外，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援引之功，无论他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平时的努力与素养，又怎么能有穆彰阿的赏识。即使有穆彰阿的赏识，没有曾国藩自己的主动策应，又怎么能使穆彰阿一再举荐。因此曾国藩在看重善与人交际的同时，更特别注重平时的自强不息。
倚人而起，不露痕迹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曾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究其原因，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其中肃顺尤为突出，他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耘)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闿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也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后来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咸丰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出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湘军集团，改为全面依靠湘军集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皇太后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居官之败，昏傲贪诈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又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结为主要的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
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来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即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是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将，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