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倍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亦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并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的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
亲附善类，缓急有恃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几次薄待曾国藩。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事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闹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就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胡林翼则将陶澍的著作《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我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8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他对绿营兵的腐败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腐败不堪，绝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战斗力。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就必须改弦更张，大力编练勇营。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镕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章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上奏参劾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咫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人以类聚，事以助成
名位相当的人如果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析，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负责协调。在两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磨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或者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以他和官文的关系，以他手下掌握的将校、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虽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最可贵的是胡林翼的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曾国藩在和胡林翼探讨东征大计的时候曾经说：我湘人起兵前后已经四五年了，保湘取鄂，征赣战皖，所到之处皆有战功，但队伍也越来越散，东一支，西一群，不能成大势，且顾此失彼，其薄弱处往往为贼所乘。此后如果能合我湘人之力，并谋皖北、皖南，或许能开创一个新局面。古人说得好，兵聚而气易固，将聚而兴稍浓。这才是东征大局的一大关键。
胡林翼深表赞同。
胡林翼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其内容如下：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敌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人围城必四面无敌，又兵法谓‘十则围之’。如果我军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
曾国藩对于胡林翼的意见，感到很有见地，非常高明。
于是二人对安庆会战的兵力又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终于使湘军所编制的一张巨网，投向了安庆这个重要的中心之点。尽管还将有许多波折，但大事趋成。
所以后来，当湘军攻占安庆，而胡林翼在武昌病入膏肓时，曾国藩想得更周全，他除了送去珍贵的药材外，还想到要以其他的方式对胡林翼在自己落难时为维系湘军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报答。
湘军攻占安庆，为曾国藩报答胡林翼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特意将湘军取得此次会战胜利的功劳，加到了胡林翼的身上。他在奏折中说：
“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赞画决策，商议于臣及官文，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
胡林翼自己在武昌得知湘军攻占安庆的消息，轻轻地张了张嘴唇，微微地笑了笑，接着便又是一阵急促的咳嗽。他面如白纸，神如槁木，两个鼻孔日夜翕张，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和一把骨头，本来就不很高大的身躯变得越来越矮小。
肃顺发下上谕，以湘军攻占安庆之功赏加胡林翼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世职。这个赏格比曾国藩所得的太子少保衔还要高一等。可就在第二天，胡林翼在武昌度过了他50岁生命的最后时刻，魂归西天。
当朝廷的封赏上谕传到武昌时，胡林翼的死讯又正好从武昌递到了北京，朝廷再次大加褒奖。
在得知胡林翼的死讯后，曾国藩几乎不能自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几句心中积之已久的话，对胡林翼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
“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过了半个月，他又在上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林翼的性格特征及其对湘军的重大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本领自负而不免嚣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巡抚麾下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救援，竭力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四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转推官文与臣两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自己的功劳却一点也不提及。平时总是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持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湘军内部之团结，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在其中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以自愧昔时之不如，而又忧此后之难继者也。”
此外，令曾国藩特别感激的，还有胡林翼在供给湘军粮饷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湖北曾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1855年、1856年之时，其财政极为困难。胡林翼通过整顿吏治、减漕裁费、剔除中饱等办法，大力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结果能以瘠贫之区，养湘军6万人，每月耗费达40万两白银。因而，曾国藩极赞胡林翼有经济之才，并担心他的死会给湘军日后的粮饷供应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来有所谓“相友可知人”之说，观与曾国藩交往甚密的胡林翼等同僚之辈，多是一些有勇有谋且又谦谨有怀的开明之士。天下英才，联手做事，难怪湘军集团的事业总是否极泰来，不断有成。
识见襟怀，大度容物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
“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考虑是非，往往以感情取代理智，是人情世故中最常见的病态心理。曾国藩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本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还这样解剖自己：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在曾国藩看来，培育良好的修养也往往能使人们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那些不能容人、品性偏狭的人很容易卷入到这些无谓的纠缠中。良好的修养主要在于这样一种品性之中，具有这种品性的人能公正、理智、慎重地对待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类事情。因此，有文化修养和生活经验丰富的人总是能很好地克制自我、宽厚待人。事实上，那些具有宽厚性格的人其性格的宽厚程度与其智慧成正比，他们虽能发现别人的缺点和不利条件，但都原谅他们。曾国藩把制怒以及处理好制怒与倔强的关系，当做加强自己以及亲人这方面修养的主要突破口。
曾国藩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