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上取款
五味子：益气，治久咳、肺胀。
这不是什么闲得无聊的游戏，而是一种无奈，一种十足无奈后产生的睿智。
这是怎样一种智慧呢？有消息说，美国最近出现了一种潮流，提款机不是装在银行里，而是装在死人的墓碑上，坟墓不再冷冰冰使人厌烦，而是成了能够取到钱的地方。那么它的始作俑者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据说，第一个使用了提款机的人是美国蒙大拿州牧场主古德斯，这个千万富翁在他的墓碑上安装了内置提款机，并立下遗嘱，声明只有其儿孙们才能到他的墓前提取留给他们的钱。这样提钱其实是什么没有新意可言的，古德斯的创意就在于，他规定每周儿孙每人只能来此取一次钱，每次取钱的数目不能超过300美元，过期不取，此周钱款作废。
这个办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现在许多美国老年富翁定墓碑提款机已经开始排队了。
简单地说，这些人无法忍受儿孙们的寡情，才会有如此对策。社会缺少家庭间温情的现实，使一些已经很习惯或者说适应这种社会的成员都不能忍受，他们不能忍受晚年物质生活的富裕而精神生活的贫乏，如果无儿无女倒也罢了，问题是儿孙成堆，却硬要遭此凄惨晚景，这在那些富人看来，实在是不公平。于是古氏就想到了要儿孙们到他的墓碑前来取款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制度。制定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使一项措施得到更有效的落实，古氏制定这项措施比别的措施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有制约力：你要用我的钱，必须乖乖地到墓地看我；更有吸引力：我不能多给你，一点一点地给，你就会一次一次地来看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激励机制，有了这种机制，他的儿孙们就会不厌其烦地、风雨无阻地来看他。尽管他们是来取钱的，尽管他们在取钱的时候从心里骂这个老头想出这么个缺德的办法，但作为长眠在地下的取款机设置人来说，只要他们能来就足够了。人死如灯灭，你还能有更高的指望吗？
不能因为古氏想长久保持亲情而设置的墓碑提款机是独一无二的发明，其实，这种寡情现象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智慧也时常出现。记不得是哪一个省了，总归这件堪与古氏智慧相比的中国山区妈妈的新闻也够让人心酸的。老人养了四个儿子，她担心四个儿子老来不养她，于是说她有一块祖传下来的金砖，这块金砖的价值足够让那四个儿子好好地养她一辈子了，如果他们想得到这块金砖的话。等到老人故去，她的儿子们却发现金砖其实是块很普通的砖头。我实在无法猜测她的儿子们发现真相时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也懒得去想，因为跟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只佩服老太太的智慧，因为她用她的智慧保证了她的晚年生活，至于死后儿子们怎样待她已经不重要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那些儿子总不能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吧，谁想落个不孝子孙的骂名呢？如果把它上升到理论层次，老太太的“金砖”计划其实也是一种制度，它也有一种制约，就如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制度，你如果在任上不守规矩，贪赃枉法，那么退休以后的俸禄就不能享受。
虽然古氏考虑的是死后，老太太顾全的是现实，但我不认为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智慧恰恰需要我们去探究问题的起因，而起因总是让人不那么乐观，即使是个别抑或是少数现象，也应该重视。在物质生活不断丰裕的今天或以后，古氏碰到的问题，我们也会碰到；老太太的“金砖”计划虽然发生在物质不丰裕的时候，但物质丰裕的时候也容易发生，巴尔扎克《高老头》中高老头晚年被两个女儿榨干血汗的事情我们身边未必没有。
就事论事说，墓碑提款机的出现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人们的感情诉求。当同情别人成了学校课堂里课程的时候，当亲情友情需要用金钱来维系的时候，我们就很忧虑了，因为那些能在墓碑前装提款机的毕竟是少数富人，对于那些没有钱让子孙取的一般大众而言，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的子孙心甘情愿地去“探望”呢？
马桶问题
朱砂：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
上海《东方杂志》1933年的新年号以“新年的梦想”为专栏，刊登了142位各界知名人士的250个梦，时任济南大学教授的周谷城先生的梦是这么简单：“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可以想像周先生当时是深受没有抽水马桶之苦的，“方便”问题成为不方便，至少标明社会物质不丰富，于是堂堂大学教授才发出杜甫样的“安得马桶千万只，天下人士俱方便”的呼吁。梦想虽不雅，却实在恤民。当周先生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逐渐渐解决之时，当木马桶成为历史的印记甚至变成年轻人的小物件摆设时，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困惑却紧随而来。
如里说周先生的梦想是卫生问题，那么这个困惑就是环保及经济问题了。
这样几个数字在媒介上经常被人提及：一只漏水的马桶，一年要漏掉25吨水；全国抽水马桶全年大约要用掉144个中型自来水厂的产水量；美、德、墨西哥等国都使用6升水便器，瑞典、新加坡甚至只使用3升至4.58升水的马桶。数字是事实，更是对比。据我所知，“马桶问题”正日益被关注，有的地方已提到议事日程，前两天就有消息说，山东开始规定新建住宅禁止使用一次冲水量超过9升的便器。这实在是个好兆头。
若以为“马桶问题”仅困扰中国，那恐怕有失偏面，马桶其实在困扰整个世界，明年11月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世界公厕峰会，肯定要讨论怎样解决马桶及洗手池的节水问题，这就是说，马桶问题也像食品、保健和贸易等问题一样登上了大雅之堂，忽视不得。
假使这样看待马桶问题，那仍然有些就事论事了。我觉得还应扯开些。这主要是我们大大咧咧的消费观。钱虽不富裕，但多数人感觉水无所谓，反正有的是水（这是对我国水资源的误解），东部人痛快用水的时候并不想着西部的严重缺水，也不想人家巴黎是脏水净化循环使用达9次。就这点而言，日本人要比我们精明得多。我看过一个材料，说日本人将中国的煤整船地买去储存起来备用，又说他们们制造了生产一次性筷子的机器来卖给中国，然后大量买我们的一次性筷子，然后又将废筷子收集起来做成三夹板什么的卖给我们，而他们的森林却保护得相当好。据说这样的事情蛮多的，我不想再说了，怕影响两国关系。但他们的做法有一点却足能教育我们，资源必须保护利用，特别是有些不可再生的资源。
我相信马桶问题绝难不到咱中国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诸如“马桶法律”之类的办法圆满地解决。但在“马桶问题”彻底解决前，我想和每个马桶使用者及马桶的热心人士做一个小小的游戏。游戏的程序是这样的：一个团队中选出一人扮演领导角色，他只有一句充满激情的台词：“太棒了！还有呢”？其余的人扮演员工，台词也是一句“如果……有多好”？
主题词是“马桶”。例句：如果马桶不用冲水，又没有臭味有多好！
然而这仅仅是关于马桶问题的游戏吗？
“麻将官司”的三种结局
辛夷：主治五脏，身体寒热，头风脑痛。
成都有个28岁的女青年余涌军，因每晚不堪忍受隔壁鏖战急急的麻将声，愤而将管着老年活动室的居委会告上法庭。余说，麻将声使她心烦意乱，无法入睡，时间长了，竟患了神经衰弱，只有靠服用镇静类药物强制睡眠。无奈之下，每到深夜，她便拨打110，巡警赶来制止，“麻民”们才草草收场。
于是，这场“麻将官司”就成了全国首例；于是，在“反麻”和“拥麻”互不相让的叫板声中，官司就变得意味深长。
在审判结果尚未公布之前，陆子斗胆拟出官司结局ABC三种：
A：输了。余涌军打这场官司有多个不合时宜：第一，不顾邻里关系。一个人不会生活在真空里，大家住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都要互相照顾，今天我们搓麻将影响了你，明天你就可能因小孩的哭声、叫声乃至卡拉OK声吵了我们。第二，麻将乃真正国粹。国粹更需弘扬光大。有许多地方已将麻将正式列入体育运动项目中，前年广州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国首届麻将大赛，昨日央视报道天津有所幼儿园里就开了麻将馆，十亿人民九亿麻，麻将爱好者不是你小余能扳着指头数过来的，何况你们成都人喜欢搓麻将全国有名，不然哪能居委会开扩大会议表决晚上到底打不打、打多久时，会有67∶1的结果呢？第三，证据不足。所有证据都不利于原告，关键证据麻将到底有没有扰民，声音分贝多少，都没有环保部门的科学鉴定。另外，居委会称采取了不少弥补措施如买桌布、换窗户、加窗帘也使输官司有了可能。
B、赢了。赢的把握非常大，主要理由有：法律的保护。或问：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当然是讲法治的年代。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出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及城市环境噪声标准，只要按法律执行即可。法不责众？法有的时候就是要责众。还有，众多媒体的支持，广大的深受其害的反麻派的声援，也使官司胜出的保险系数大大增加。
C、输赢二难，日后判决。话说审判法官抓破头皮，合议庭多方合议，均不能作出公正的裁决。审判长曰：我看还是搁置吧，让公众去评判，日后自见分晓，虽于情于法有碍，但也算开中国司法审判之先河。接到这个不是判决的判决，众麻友欣喜若狂，连连褒奖法官恤民情知民意，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好法官。于是麻将“涛声依旧”，麻客乐此不疲，“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长盛不衰的麻将差点打进了奥运会。余涌军则泪洗三日后，在心中深深埋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古训，利用一切时间，苦苦钻研法律，自修大学法律本科、硕士连拿，还留洋轻取了博士，十年后之小余已非麻将官司时之小余。2015年，她已成为四川有名的青年法学家，参与川省许多重要法律条规的制定。此后，有一部叫《四川省麻将管理条例》的地方性法规曾被全国诸多地方参照，成都地方上还流行一句发人深省的顺口溜：打了一场小麻官司，出了一个大余博士。
因没帮人打过官司，纯属纸上谈兵，且才疏学浅加一管弱笔，诚望公众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