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流行？
五加皮：治风湿，壮筋骨。
赵宋小品中的精彩话语往往会成为来年的流行语，什么“相当壮观”，什么“太有才了”，今年的《火炬手》，央视信心十足地预言“这辈子，你不欺负我，我简直都没法活”之类的又要流行了。才过了十几天，不知会不会流行。
流行大概需要倡导，可是有些东西，你一天到晚倡导啊要求啊什么的，他就是不流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花了不小的成本，甚至大大的成本，一点也不流行，即使流行了，也就几天功夫马上就不流行了。而有些东西没什么倡导，就是某个人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都会很流行。
读三国，对周瑜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觉得他会打仗真是太平常了，厉害的是他精通音乐，精通到什么程度？精通到他给我们留下了成语“顾曲周郎”。在别人演奏乐器时，如果稍有错误，他一定听得出來，并且能够予以纠正，这样新时代的雷锋当然是很受人欢迎啦。问题也来了，那时的周郎虽然拥有了小乔，但这并不妨碍吴宫里那些美貌乐姬们的暗相思啊，于是乐姬们常常故意弹错，想引得周郎的回眸与青睐，结果就变成，整个宫殿里，到处都是走调的丝竹之音，“曲有误，周郎顾”，弹错之意在周郎呢。你看看，一个人力量有多大啊，他楞是倡导了跑调的流行音乐。估计是战事不太紧，连孙策都听出来了，于是苦恼得要命，我孙策怎么就没有这样的魅力呢？
一个帅哥能把风气搞成那样，一个皇帝自然就很容易制造流行，即使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汉武帝在太初元年修了个“建章宫”，说是周长三十里，这么大的地方，绝对可以住不少人，据说当时各宫的美女就有一万八千人。这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女人”的主儿自然每天要转来转去的。有一天，他转到了最宠爱的李夫人宫中，大概是好几天没洗头了吧，忽然觉得头痒，于是就用李夫人的玉簪搔了搔头。这个动作可不得了，传到后宫，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想学李夫人的样子，头上也都弄根簪子插上，搞得长安一时玉价大涨。这样子的流行，能有力地拉动经济，并且可以增加很多老百姓的就业机会，应该大大提倡啊。
流行如果无伤大雅，谁愿意赶就赶，但有些流行一般人是学不得的。风靡晋朝上流社会的是服五石散。这种药吃到肚子里以后，要仔细调理，不能静卧，所以魏晋名士最喜欢散步，称之为“行散”，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格外喜欢锻炼身体，是因为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的缘故。
除了走路，饮食着装上也要格外注意。服散之后全身发烧，之后变冷，症状很象轻度的疟疾，但发冷时倘若吃热东西又穿厚衣物，那就非死不可了。一定要穿薄衣，吃冷东西，并且用凉水浇身。很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皮肤也变得特别敏感，很容易被磨破，所以名士们大多痛恨新衣服，喜欢穿柔软的破旧的、没有浆洗过的衣衫，很艰苦朴素的样子。由于衣服长久不洗，一边聊天，一边把手伸到衣服里头捉虱子，都被认为是蛮雅致的事情呢。只是由于五石散本身的昂贵，以及调理的烦琐，所以这个流行没有渗透到民间。流行也要很大的成本啊。
但流行总会有人要学的，于是有些不是贵族的也说，我也在服石发热呢。有个笑话讲，有人在集市门前卧倒，假装发热，同伴不信他也服得起“石”，这个人只好狡辩说：“我昨天买了米，米中有石，吃下去，今天发作了。”幸好这个五石散只在上流社会流行，否则不知要弄出多少人命呢。
今天或以后，谁在制造流行？肯定有很多怀着各式各样目的的人，只是推动流行的，十有八九是我们自已。
市市市和“包二奶”
细辛：主治咳逆上气，头痛脑动。
（1）市市市？
我们在努力做某件事的同时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尴尬。比如一本叫《中国方域》的杂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新设立重庆直辖市之后，两个级别的地方政区都叫“市”，如南山市属涪陵市，涪陵市又属重庆市，于是南山市的全称变成：重庆市涪陵市南山市。
应该说“市市市”比较特殊，但“市市”却遍地都是，虽无伤大雅，然而总有些说不出的味道，尤其是对那些不熟悉该地的人，要解释老半天。
细一检点，类似这种现象还真不少。比如现在的重名现象及取名僻字着实让公安户政部门头痛。假如北京的某个“淑珍”犯了事，弄不好全市三万多（仅王、张、刘）“淑珍”都要被查一遍。取“淑珍”名字的父母可都是看好这两字的珍贵意义，是好心哟。僻字则完全是一种无奈或时髦，一般的字极易重名，那就挑僻的吧，于是“吉吉”、“淼”等就隆重推出了。
某次我们的记者去写了篇这类的稿子，不想最终碰到麻烦，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手写还可以，但电脑不认账，真是急煞。如果我照实录下，恐怕发表我这篇小文的报纸编辑也是极为难的，只好省略不举。
如果单就“市市市”及重名僻字现象而言，集思广益，科学昌明，总会想得出比较齐全的解决办法，因之无大害，或者干脆由它去吧。不过我想提醒的是另一句话：在做某件事前应尽量未雨绸缪。
（2）“包二奶”本市郊区某镇沈女士开了家内衣店，说是内衣店，其实是专卖胸罩的。店主倒是本分人，也不是什么策划大师，她随手替她的店取了个“包二奶”的店名，生意很好。她说，胸罩的用途就是包二奶，此包二奶非众人抨击的彼“包二奶”。
可能是因为“包二奶”太敏感了，工商局的人命令她撤掉，另取店名。沈女士觉得有些窝囊，她就给本市著名的媒体打了热线求助。记者很是热心，除了报道这件事以外，还帮她征店名。
这下热闹了。三天下来，热心的读者帮忙取了600多个店名。有位读者一下取了9个：
黄金甲、登峰造极、羽翼渐丰、内外双修、包妮满意、秀在其中、金玉满堂、锁玲珑、护花使者。我看“黄金甲”最有意思，因为这几天我们这座城市里正在放《满城尽带黄金甲》，顺手拈来，张艺谋也不会认为侵权的。
还有一些也挺有趣味的，你看：QQ、MM，真是想得出来啊。再如：天生一对、挺好、舒心、好女人、包满意，俗是俗了点，却是大实话。还有一位自称是经济学博士的先生说，店名就叫出水芙蓉吧。他倒是蛮有想像力的，出水的芙蓉，浴后的——，水淋淋的——挺让人联想的。
不知沈女士在眼花缭乱的店名中相中了哪一个，但我想，不管她选中哪一个，她一定会在顾客稀稀拉拉的时候，想到她的“包二奶”的。
如果我是那位记者，一定会在一段时间后，再去回访一下，看看沈女士用了这样的店名后生意怎么样，因为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讲策划的年代，就是卖卖普通的文胸，也是需要脑子的。
声音的“魅力”
前胡：去痰下气，伤寒寒热，明目益精。
声音的“魅力”是无穷的，声音的功能是巨大的，眼下就有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范例。湖南桃源人龚金凤有一手过人的“特长”，模仿别人的声音惟妙惟肖，且对家乡籍领导的情况了如指掌。今年3月的一天，某粮食局“张局长”打电话给手下的某粮店主任，介绍了0吨优惠稻谷业务，说转手就可进账十多万，“张局长”暗示将1点5万元好处费打入其账户；5月的一天，桃源籍省人大某处“张处长”给老部下花垣县某局长介绍了一笔400多万的建筑业务，收得“感谢费”5万元。自然，这“张局长”、“张处长”都是龚一人的声音所为。
在龚施展声音“魅力”的同时，真实的张局长和张处长却蒙了冤，但我想，就案子造成的影响而言，他们的不白之冤却是极细小的损失。因为人们从本案会自然地产生以下几种设想：一、在某些行业，做事情拿好处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有些人给了好处尚且不办事，不给好处你想都别想，门都没有；二、“张局长”和“张处长”平时一定跟下属或一些关系户混得不错，且常做这样心照不宣的事，要不哪能有这样的效果？三、这种事情如果做得巧妙，还是可以天衣无缝的，你想，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信息就会变得灵通，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就是金钱，小信息可以换小钱，大信息当然可以换大钱，秘书李真不就是充分利用在领导身边的信息大赚其钱吗？四、体现了领导的绝对权力。如果领导说了不算数，那下属就要掂量掂量，不要说你打一个电话，就是十个也没用，人家又不是傻瓜，干嘛痛快地给你钱？
龚骗子的声音“魅力”虽然不可低估，然而事情的本质却没有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我们是不能就事论事的。从已揭出的贪官污吏看，有许多正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施展“魅力”
而陷入泥坑的。这些人起初对因工作而带来的某种效应显然不太适应，但不久就坦然了，到后来，他就会有意识地将正常的工作变作权力的使用，越到后来，他就越顺手，因为实在太方便了，只需在声音上施展“魅力”即可：为A的事向B打个招呼，为B的事，向C发个指令，又为D的事向E承诺什么。凭着有“魅力”的声音，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来什么，甚至不要什么也会来什么，简直是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神通得很。
推而广之，这声音的“魅力”还可以“借用”。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人直接打电话给某官，说我是某某的亲戚（一般是至亲，比如夫人、子女、兄弟姐妹、外甥等，当然还有表妹之类的），我要如何如何，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声音传递也能取得较完美的效果。不然的话，贪官倒台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连坐”呢？
说白了，龚骗子之类的声音“魅力”其实就是变相的权力应用。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与他声音的“魅力”是成正比的，如果没有权力作铺垫，纵然你的声音盖过帕瓦罗蒂，赛过婉转的百灵，人家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感染。如前所述，这些人有这样的思维当然并非空穴来风，实在是因为有了滋生这种思想的现实存在。
幸好，各项越来越健全的法律法规对那些极想用声音施展“魅力”的主儿有了大大的限制。当然，这些制度不是真的要锁住官员们的正常声音，只是禁止形形式式的龚骗子施展声音的“魅力”而已。
谁能猜出船长的年纪？
九牛草：解风劳，治身体痛。
这是一个真实而又引人深思的例子。日前一位法国教育心理专家曾给上海的孩子出了一道题目：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的船长年纪有多大”？结果有90%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86—34＝52岁，10%的学生认为此题非常荒谬，无法解答。当然，这10%的同学是答对了。
法国专家在对这90%的同学调查后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做出答案来，是因为觉得“老师出的题总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老师平时教育我们题目做了才能得分，不做的话一分也没有”。法国专家不得不感叹：中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因为同一道题在法国小学做试验时，超过90%的同学提出了异议，甚至嘲笑老师的“糊涂”。
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的许多学校里可以经常见到，从小学到大学，只会是内容不同，形式各异，但性质却极相似，那就是做许多事情都循规蹈矩，不作理性分析，更不敢挑战权威。如若反之，则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前段时间我就对长春某高二学生谷阳因作文“另类”而不被老师看好，但文章却受社会欢迎的事作过评论。不想这事又有翻版：前两天，武汉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作老师布置的以“春天”为题的作文时，61名学生大多以“春天好”
为主题，惟王聪同学认为“春天并不好”。语文老师于是在点评课上这样评点：写春天不好，是不听老师讲解，胡思乱想，跑了题的结果；古往今来，一些文人都夸春天好，说春天不好是动错了脑筋。细心的读者马上就会感到我的矛头是直指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正是老师在起着引导的作用。我再三教导我那喜欢作文求异的小子，千万要小心，尤其是考试，要“规范”再“规范”，这规范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让批卷老师高兴，多赚点那可敬又可恨的分数，九十秒里定生死，有什么办法呢？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可教师说，我们也不情愿啊，我们的苦恼向谁诉说？都说要学生写最擅长最熟悉的东西，但限制却多多，哪一年的高考作文不是排除诗歌？去年考诚信，考生都在文章里“真心实意”地、毫不犹豫地选择诚信，而抛弃金钱、健康或者美丽，因为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然而，这种几乎只有惟一答案的作文本身就有些违反诚信，你说出题者要倡导诚信的目的能达到吗？我看够呛。
整齐划一看起来好像是圆满的，但思想上如此，那就是一种悲哀。在将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相比时，总有一种声音说西方学生创造力要强过我们，而事实上两者也的确判若云泥。
并非国人脑笨，而是某些东西禁锢了我们。对人的创造力来说，有两件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创造的能力。和创造力比，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人知识丰富，更不会让人变得聪明。
忽然记起一个小故事。说是明英宗正统年间，少司徒王祐趋奉大太监王振，每天将下巴刮得精光去见干爸，一天王振突然问干儿：你怎么也不长胡须啊？王祐回答：老爷您没胡须，儿子我怎敢有啊。如果就这样在箴规戒语中成长，那么，老师没说过的，前人没做过的，有些人是不敢做的，起码说“春天不好”的老师们不敢，起码会算船长年纪的学生们不敢。
谁是“中国年度最佳”？
萱草：苗花煮食消食无忧，食根下水气。111前段时间买了本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度中国最佳杂文》，一直将其当作权威来读。
不想昨天又看到了一本最佳杂文，该书是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
前者所收百余位作者的130余篇文章，后者收了62位作者的148篇文章。细细比较，我所崇敬的许多杂文作者虽大多榜上有名，但两者差距仍然颇大，后者很有名的，前者没有影子，前者蛮有文采很见思想的文字，后者也不见踪迹。书的主编都相当有名气，加上自己对杂文又没有太多的研究，不便评说，但实在有疑问不能解惑。
辽宁版的“宣言”为：“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数位文坛宿将倾力协助，众权威精心编选”。漓江版的“说明”则为：所收作品“无论思想含量还是艺术水准，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花最少的钱享受中国当代文艺的最新成果”。这样说来，一般的作者是辨不出优劣的，甚至像我这样平时还写些杂文的人也云里雾里。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一位在杂文界名气不小的朋友，在漓江版中入选两篇，主编还在序言中肯定一番，但在辽宁版里，影子都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个别的，起码有好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