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在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韩先楚、军政治委员卓雄的率领下，于15日向汉口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地区的国民党军。16日拂晓，第40军118师进至武昌、汉阳市郊的滠口附近。此时，发现武汉之敌已弃城南逃，随即向市区急进，于当日7时占领整个武汉市区，全歼武汉保警部队及警察局所属武装。同日下午，120师、153师在配合第43军攻占黄冈、团风一线国民党军江北阵地后，渡过长江。与此同时，江汉军区独立第1旅和第58军172师部队相互配合攻占汉阳。
一、人民海军诞生日
1949年4月23日，伟大的渡江战役发起第3天，强渡长江天堑的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省泰县临近长江的白马庙乡宣告成立，当时的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0年后的1989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将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的日期，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诞生日。
1949年初，我军胜利地结束了三大战役。为了彻底摧毁蒋家王朝，直捣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实施渡江作战。
面对国民党军的“长江立体防线”，我人民解放军必须以单一的军种陆军去攻克。渡江战役与我军已经历过的三大战役完全不同。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场以江河为基本战场，以渡船为运载工具，以破岸歼敌为目的的登陆作战。就其规模而言，几乎可以与1944年6月美英同盟军在欧洲发起的诺曼底登陆作战相媲美。但是诺曼底登陆中美英参战的海军舰艇多达5 000多艘，而我军在渡江战役中的参战兵力达100万，舰艇却为“o”！虽然当时我军作战兵力发展到380万人，但那仅仅是陆军，海军还是个空白。
没有海军，如此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就难以有效地隐蔽攻击作战企图，就难以以机动性很强的水上火力夺取水面的控制权，就难以对我航渡船只实施可靠的掩护，就难以对敌人的滩头阵地进行有效的火力打击，就难以及时抗击敌舰船从水上对我进行的攻击。因此，“建立一支人民的海军”的念头，长期以来萦绕在中央领导的脑海中。
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就建立过由叶剑英主持的海防研究小组。
1949年1月8日，当渡江战役还在计划准备之中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要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并特别指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谓“可能性”，就是指即将处于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的国民党海军起义和投诚，加入人民海军的可能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渡江战役促使了国民党海军的大规模起义和投诚，直接推动了人民海军的创建。
同年3月，毛泽东、朱德在给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军舰起义官兵复电中强调指出，除了陆军，中国人民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中国人民需要建立海军，这种迫切性并非仅仅源于渡江战役。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来自海上的470多次入侵，中华民族有切肤之痛。辽沈和平津战役中，都有部分敌军得以从海上逃脱，未能实现全歼。历史的教训，促使中共中央产生建立海军的设想；渡江作战的严峻现实，又迫使我军必须加快创建海军的步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考虑到，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将面临解放海南岛、台湾等沿海诸岛的渡海作战，那时更离不开海军的协同和配合；新中国正躁动于母腹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海军保卫自己的海疆，反击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创建海军刻不容缓。
渡江战役发起前，国民党海军编有4个舰队。担负长江守备的海军兵力，占国民党海军作战兵力的三分之二。
1949年2月，渡江战役尚在准备中，国民党海军命令其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从吴淞口开赴长江，企图拦阻人民解放军渡江。2月25日凌晨，“重庆”号上进步官兵与舰长邓兆样一起首举义旗，毅然驱舰驶往烟台解放区。“重庆”号的起义是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海军大规模起义的前奏，3月24日，毛泽东、朱德在给“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他们是“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英明地预计会有“更多的军舰将要随你们而来”。
随着渡江战役的临近，中央军委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党海军的策反瓦解工作，一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专门指示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在战役中“以炮火封锁江面，不让敌舰东逃，迫使敌海军起义或投降，以建设人民海军”。迫使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以创建我人民海军，是渡江战役我军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之一；而我炮兵对长江江面的严密封锁，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军事手段。国民党第二舰队东逃上海必被歼灭的严峻现实，是他们决定投奔光明的根本原因。
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后，在内心深处藏有弃暗投明的思想。为此，他通过舰队轮机长阙晓钟等一些渠道寻找共产党。
林遵为人十分谨慎，他答应在解放军渡江时起义，但要求必须先跟解放军的高级机关联系好。当“重庆”号起义后，林遵更加小心谨慎。
代表林遵与共产党联系的阙晓钟对吴平等地下党员说：“‘重庆’号起义，震动了国内外，是当前海军界的一条头号新闻，部队背地里都在议论。据我所知，有两种反响：一是广大爱国官兵很受鼓舞。我平素要好的舰长都在说国民党打内战不得人心，‘重庆’号起义是蒋介石利用外国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罪恶的报应。”
阙晓钟镇定了一下情绪后继续说道：“另一个是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重庆’号是英国赠给国民党的，还有一艘‘灵甫’号驱逐舰，是英国租给国民党的。‘重庆’号起义后，英国人就向国民党政府要回‘灵甫’号。蒋介石和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等生怕‘灵甫’号再跑了，已经派人盯住。”
“我们第二舰队也派来了一个警卫排和一个指导员。”阙晓钟喝了一口茶后接着说，“林司令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对情况很清楚，他曾对我说，第二舰队的起义决心是铁定了的，但行动要谨慎。蒋介石、桂永清可能狗急跳墙，周宪章出于个人私心，也会火上加油。”
阙晓钟最后说：“我们要特别小心，一切都要相机行事，既不能失之机宜，也不可冒失。”
几天以后，阙晓钟在上海的家中告诉我地下工作者：“你们‘三野’派来了两位‘高级参谋’，通过江苏学院的林教授来与我商量第二舰队起义的事。你们是否把前几天商谈的情况尽快送回解放区向上级报告，本舰队准备在解放军渡江时起义是定了的。我等你们从解放区回来，我就回镇江向林司令报告。”
他一面说，一面掏出一张纸说：“这是第二舰队各兵舰的布防和江阴要塞的情况，大军渡江要先控制江阴，卡住长江的咽喉，防止兵舰逃跑。”
吴平等地下党员看了阙晓钟提供的材料。为了安全起见，当晚他们把情报背熟，一些难记的地名、舰名，注在一本英语课本上。第二天，他们离开上海前往南京。
他们到解放区要经过两个检查口，一个是南京到浦口，第二个是浦口出浦镇。国民党于3月中旬起开始封江，到了3月底戒备更严了。南京下关到浦口的轮渡被撤除，只留一个小渡口，用小船渡送客商，几天才开放一次，一有风吹草动就关闭。
吴平夫妻俩在南京找到负责路上安全的联络员，打听了情况，决定三人同行，装作互不相识，暗中照应。4月3日下午，得知4日放江，次日一大早，他们就到渡口排队，挨个上船；船到江北，联络员上了岸，吴平上了岸，吴平的妻子曹一飞却被一个女警察扣住，盘问来盘问去，不准她上岸。女警察还搜了曹一飞的身，只看到那本英语课本，问了老半天，找不出什么破绽，后面还有好些人等着要上岸，只好放行。
南京到浦口的这一关过了，由浦口到浦镇的这一关本来是相应放行的，那天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突然封锁了。他们只好在浦口住了一夜。旅馆查得很严，像吴平这样西装革履的打扮，却混在一群粗衣布鞋、肩挑手推的农民之中，太不相称。机智的联络员非常有经验，疏通了账房先生，把他们安排到旅馆的账房中住宿，冒充是旅馆老板的亲戚，才躲过军警的盘查。
在第二天的通关中，他们吸取了过浦口的教训，吴平和曹一飞恢复了夫妻关系，一路同行。出关的人排成一条长蛇阵，挨个检查。吴平拉着曹一飞直接走到关口处的一个国民党军官的面前，出示了身份证明，要求不排队先过去。
那位军官看了看吴平夫妻的装束，把手一挥，他们安然地出去了。可联络员还在老远的后边排队，他们不敢等，只好先走，但又不识路，只得顺着铁路向北走。
他们与联络员走散了，好在江北大都是解放区，所以吴平他们找到了第35军军部，联络员回到了滁县军分区。两方一沟通，得知双方都平安。
吴平他们在第35军军部待了两三天，一天早饭后，第35军联络部长张普生对吴平他们说：“接第三野战军总部回电，要我们立即送你们到总部报到。本来军首长准备今天中午请你们吃饭，但电文要求紧急，马上就要走，很抱歉。”
正说着，一辆小吉普车停到了门口，张普生意味深长地说：“目前我们还很艰苦，全军只有这么一辆小吉普，是供军首长紧急时使用的。”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编制，原来只有“惠安”“吉安”“安东”“永绥”“江犀”“营口”6艘军舰。但蒋介石为了建立一道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由汤恩伯在常州召开了军事会议，之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海军总参谋长周宪章都派遣亲信舰长参加长江防务，名为受林遵指挥，实则控制第二舰队的行动。这样一来，第二舰队增加了10多艘军舰。但部署防务、任命舰长，往往不通过林遵。
随着斗争的发展，第三野战军给第二舰队派来了“高级参谋”孙克骥、杨进同志。他们向阙晓钟传达了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的意见，阙当天就赶回镇江向林遵汇报。林遵根据舰队的情况研究了陈毅的指示，认为：一是协助解放军武装渡江，按第二舰队防区各兵舰的情况，困难较大，须相机行事；二是反抗桂永清将舰队撤退到台湾的命令，估计可以做到，并尽量争取更多的舰艇参加起义。
在孙克骥等人的指导下，林遵和阙晓钟积极开展了起义准备工作：一是联络各兵舰，林遵亲自做“惠安”“江犀”等舰长的工作；阙晓钟负责联络“吉安”“安东”“永绥”各舰长的工作，有条件时可以做轮机、枪炮、引水等关键军官的工作。二是将军舰由各渡口撤防，集中到芜湖、南京、镇江三处，方便解放军渡江。三是派阙晓钟到镇江，一方面与第三野战军代表保持联系，另一方面策反“营口”舰长邱仲明，监视舰队参谋长麦士尧。林遵与邱仲朋是马尾海军学校的同学，交情颇好，但邱仲明是海军总参谋长周宪章的义子，关系特殊，对起义态度不明朗。
阙晓钟在镇江时，经常到孙克骥、杨进二人的联络点汇报情况，还建议解放军在渡江时要破坏江阴要塞灯塔，在江北设置流动炮台来防止反对起义的军舰逃跑。
为了掌握林遵的真实想法，孙克骥他们多次提出希望与林遵见面，但都因耳目众多，未能实现。后来，林遵终于与林亨元教授在镇江金山寺会了一次面。这次会面，对林遵的鼓舞很大。
阙晓钟与邱仲明进行了多次接触。邱口头上表示“服从司令指挥”，但在镇江解放的前一天晚上，却开着军舰逃跑了。镇江舰队司令部还有一个指导员和一个警卫排，见形势不对。也在镇江解放前一天，乘末班火车仓皇逃往上海。镇江解放时，舰队司令部只剩下麦士尧参谋长和阙晓钟二人了，阙晓钟控制住了麦士尧。后来，麦士尧在南京政治训练队学习时，逃跑了。
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在我人民海军诞生的同一天，第二舰队1 200多名官兵、25艘舰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加入我海军。
同一天，还有23艘敌舰艇在镇江江面向我军投降。到5月中旬我军渡江解放武汉时；敌江防舰队的部分舰艇又向我军投诚或为我军俘获。
渡江战役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和人员，是我海军初期建设的宝贵财富。正如刘伯承在欢迎第二舰队起义的报告会上宣布的中央军委的命令中指出的，我军正是以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为基础，成立了华东军区海军。
有了舰艇，我军创建海军的愿望变为现实，对此国民党极为害怕。他们派出飞机，对这些舰艇进行狂轰滥炸。因此，保护好这批起义、投诚的舰艇，就成为能否顺利创建我海军的关键。
为此，我军对第二舰队起义的事秘而不宣，并将舰艇疏散隐蔽。各舰根据指示拆下轻武器和仪表，人员撤到旧海军总部。由于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有6艘军舰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沉，但大部分得到了保护。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从反面说明了渡江战役中的这些起义、投诚的舰艇对我海军创建的重要意义。
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后，任第一副司令。1959年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1975年5月任东海舰队副司令。1979年7月16日林遵病逝于上海。其他起义、投诚的人员，在经过必要的集训后，很快配备上舰。原来的舰艇长、副舰艇长都被任命为我军海军舰艇长，舰上各技术部位的部门长也都由起义的人员担任。在当时的作战舰艇部队中，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占三分之一左右。渡江战役是我人民海军诞生的摇篮，它为我海军的创建、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
二、红旗插上“总统府”
1949年4月23日午夜时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的勇士们，高举红旗，直插伪总统府，把鲜红的红旗插在了伪总统府的门楼上。由此，宣告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的彻底覆灭。
就在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之际，为了及时解放南京，保护这一历史古都，中央军委下达了夺取南京的命令。第三野战军立即向第8兵团发电：“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任务下达后，第35军的广大官兵群情激昂，感到无比自豪，决心要在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立功。第35军立即进行了作战部署，要求全军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立即转向南京攻击，首先肃清江北敌桥头堡，尔后直取南京。
当时控制南京长江北岸三浦（江浦、浦镇、浦口）一线的，是国民党李延年兵团的主力第28军。他们以江浦、浦镇、浦口互为犄角，利用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企图防止人民解放军逼近江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