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团里，发现这种疑虑相当普遍。人们不象前两天活跃了。昨晚部队来到这里，正好碰上岔路河出来“扫荡”的敌人。原先那里只驻敌人一个连，最近发现我主力到了南边，吉林便派出一个营来，打我们的地方武装，好在全面败退的时候，吹吹“进攻”的牛皮，没想碰上了我们的主力部队。打草惊蛇，不好，部队按捺住了，没打，只捡了三十多个俘虏，让敌人跑回了岔路河。一个小时以前，另一个团巳去包围它，可是，我们从小道绕过村庄的时候，一直听不到枪声，这更加重了心头的疑虑：无论敌人逃到口前，还是直接逃回吉林城里，我们的行动都得暴露了。
必须先敌人赶到口前！
入夜，路更难走了。是抄的小道：山溪，沟岔，没桥的河渠，渗水的田径……天又黑，马车又多，先头部队还得一面铺路，一面前进，走在头里的累的够呛，后面跟的老要小跑，怕失掉联络，天快明的时候，战士们一扭一晃的，心里更着急了：和口前车站，只隔一座山了，也没炮声，也不见信号弹，——又扑空了吗？队伍在山上不声不响地前进，黑影子里里拉拉的，说是累了，当然不错，恐怕泄气的心情，还多一点，我听见前面有人悄悄说：“又操蛋了，我看敌人，准是跑啦。”他们说着，简直跛了起来。
忽然，南边山头一声起床号。
“听！敌人还没发觉！”行列顿时紧凑起来，身子也不摇晃了，脚步嘎嗖地，插下山谷，奔向川口。猛听得车站一阵枪声，战士们乐的唱了起来：
“一听机枪声，浑身又来劲！”
敌人的小辫子，可叫咱拧住了。
别看守敌只有三个营，地形对我们可是很不利：三面环山，碉堡修在山上，看得很清楚，炮完全可以打着。可是敌人真正的阵地，都隐藏在碉堡四处什么看不见的地方，却是不成问题的。只有步兵打到山上，才能发现。
反正是包围住了。打援的部队，卡住了吉林方向，口前四周无路可走。用战士的话说，这种仗，叫做“脱光了裤子打个痛快”，没有什么顾虑。得先看好地形，布置火力。
我走向山上的指挥所，敌人正在往这边打炮。而野地上，停止待命的部队正歪在太阳地里，有的用秫秸搭起舒服的“床”，一个云南口音的战士，斜靠着棵小树，朝着北山的碉堡点着头说：
“还打炮哩，我看你们，也快和我一样了！”听口气，他是在夏天双阳战斗才解放过来的。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可是六十军打六十军了。”原来，现在有些连队，六十军解放过来的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我也开玩笑说：“云南人打云南人，你们忍心打同乡？”
有一个哼着鼻子，说：“同乡？他不投降，就是敌人！”另一个说：“打他也是为了解放他！缴枪过来，都是好兄弟。”
下午二时，开始炮轰。山头碉堡塌了，白烟弥漫北山，山头上疯狂了半天的机枪，顿时死寂。
冲锋的战士，开始接近敌人，烟雾刚刚消散的山头，忽然吐出三缕白烟，——敌人的重机枪又封锁了。
又是炮轰，又是冲锋，又是三缕白烟。险要的山头阵地，隐蔽的火力点总是无法消灭。突击队占了前沿小山头，还是无法前进。
孙立俊把棉袄一脱，就对排里的同志说：
“立功的时候到了！”他这个连，打仗没露过脸，这次也是担任的助攻任务。这是孙立俊不能忍受的，他在助攻方向，看了三次地形，发现自己这条冲锋道路很好，可以躲开敌人的重机枪，就对全排同志说：
“我领头，大家要猛打，夺下一座山头，不歇手就打第二座；不让敌人住脚。”他右手不能打枪，就把盒子枪扔给文书，掖上八个手榴弹，带上突击组上去了。
这是十七日的夜半，主攻方向胶着住了。孙立俊的突击组是二班和三班，云南籍的解放战士很多。他们分两路插到第一座碉堡后面，两个敌人正喘呼呼地扛着两箱子弹，爬上山来。他们猛然嗖地拔出刺刀，逼住敌人说：“缴枪！”那两个敌人只管生气说：“别闹了！旁人累死了，还开玩笑，给你们送子弹来啦。”
第一座碉堡很顺利地占领了。激战便在第二座山头展开。决定的关键到了，能否迅速攻占山头，就看迂回的小组打的猛不猛，孙立俊正拚手榴弹，忽然听到侧后也有爆炸声，跟着，几条人影闪出来——敌人往回跑了，好机会！突击组尾随猛追，一排又一排的手榴弹，老是跟着敌人爆炸，抢上了第三座山头。云南人追云南人，本来口音就差不多，天又黑，不易分清敌我；新解放战士又和老同志那样勇猛，倒了几个满不在乎，挂了彩也咬着牙冲。好几次都和败逃的敌人插在一起。手榴弹刚刚在工事里爆炸起来，喝令缴枪的呐喊声也跟着进去了。
十八日上午十时，孙立俊排打到了第八座山头。这是最高的山头，敌人也最多。敌人的营长在那里亲自指挥两个连的残敌，疯狂抵抗。于是双方隔着一道战壕，拚起手榴弹来。
正在紧张的时候，手榴弹打光了。孙立俊脸上又叫炸伤了。他两手空空的，摸摸腮帮，一手血：伸手到石头上抹掉血迹，忽然情急智生，猛叫起来：“用石头打啊！”一阵石头打过去，又抢占了一段交通壕。可是，他的左胳膊又挂彩了，唯一能够战斗的手，骨头又断了。英雄的业绩，常常是在危急关头的顷刻之间完成的。骨折的手猛一挥，摔出一注鲜血，指向敌人——飞溅的血点立刻成了胜利的号召，——突击组冲进碉堡了。
当时，我正从乃子街（团的临时后方，离口前只四里）过来，和一个参谋穿过南山碉堡下的一段封锁地带，预备绕到突击连去看看。忽然，碉堡上的敌人从山棱上跑下来了，正好冲着我们。附近没有任何部队，我们又没带枪，不能不着急。可是，一样是两条腿的人，我们索性向前快跑。到了河沟，副团长正带着一个连跑步过来：“操他妈，敌人出水（突围）了！”他嘟哝了一声，又跑起来，大概是去堵截那条山路。我们这才知道，为什么碉堡的敌人朝我们这方向跑。
一个重机枪班正往那山头冲，我们也跟上去了。爬山，搜索，架枪，扫射——前后只花了不多几分钟。排长突然止住射手说：“别打，看一看！”
顺着他指的方向，口前街外黑压压的一片人，正朝乃子街涌。糟糕，团的后方，就是一个电话总机，一个老百姓组织的担架队，等着收容俘虏的政治干部，再就是一个正在休息的警卫连。而敌人向吉林突围，恰恰要从乃子街经过。最坏的是团指挥所还没得到敌人突围的消息，而屯里所有的人，都以为上午不会有什么事情。能不闹个难看？正替他们着急，屯子里却涌出一群人来，举着棒子，挥着手，跟着是一阵喧腾咋呼的呐喊声，滚过田野。不用说，那是担架队。但是，那又是干什么呢？尖着耳朵听，遍野只是喊着两个字：
“缴枪！缴枪！”
乃子街涌出来的人这样喊着，口前街涌过去的人也这样喊着，两种喊声在河谷里响成一片，听起来却如此不同：一种是威胁，是命令，另一种是哀求，是表白；突然都一起消失了，野地上静悄悄的，人似乎多了许多。我忽然看出，许多敌人刚才还是爬着的。现在他们站起来，顺顺溜溜的，有的自动排成一行行，有的围着什么小树，盘坐一起。每一堆人面前，都有个把子黑影，有的象战士，有的象担架员，都在指手划脚，好象在讲解什么，我急忙跑到口前街里，那里的敌人也早一堆堆地坐在街沿了。我回到乃子街，警卫连正在乐呵呵地谈着敌人的“缴枪式”
“也不知是谁发明的，”一个战士比划着说：“我还是第一遭看到这怪样。”——身体平爬地上，两手向上反举，平擎武器，的确新鲜。尤其新鲜的是，许多人都一起这样做。
好奇心驱使我四出打听。可是俘虏们都不好意思回答，只是说：六十军有很多士兵，被我军俘虏后释放了，回到吉林，又被抓去当兵。这些人的经历，在队伍里流传很广，对我军的俘虏政策很热悉。当俘虏是不怕了。“就怕缴枪的时候叫流弹碰死了，那才冤枉呢！”
我在东北前线采访近年，最常见的敌军缴枪式是：歪戴帽子，挺腰直跪，双手向前，倒举枪托：或者双手向上，平举武器，或者空着两手，举在头顶不断拍掌，用膝盖走向我军。姿势尽管形形色色，身躯四肢莫不形成端端正正的角度，我军战士统称之日“中正缴枪式”，唯独这次的“新创造”，最为离奇有趣。正好碰上—个爽朗的俘虏，给我说了这种姿势的来源。据过去在双阳追歼敌暂二十一师之后被我俘虏的云南上等兵张国样说，他曾经在双阳战斗中被俘过，当时领了路费，换了便衣，要回云南，到吉林又被敌一八二师抓去当兵补充到五四五团一营。不过一次生，二次熟，这回第二次被俘，就和见了熟人那样：“我又来了！”他说，在战场上就很痛快。“咱在那边，闲着没事，就捉摸怎样缴枪保险，歪戴帽子跪着，又难堪，又麻烦。还是这样省事，你们看得见就得了；流弹也碰不着。”
解放战士在战场上喊话，云南口音很占便宜，有一个喊声“我也是六十军的！”立刻有七十几个把枪缴结他了。敌营长杨福被俘时，很不安，忽然跑上来一个解放军战士，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也是六十军过来的，咱们都一样了，不要害怕。”一小时以后，杨福便给口前外围官马山守敌写了一封信，说：“民主联军大军已到口前，部队已全部放下武器，为保全官兵生命计，希即停止抵抗，此致施连长永祯。”一个俘虏把这信送到官马山，守敌便全部放下了武器……
第二天，口前发生了这样——件事。
这是居民张鸿宾告诉我的。他清早起来，听到狗在地里乱吠，他朝狗吠声走去，发现谷草里藏着二个士兵。张鸿宾看见中国人穿美国军装，就来气，可是这个士兵拿着步枪，他假意说：
“看样子，你饿坏了，到我家吃早饭去，我家没有民主联军。”那士兵真饿熊了，走不动，他又乘机说：“我替你背枪。”
家里果然没有民主联军，张鸿宾问那士兵；“你们队伍都完了，你打算怎样？”
“求求你给我换套便衣，吃了饭，好逃命去。”
张鸿宾也不让他吃饭，拿着枪就教育那个士兵：“恐怕你走出去不大方便呢。你们国民党，平日对老百姓也太坏了，今天老百姓不把你打死解恨，也不会放你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