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不当兵了，我也是叫国民党抓出来的，现在保住命，讨饭吃也要回云南老家去了。”
“凭你这口云南话，就能讨出饭来了？就算老百姓不记仇，让你回到吉林，早晚脱不了又叫抓去当兵。现在你只有一条活路：想留命，趁早缴枪。”
听到缴枪，那兵又哆嗦起来。张鸿宾说：“民主联军优待俘虏，你还不知道吗？我领你走吧，你的命，我保险。”他把昨天亲眼看见的俘虏情形，给那士兵说了几遍，就把他送到街上的俘虏收容所去了。
复仇怒火
反攻的声威所至，敌占区农民的复仇怒火爆发了！
“收回粮食好过冬！”这自发的呼声，震动了铁路沿线的土地；农民被饥饿和仇恨激怒了，等不及我军到来，就动手干起来了。
这是以往几次攻势所未有过的。十月一日，我军收复长春外围的范家屯前夕，当地爆发了农民抢割地主秋粮的壮烈义举。四个乡的妇女儿童，拿着镰刀，拿着剪子，高呼“我们要吃饭！”“我们快饿死了！”紧跟着青壮年们涌到地主的庄稼地里。恶霸地主们骑在马上，用美国步枪追赶射击，可是农民还是蜂拥而来，阻拦不了。
伊通、西安交界的大小孤山一带，劳苦人民开荒斩草的米粮川，都被“爷”字辈的恶霸强占了，拥有土地八百垧的伪满四平省长杨连山之流，过去是日寇统治农民的地主代表，这两年又拿匕蒋匪“二满洲”的美式步枪，镇压群众。秋季我军进驻该地时，从地主大院起出无数武器，某部在五天中仅步枪就没收了七十支。农民们拉着战士的双手说：“大院没了枪，咱就不怕了。”
在一个叫做三道岗子的小屯子，我在一家地主庄院住了一宿。与其说是庄院，毋宁说是塞堡。只不过是十来间房的土鳖财主家，我们进出走了四趟，还要迷路：一道城壕，满是水，过了小桥，便是丈来高的新打土圈子，四角四座炮楼，都有三层枪眼。进了围子，又是一道寨篱，用树枝、柳条、秫秸编织起来的，结实得很。好容易三拐两拐，快到场院，又被另一座寨篱挡住了，又是甬道，夹墙……老半天才找到住人的房子，房门口还修有狙击工事！
现在，这些用寨墙、鹿砦、炮楼，地堡重重武装着的地主大院，都成了农会的办公室了。会员们扛上地主的洋枪，到野地里放哨，掩护农民收割打场。
小孤山的三百户贫农，到老堆主贾家去没收浮财，发现崭新的被子衣服堆满了三间房子，里面竟然有大批的日本关东军制服，伪满国兵制服，和蒋匪的美式军用被服，还有九九式子弹和美式子弹。一个老汉穿上棉袄，直乐的蹦起来说：
“蒋介石真要倒啦！咱几辈子哪儿穿过两层布？”
今年六月打四平的时候，我曾随军路过这里。当时正是初夏，青黄不接，农民急需粮食。蒋家匪帮的保甲长却把义仓移作军粮。我军突然出现，使得仓谷大部完好无损。饥饿的农民又有生机了。我们每到一村，他们都围到树荫下来，向我们控诉蒋家匪帮，要求开仓济贫。我们急于赶到四平打仗，可是，沿途还是派出少数武装，掩护群众分粮，哪怕是一天半天也好。没想到我军刚刚离开一个钟头，小孤山就发生了一幕虐杀的惨剧：农民黄彦的小姑娘欢天喜地地跑去领粮，地主却拿枪把住义仓，不让农民挨近跟前，把粮食一车车的统统拉走。小姑娘三天没吃口干的，也只好叹了口气，空手回来。路过徐家菜园时，实在饿的忍不住了，顺手掐了一把韭菜，正想放到嘴里，却被地主一枪打死了。
十二岁的小女孩，怪喜人的，一下子倒在园子边，手里还紧捏着那几根韭菜。
黄彦夫妇拚死拚活，要上长春告状。邻居们劝他说：“你告状走错门了，长春是人家老财的；你要报仇，等民主联军来吧！”
愤怒的农民日夜盼望我军，在深夜悄悄磨亮红缨枪头。现在，暗藏着的武器都拿出来了。
我军进驻中长路郭家店车站的时候，街上有个卖莱的把菜筐一扔，就跟上队伍说：“我要参军！我要报仇！”他叫王凤和，家在附近姚家屯，参军以后，不等穿上军装，便把队伍领到屯里，起出恶霸地主的九支步枪和两支驳壳枪，他说：
“我九岁给本屯地主家当猪倌，十五岁当半拉子，直到现在二十五岁还吃劳金。这十来年光景，过一天象熬一年，受苦受罪不用说了，光是这两年的仇气就数不尽。去年家没吃的，拿钱向本街地主张福生买点粮，张家五百垧地，粮食满柜满仓，却把眼一瞪说：‘贵贱不卖给你，我这点粮，还要留下来喂猪哩！’就是这个恶霸地主张福生，他的儿子在清剿队里当差作歹；我的妹妹，硬叫他说给清剿队长王海清做小老婆。我死活不愿意，他就带上清剿队，揍我一顿，捆到村公所，妹子叫他抢去了，还罚了我五千块钱，清剿队里的刘三豁牙和高四，‘满州国’时就专勒大脖子，坑害穷人，现在蒋介石来了，他又办蒋家清剿队。去年勾来一帮官胡子，把我家破袄烂絮抢得光光的，把我母亲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到现在还半身不遂。民主联军不来，我的仇烂在棺材里也报不了啊！现在有了靠山了，我不怕了！”藏在大院里的清剿队长王海清，终究被他搜了出来；还捎带搜出个伪保安队的副营长。
西安的土豪劣绅尚家老小十一口，想逃脱惩罚，连夜赶大车逃向长春，刚到公主岭，我军也尾随进街了。他们不敢停留，就奔向范家屯，不料那里的蒋匪早巳逃光。眼看长春外围我军云集，只好折回，逃奔沈阳。但是，沿途可以藏身的地主大院，都被农民占领了。尚家来回跑了半个月，终于被我军查获，押送原籍，交给群众处理。
“过冬冻不着，也饿不着了，洋枪也拿到手了。”农民说：“开春再分几垧地，这辈子就翻身了。”
长春——冰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长春——吉林铁路沿线。
好大的雪！入冬以来，这是第六场大雪。东北战场开始进入第二个严峻的冬天。
“打漂亮仗的时候又来到了！”虎踞中长铁路沿线的解放军战士们说。去年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南线大门，唱着振奋全军的枪杆诗：
吃菜要吃白菜心，
打仗专打新一军！
现在国民党这个“头等部队”，已经打成了“头等残废”龟缩在长春城里，死不出头。已经不在战士们的眼下了。大家向往着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战士们看见漫天的鹅毛大雪，禁不住跑到野地演习攻坚，炊事员试验着在雪地送热饭热菜的轻便爬犁。人整靰鞡，马修鞍带，自动火器连队缝制防冻的枪衣。都准备在严冬的时候大显身手。
躲在大城市里的敌人，现在不喊“哈尔滨”了。逃避打击还来不及，又碰上了两个要命的敌人——“冻”和“饿”。
长春成了人民解放军大海中的一座冰岛。新一军只能靠几架美国飞机运送高粱米吃。
秋季攻势一开始，长春守敌就失掉了仅有的吉（林）长（春）铁路和小丰满的高压电线；准备搜刮秋粮的四乡伪组织，也被反攻大军一扫而光。从卫星据点伊通、九台、农安、德惠等地弃城逃窜的匪帮警察、特务、清剿队、保安队和伪县区政府，都被长春守敌拒于南大桥外的二道河子，不准进城。他们向市内守敌要饭吃，守敌却向他们要秋征的粮款。双方来回扯皮，终归弄不出粮食，匪兵们只好喝着稀粥，修筑防御工事。
修地堡要用木料，烤火煮稀饭也要用木柴。二道河子民家的门窗，箱柜，农具，还有附近的树木，都叫匪帮烧光了。
冬天刚刚开始，匪兵们又把刚刚修好的地堡偷偷拆掉，拔出木头来烤火。
市内的情形更坏。没有电和自来水，只有蒋匪少数高级官员，可以从火力发电机得到少许电力。到了十一月初，就连这点可怜的电源也中断了，因为存煤已经烧光。五十万人口的都市变成了黑暗的死城。
战士们给敌人今天的绝境，凑了一首打油诗：
三下江南还有一大片，
夏季攻势剩下一条线；
秋季战役才开始，
这条线又切成好几段。
还在长败将军杜聿明滚蛋以前，战士们就做过这样的比喻：
敌人好象一洼死水，
越淘越少，
再打几个歼灭战，
这洼死水就干了。
现在，他们觉得这个比喻，已经不够说明当前战局的特点。于是又把困守孤立城市的敌人，比作螃蟹：
打敌人好象吃螃蟹，
先吃爪子后揭盖，
扫清了外围据点，就该到揭大盖，吃蟹黄，挖大块肉，吃个痛快了。
俘虏们说：蒋匪内部流传着四句绝望的歌谣：“投降六十军，打死五十二军，拖死新六军，困死新一军。”四平也流行一首儿歌：
八路军又包围了，
遭殃军又倒霉了，
八路军一打，
遭殃军就没了。
匪首陈诚似乎也预感到这种命运，把希望寄托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冬眠”。我们爱打就打，爱歇就歇。可是你们困在冰冻的孤岛，怎么能睡得着呢？据老百姓说，今年东北又到了“三年一大寒”的年头了。长春物价飞跃上涨。截至十二月八日为止，每斤高粱米从两月前的九十元（蒋匪流通券，下同）涨到一千六百元，上涨十七倍；木拌子每斤从三十五元涨到四百九十元，十四倍；食盐每斤从四十元涨到四千元，一百倍；白菜每斤从五元涨到二百元，四十倍。其他普通的燃料，也飞涨到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现在市民已经不关心米价了，反正每天醒来，总要上涨，不涨价也是一样买不起。中等人家吃得起的食品，只有豆讲豆渣之类，到火车站附近挖掘煤屑的市民，身穿大氅的女学生也有，头戴水獭帽子的官员也有；堆成小山的灰堆，现在都挖成乱坟岗了。
守敌新一军的装备和待遇，在蒋军中素来是“天之骄子“而今冬每套棉衣还不足两市斤重，裤脚和袖筒都短了半截，有个俘虏把手一抬，跟我说：“你看！下半截都叫当官的吃冤枉了。”每人每天只发一碗高粱米，其中还搀有一半大豆，而菜金仍然是二百二十元一天，烧白开水喝也不够。拆房子成了匪军生财之道，高等法院附近的洪熙街和飞机场的建筑，过去称为“南新京”的伪满官吏住宅区，现在变成了一片红色瓦砾场。匪官们强迫士兵征集民间大车，把拆下来的木材拉到市场出卖。可是卖回的钱，都叫当官的拿去逛窑子了，拆房子的士兵们只能躺到冰冷的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