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水浒传》中的描写来看，梁山好汉“劫富”是经常的，“济贫”则难得一见。生辰纲是被劫掠者们瓜分了，没见他们救助任何人。梁山泊的好汉们攻打下高唐州、华州、曾头市这些富裕的城镇，也没见他们接济民众，尽管当地民众巳经饱受了梁山好汉与防守者之间战争的苦难。只有在打下祝家庄、青州、东平府之后稍有表现，不过大多也是补偿性质的。因此，“劫富济贫”永远是游民在反社会活动中寻求社会下层民众普遍支持的一种手段，不会给一般老百姓带来许多好处。
“不义之财”，这个“不义”到底由谁来确定？很明显这是由劫掠者来定的。这样就造成了他想劫掠谁，谁的财货就属于“不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劫掠者扩大了反社会活动的整体性，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害者。怎么能说“取之何碍”呢？它妨碍到整个社会。
这种观念不仅流行于秘密会社、非法团体，而且社会下层的一般民众对此还能谅解。觉得“为富不仁”之徒被抢被劫’大快人心。这种意识如果在“人治”社会中流行，危害尚不明显，因为那时本来就是多重标准的。假如在法治社会中仍持这种观念，其实就是以犯罪对待犯罪了。
9.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吃饱饭的问题历来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下层社会中的老老实实的普通人，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最大的向往。战国时期孟子谈到他所鼓吹的“仁政”时，说在“仁政”条件下，“七十可以食肉矣”。“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时的医疗条件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七十？人生苦短，仁政难期，劳动者能食肉的机会是少而又少的。至于更为困苦的游民，衣食尚且不足，他们对温饱的诉求就更为强烈。“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这对于不愁衣食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不仅平淡无奇，而且可鄙可嗤，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这却能给那些辗转于沟壑的游民以强烈的刺激。如果联想到“水浒”故事产生的背景一两宋之交的时候’中原经济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粮食奇缺’饥人相食’就更会感到奔走江湖的游民的这种要求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是从物质层面来说，实际上“＇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像鸿门宴上，樊哙在盾上切生彘肩而食一样。
显示出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的人们的英雄气概。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而且也壮了那些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那些缺少衣食的游民去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水浒传》的这股草莽气特别富于浪漫色彩，数百年中被这种追求所鼓动的游民和下层人士不知凡几。对于这一点，清末的梁启超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源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团者起，沦陷京国，启招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这段话说的主要就是《水浒传》。如果我们深人研究一下这些下层民众组织的内部文献’就可以发现他们从理想到组织、从观念到语言几乎都是借鉴《水浒传》的。
10.仗义疏财与劫富济贫
仗义疏财只出现在前七十回，出现在游民挣扎奋斗的故事之中。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传统对于财货是主张有聚有散的’传说禹父鲧，得知人们要反对自己，于是高筑城池，保护财货，而“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认为散财施惠，安抚四方，才能真正避免灾难。人们把这样做看作政治智慧。
《说苑》中记载晋文公的故事，也提到“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这个命题，把不能散财看作灾难的根源。可是现实生活中聚财成为大多数人在财货问题上的选择，认为如此才能安家立身，有安全感。因此，散财或说疏财成了难能可贵的品质。而脱离了宗法网络、无依无靠的游民，需要别人帮助和扶持，更希望世间的有钱人都是能够散财的人。
《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与理想的，书中毫无保留地歌颂仗义疏财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要加上“仗义”二字？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救济的对象应该是游荡江湖、朝不保夕的穷哥们。最被歌颂的三位仗义疏财的是晁盖、宋江、柴进＇《水浒传》中第一次出现“仗义疏财”这四个字就是由作者出面表彰柴进，称他是“仗义疏财欺卓茂，招贤纳士胜田文”。把他比作汉代不与人计较利益的贤吏卓茂和慷慨纳士的孟尝君。柴进资助梁山山寨的初创，帮助林冲上梁山，宋江、晁盖、武松等许多梁山好汉都得过他的好处。所谓好处，说明确些就是银子。宋江更是这样，他走到哪里，银子便撒到哪里。
“仗义疏财”这四个字在书中除了作者评论外，多出于身处困境的游民之口。林冲报仇雪恨、火烧草料场之后，四处逃亡，又为柴进所救。他感谢柴进说：“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求借林冲些小盘缠，投奔他处栖身。异日不死，当以犬马之报。”此时，林冲巳经从一个小军官彻底变为有罪案在身的游民；武松杀嫂之后，流放的路上，在十字坡黑店与张青夫妇谈起江湖，盛赞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宋江初见李逵便给他十两银子，李逵感激不巳，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身在社会底层，为钱所困，才会对他人的仗义疏财特别敏感和特别感激。
“仗义疏财”这个词大约起源于元代民间，元杂剧屡有使用。
如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就有“如今那小的仗义疏财”的句子。元代的仗义疏财还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含义，主要是指不吝啬，肯施舍，任何人都能用。经过《水浒传》的使用，仗义疏财有了特别的含义，带有江湖气和英雄气了。它是英雄好汉之间的惺惺相惜，又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纽带。仗义疏财是江湖人崇仰的精神品质’哪个仗义疏财’经过江湖人的宣扬就会名满江湖，成为此人在江湖上行走的资本，手面特别大的就有可能成为江湖领袖。
明中叶以后，通俗文艺作品中使用仗义疏财的逐渐增多，它逐渐成为标准甚至是优秀江湖人的标志。说唐》中秦琼、单雄信在绿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就在于他们仗义疏财，也是这种品质奠定了他们在江湖上的领袖地位。就连不是写江湖生活的！儒林外史》，其中也有一回是“马纯上仗义疏财”，写马为了救蘧公孙的灭门之灾，在蘧公孙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朋友两肋插刀，花光了一年的束脩。这个“仗义疏财”为有点迂腐的马二先生也涂上了几分侠气、英雄气。
后世论及梁山好汉往往以“劫富济贫”评价其行为的正义性。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做过以此为目的的事情。《水浒传》中写散财货于民众仅有三处。一是打破祝家庄之后，宋江本来要洗荡村坊，石秀陈述了祝家庄村民钟离老人帮助他的事迹，祝家庄才免遭洗荡，每家发了一石米；第二次是打下青州后，考虑到作战时烧了许多民房，“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其他金帛米粮都装车运回梁山；三是打下大名府后，把“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运回梁山，并打开粮仓，一部分运走，一部分给“满城百姓”。真正无条件分粮给百姓只有大名一次，可能还与大名距梁山太远，而粮食体积大长途运输不便有关。因此很难说梁山以劫富济贫为宗旨，甚至这个词都没有在《水浒传》中出现过。劫富济贫这个词出现于明末，那时海上枭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自称是“劫富施贫”。而且当时朝廷也承认，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上言：“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此后，如清代的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侠义小说中才较多用“劫富济贫”这个词。
为什么人们对《水浒传》有劫富济贫的印象呢？从而认为这个概念出自“水浒”呢？我以为这与《水浒传》屡屡讲到仗义疏财，而且往往在仗义疏财之后会说到“扶危济困”或“济困扶危”有关。张顺第一次见到宋江纳头便拜：“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武松、石勇等好汉见到宋江时都在“仗义疏财”之后，加上“济困扶危”。疏财是肯花钱，扶危是接济贫困。这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吗？不过这是自愿的，并非“劫”的结果，劫富济贫与《水浒传》没有什么关系。
11.话语的力量
《水浒传》所贡献的、又被后世广泛应用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除了上面罗列的好汉、义气、聚义、江湖、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仗义疏财及其衍生的“劫富济贫”，还包括“替天行道”、“招安”等，但这两个词巳经不是单纯的话语问题，涉及的太多，须专文述之。这些词汇，就单个来看，似乎没有大逆不道之处’但它们组织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与主流社会抗争的话语系统。这些不仅意在说明造反有理，而且也在告诉造反者应付统治者的技巧和策略。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生活的手段。这一点也被统治阶级中的敏感者所发现，上面所引的明末左懋第“题本”就说《水浒传》一书：
以宋江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士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做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
左懋第也看到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造反者有了与官府朝廷对抗的手段与策略（明末统治者对此感受最为真切，张献忠就是用忽而接受招安，忽而反叛捉弄来镇压的明朝军队）；另一方面，“有强力而思不逞”的人们也被《水浒传》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巳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
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地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强盗与被劫的一方有了共同的话语，就比较容易沟通了，不会因为误解而付出不必要的成本了。
当然，主流社会对《水浒传》这一套话语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接受程度比较深一些，如“好汉”“义气”“江湖”等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用，甚至忘记了其原本意义；有的较浅，如“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论秤称金银，异样穿衣服”等，这大体上是在绿林人士中流传，其他如“聚义”、“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招安”等介于二者之间。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人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应该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