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湖人的回归
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写了衡山派二当家的刘正风厌倦了江湖上的刀光剑影、血腥仇杀，想金盆洗手息影江湖，但自诩名门正派的五岳盟主左冷禅不同意，并召唤各派强加干涉，最后，刘正风不仅回归主流社会的愿望成空，甚至惨遭灭门之祸。当然当年金庸写作这部小说时是有隐喻的，但作者笔下的故事也并非全属寓言，现实中也不乏这种现象。邪教、黑社会以及极端专制的政体，它们从思维到行为都是非常极端的，世间事物在他们看来，非黑即白，非邪即正，非我即敌，而且是正邪不两立，都自诩是正派，而且要求正派是纯之又纯的，连个黑点也不能有。处理矛盾都是你死我活，不允许而且最恨“中间路线”。在这种思维模式和社会氛围的笼罩下，生活在其中的人不要说摆脱，即使有这种想法也属于大逆不道。然而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管制相对宽松的社会（就其管治能力来说’甚至不如现代社会的威权政体），而作为隐性社会的江湖并不等于黑社会，只是其中包括黑社会和更多的游走于江湖的江湖人。这样许多在江湖游荡了一个时期的青年人回归主流大多不会遇到刘正风那样的麻烦。
江湖人主要是由游民与社会边缘人组成，在江湖上游走的不都是叛乱者，许多走江湖的人也是依靠合法的手段谋生，不管他们与现实主流社会有多少格格不人的思想情绪，作为个人，他不是反叛者，没有违法犯罪，尽管官府也视其为“异类”，但他们回归主流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江湖上常说的巾（也有写作“金”的；指相面、算卦、占卜等行当，江湖上称有七十二巾）、皮（江湖郎中、卖野药的等）、彩（变戏法的）、挂（练武术的、看家护院、镖师等）等人，都是江湖上的佼佼者，有一天他们厌倦了江湖上的是非风波，手中又积攒了点钱，回家买上点田产房屋照样可以作政府的良民，完全用不着金盆洗手。因此，他们回归的关键在于有没有钱，有钱了一切都好办了。
2.两类江湖人最难回归
江湖上有两类人最难回归，一是强人，或说强盗匪类，一是娼妓。前者指那些拿起武器与非法掠夺和武装反抗政府的人们和集团。古代史书往往称这些反叛者为“盗贼”。像方腊这种有政治诉求的武装叛乱称“盗贼”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如“宋江三十六人”（流动性很强的抢劫集团）也叫“盗贼”，在官府看来他们没有多大差别，统统是强盗歹人。强人回归之难不在于其没钱，也不在于他们有前科（即使受到过法律处分的人，如果不是盗贼，其处分解除后，大多也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主流社会），关键是有过做“盗贼”的经历，他们会被官府打人“另册”，不与齐民等量齐观，即使正常生活也常常会受到干扰。《水浒传》中动不动就骂他们“贼配军”。
娼妓则是社会习俗难于接受，不用说古代社会，就是在新中国，经过改造的妓女返回主流社会也是充满了血泪的。1950年代苏州作家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写妓女出身的纺织女工徐文霞和技术员张俊相爱的故事。因为是写在建国之初，作者对于游民改造与回归带有美丽的憧憬，小说最后张俊决意冲破一切世俗偏见向徐表达爱情时写道：“那性急的擂门声，在空寂的小巷子里，引起了不平凡的回响……”实际上这种结局的暗示只是作者善良的愿望，后来徐文霞们真实的结局是霍达的小说《红尘》、苏童的！红粉中的女主角们的悲惨遭遇。《红尘》中德子媳妇最初还享受了一些解放初的欢乐，一到了强调阶级斗争、大搞忆苦思甜，她无意暴露了自己原初的娼妓身份之后，灾难马上随之而来。
在“文革”当中德子媳妇沦落到最底层（当时有十八类人之说-地、富、反、坏、右、敌、宪、伪、警、特、僧、道、巫、尼、娼、特、叛、走），受的罪最多，因为批斗“娼妓”给各种批斗者带来多方面的满足。特别可悲的是“文革”结束之后，各类被整的人物分别被有关方面落实了政策，而“娼妓”呢？谁为她们呼吁呢？由于各种事情都公开了，她们更成为人们揶揄奚落的对象。德子媳妇希望政府也给她落实政策，甚至看电视台放日本影片《望乡就以为这是要给她们平反而透露出的曙光！她的等待落空了，因为歧视她们的是社会风习，这方面政府也无能为力。
3.从良与“存粮”
小的时候看京剧中的风趣小戏《打面缸，其中女主角周腊梅厌倦卖笑生涯，到县衙门向县太爷要求脱离风尘，找个丈夫“从良”。“从良”一词，我听不懂，以为是“存粮”，并问大人什么是“存粮”。大人有点不耐烦地说：“从良就是变成好人了。”我还是不解。又问怎么存了粮食就变成好人了？大人笑了：“你说的这个存粮啊，有吃有喝，还不当好人吗！”
现在懂了。原来作为非主流社会的妓女（毛泽东把这一类人列为“游民无产阶级”），或说一个女江湖要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回到主流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把“从良”误为“存粮”也有点歪打正着，也就是回归主流社会的前提就是存了一些未来的衣食之资，也就是“有吃有喝”。从大人的回答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主流社会的人们对于妓女的看法：她们身份低贱，并非“好人”，但不去做“好人”又往往是贫困所造成的。
“从良”这个词最早见于唐代，原是个法律词汇。《唐律疏议》“户婚律”中有“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
无主及主自养者，听从良”。中古时期有着严格的身份制度，南北朝时这种身份制度系统化、法律化，人分良民与贱民。良民指一般庶民，贱民则指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从良就是从贱民的身份转化为良民的身份。当时不仅妓女（属于“倡优”）改变成为良民身份叫“从良”，一切贱民转变为良人都叫从良。《唐律疏议》中规定良人如果养了无主人的奴婢，或自己与奴婢生的孩子可以改变原有的奴婢身份。不过身份制度化、法典化经过五代十国战乱之后有了很大改变，于是良贱之间的分野也逐渐淡化，从良这个词越来越指向娼妓了。
工商社会中一切都职业化了，妓女成了“性工作者”，许多操此业者也不觉得有社会歧视的压力和年龄增加以后生活的压力。
因为她们只觉得自己是从事一种人类无法彻底禁绝的职业，为男人制造欢乐，为自己赚取较为丰厚的收人，晚年也自有社会保险。
而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脱离宗法网络的游民巳被社会视为异类，用各种手段打压排斥，何况游民中更加弱势的妇女。虽然男人为主体的社会统治者既不能缺少娼妓为他们制造快乐，但又极度蔑视她们，称她们所操之业属于贱业。不管她们原先出身如何，一进人娼门，便失去良人的身份，成为贱民，而贱民被社会歧视还不仅是社会习俗，在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法律制度要求严格区分良贱。一旦为娼的青年妇女只要还有生存愿望的，无不时时刻刻想脱离娼门这个火坑，以从良为其生活目标。明代有个民歌《劝从良》，其中唱道：
我劝情人从良罢，花街柳巷，贪恋着甚么？细想想，受了多少打合骂，这几年，挣的银钱何曾剩下，人过三十，如月退光华，老了来，改变容颜想我的话，到那时，要想从良无人嫁。
民歌唱的仿佛是个青年男人（或是嫖客）在劝妓女，其实字字句句都是妓女发自内心的呼喊。
明代有个像！打面缸中周腊梅一样的妓女，她向县官要求从良，托名汤显祖的！古今律条公案记录了她的申请与县官的批示！娼妓从良照云：
吁天超拔事。蹇生不辰，卖落烟花。趁钱则龟妈受用，构祸则蚁命承当。思至伊门已经一十二载，扣偿伊债奚啻八百余金。不遂从良终无结果，恳天赐照主张，庶免生为万人妻，死作无夫鬼。为此街恩（当为“衔恩”）上告。
批曰：妓者沉酣脂粉，笼络勾栏，或一夕易一夫而含羞，解金扣带，笑吹银灯，良有由也。今某志欲从良，弃秦楼之风月，罢巫山之云雨，撤章台之杨柳，终身抑事一夫，此梦之觉而醉之醒者，合与执照，任其所从。
妓女“照会”县官说自己命运不好，被卖到妓院，挣了钱、全归了开妓院的鸨母，出了祸事则自己承当。自己巳经为他们挣了十二年的钱，完全够偿还卖身钱的了。现在我要求从良、建立自己的家庭，过一种全新的正常生活。应该说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当事的县官肯定是个风流自赏的文人，他批准了这个女人的要求，但还不忘了用笔点染一下娼妓生活的“风流浪漫”。实际上“沉酣脂粉”云云大多是站在男人立场上制造出来的、建立在女人痛苦上的“风流”。
4.从良娼妓多悲剧
妓女的从良是有许多风险的。“醒世恒言”上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有个资深的、能言善辩的鸨母刘四妈对不肯接客的“花魁娘子”美娘说：
“我儿，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怎么说道不该！只是从良也有几等不同。”美娘道：“从良有甚不同之处？”刘四妈道：
“有个真从良，有个假从良；有个苦从良，有个乐从良；有个趁好的从良，有个没奈何的从良；有个了从良，有个不了的从良。我儿耐心听我分说。如何叫做真从良？大凡才子必须佳人，佳人必须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两下相逢，你贪我爱，割舍不下，一个愿讨，一个愿嫁，好像捉对的蚕蛾，死也不放。这个谓之真从良。怎么叫做假从良？有等子弟爱着小娘，小娘却不爱那子弟。本心不愿嫁他，只把个嫁字儿吹他心热，撒漫银钱。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的子弟，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偏要娶他回去，拼着一主大钱’动了妈儿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强进门，心中不顺，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人家容留不得，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把从良二字，只当个赚钱的题目。这个谓之假从良。如何叫做苦从良？一般样子弟爱小娘，小娘不爱那子弟，却被他以势凌之。妈儿惧祸，已自许了。做小娘的，身不由主，含泪而行。一入侯门，如海之深，家法又严，抬头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这个谓之苦从良。如何叫做乐从良？做小娘的，正当择人之际，偶然相交个子弟，见他情性温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乐善，无男无女，指望他日过门，与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图个日前安逸，日后出身。这个谓之乐从良。如何叫做趁好的从良？做小娘的，风花雪月，受用已勾，趁这盛名之下，求之者众，任我拣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头，不致受人怠慢。这个谓之趁好的从良。如何叫做没奈何的从良？做小娘的，原无从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强横欺瞒，又或因债负太多，将来赔偿不起，别口气，不论好歹，得嫁便嫁，买静求安，藏身之法。这谓之没奈何的从良。如何叫做了从良？小娘半老之际，风波历尽，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两下志同道合，收绳卷索，白头到老。这个谓之了从良。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一般你贪我爱，火热的跟他，却是一时之兴，没有个长算。或者尊长不容，或者大娘妒忌，闹了几场，发回妈家，追取原价。又有个家道凋零，养他不活，苦守不过依旧出来赶趁。这谓之不了的从良。”
这真是阅世极深的鸨母。她没有说真正能达到“乐从良”、“趁好从良”、“了从良”的还是少之又少。像《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卖油郎以其善良、温情赢得了美娘的爱情，两人终成眷属的完美从良当然是少之又少的，更多则是悲剧。
《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一例。在国子监上学的书生李甲与京城名妓杜十娘初逢，双方都觉得好不容易遇到了知音。“李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怀，一担儿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庞儿，温存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帮衬的勤儿，与十娘一双两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是“阅人多矣”的杜十娘的感受，然而最终还是被骗。李甲为了钱，也是因为怕脱离了旧有的生活轨道，他背叛了杜十娘。小说用浓墨重彩写出这位向往爱情、向往正常人的生活的女人的悲剧：
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向孙富骂道：“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又对李甲道：“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际，假托众姊妹相赠，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于是众人聚观者，无不流涕，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谢罪，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众人急呼捞救，但见云暗江心，波涛滚滚，香无踪影。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于江鱼之腹。
三魂渺渺归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当时旁观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慌得李孙二人，手足无措，急叫开船，分途遁去。
从杜十娘的诉说到李甲的后悔、孙富的恐惧和旁观之人的愤怒突出了作者对于杜十娘的追求正当性的肯定。杜十娘把悲剧发生的原因全部归之于孙富，或还捎带点李甲。就是李甲没有负心，两人一同回到家乡绍兴，或是在苏杭一带搞个小家，杜十娘就能幸福吗？李甲家中还有妻室，虽然他说“贱室不足虑。所虑者，老父性严，尚费踌躇耳”。当时社会崇尚的是“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
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这是李甲最为恐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杜十娘则是“一人侯门，如海之深，家法又严，抬头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如果在苏杭一带另筑外室，李甲在绍兴、外室和北京（李甲正在北京国子监上学）三地之间奔波，先不说李甲的经济和精力是否能在三者之间周旋而不疲，杜十娘会不会如孙富所说“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轻薄，兄留丽人独居，难保无逾墙钻穴之事”？此时李甲会作何想？会不会觉得妓女出身，个个水性杨花，早早弃之为好，免得赚顶绿帽子。总之杜十娘的悲剧绝不单纯是李甲思想性格造成，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风气和李杜二人只是“一般你贪我爱，火热的跟他，却是一时之兴，没有个长算”。李甲是追求一时的刺激，杜十娘更多的是找个终身的依靠。最后杜十娘看破了世俗的虚伪和对前途的绝望，“怒沉百宝箱”，投江而死。
妓女从良之难不仅是社会的偏见，她们自身也存在着难容于主流社会的思想性格。刘四妈与美娘说及“假从良”时就批评妓女心中不顺时会“故意不守家规，小则撒泼放肆，大则公然偷汉。
人家容留不得，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
把从良二字，只当个赚钱的题目”。这样以赚钱为目的“从良”，哪个正常的家庭敢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