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在摄政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次货币改革：在五铢钱之外，增发“大泉”和“错刀”两种货币。每枚大泉重十二铢，可兑换五十枚五铢钱；两枚错刀可以兑换一斤黄金，为期一年，过期不候，所有黄金届时不再流通，一律没收。
王莽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百姓手里只有五铢钱，官家豪强手里才有黄金。新的货币制度，既保证了普通百姓不至于受盘剥，又能掠夺豪强。名义上，还以错刀的形式保留了豪强手中的财富，反抗不会过于强烈。
一年后，王莽弄到了七十万斤黄金，官家豪强手中的财富变成一堆无用的刀币。
而且，王莽还有后招。
从武帝元狩五年到汉平帝即位（公元前118～公元1年），约一百二十年间官府累计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枚五铢钱。如果按照大司马董贤的搂钱速度计算，绝大部分五铢钱应该也留在了豪强手中。百姓都成为奴婢、流民了，手里又怎么可能有余财？
王莽接着推出了第二次货币改革，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再次下令更改帝国币制。
在诏书中，王莽坦言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地之性以人为贵，现在，豪强有千万顷良田，百姓无立锥之地，贫者父子终年劳作却不足以保住头颅，生活在牛马栏中的百姓经常卖妻卖子，这种“悖人伦、逆天心”的情况已经让人忍无可忍！
所以，王莽也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刘”字的繁体（刘）拆开看就是“金、卯、刀”三个字，刘姓王朝代表着贪婪；现在，汉朝已亡，新朝已立，货币改革就是为了剥夺刘氏皇族的财富。
王莽下令，废黜所有流通中的错刀和五铢钱，改为发行“大泉”、“小泉”作为货币，一枚五铢钱可以兑换一枚小泉。同时，王莽宣布，天下缴纳赋税都要以小泉计算。
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我就可以指点江山！
有了钱，王莽有了充足的信心，第二次币改当年，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不满八口的家庭占田不得超过百亩，其余田地要分配给邻里乡亲；至于无田无地的流民，朝廷将按汉初吕雉时代的制度每家授田百亩。
这就是王莽新朝最着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确如王莽所见，贱买、强买是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最常见的方式，根治土地兼并，不仅要弄走官家豪强手中所有的钱，还要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算缗令”只是要求天下百姓捐出财富的一部分，“王田制”却是在抢钱之后又抢土地，要钱又要命。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的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丝”可以是黎民，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黎民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才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官家豪强。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让人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
最离谱的是，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官家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僚，跟迁徙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王莽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两百一十六枚铜钱。
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的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刑罚也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
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一百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八九，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二十五铢，货泉重五铢，等于恢复了原来的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今天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畅通的古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了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令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长安城内的一批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地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博弈的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
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化解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