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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1)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无官的世界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

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领导着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黎民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的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的土匪行为,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刘秀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行铁钱,恐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私铸货币。”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轻些,但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

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支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黎民,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对纯粹的流民而言,刘秀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还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盘剥小农的种种伎俩。正是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实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①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着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三十三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之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极为罕见,而南钱清汉墓绝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三百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实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形制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四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六十四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业、造船业、畜牧业……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黄河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进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钱断桃花源

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羌问题,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是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着名的散文,那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