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封通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命名的货币，这种货币重仅7克，武则天却下令要求当10枚开元通宝使用。
至于乾封通宝的用途，是专门用来兑换关陇士族手中的恶钱，持有恶钱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点兑换。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10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到了上元年间（公元674～676年），六部官员甚至经常半年领不到任何粮食，也就是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无力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了。
这位女强人得到了这样的奏章：数年以来，农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兖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要么遭受着饥荒，要么遭到水旱灾害即将进入饥荒，要么已经在瘟疫折磨下死亡，要么家人流散，饿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
第二步，既然不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财富，那就干脆明抢，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告缗令”。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令李唐皇室贵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献财物（规定动作），地方官也可以将当年辖区产量的一半上缴朝廷（自选动作）。
堂堂大唐帝国，倾全国之官仅得钱三千，更是无官愿意使劲为女皇刮地皮。想当年，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也仅有一个朴适捐出了二十万钱。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则天何尝不知？武则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发李唐皇族和当地官僚的“不法”行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过问，还要为告密者提供马匹，沿途驿站按五品官招待标准供应。即使是农夫、樵夫，她也亲自召见。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属实，告密者无罪。诏令还有最重要的一句。当年，汉武帝也是这样颁发了“告缗令”。
据说，当时有十几个人在长安坊间聚会，有一人借酒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发突然离席而去；酒席未散，禁军飞奔而来，那个胡说八道的人被没收家产并处斩，其余人皆因为未告密被绞杀……
后来，大概告密的人实在太多了，武则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亲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置一大缸，专门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当然，也极大地伤害了李唐官僚的财富。
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不会引颈就戮，他们只能先下手为强，让自己的对头或者地痞流氓闭嘴。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再次走上逃亡之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这种要钱又要命的法子谁也受不了，天授年间（公元690~692年）已经是。继徐敬业之后，在恢复李唐王朝的号召下，一批流民先后在岭南、山东、河北举事……
第三步，武则天使出了铁腕对付李唐宗亲和官僚，与汉武帝一样，任用了一批类似于义纵的酷吏。
来俊臣本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泼皮无赖，犯事后逃窜到和州，并在和州被捕，论罪当斩。恰在此时，武则天下诏要求天下臣民告密，来俊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临刑之前，来俊臣在狱中高呼：“我有密事要启奏皇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李唐皇室）怕这事成为把柄，给武则天以诛杀他的口实，就允许来俊臣返回长安。
武则天自己也知道所谓“告密”大多都是无稽之谈，重要的是被告发的人是谁，只有牵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视。临行之前，东平王李续忧心忡忡地告诉来俊臣，来俊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将揭发长安一件谋逆案，与和州无关。
应该说，来俊臣是一个聪明人。临行前李续的恐惧表情告诉他，李续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来俊臣也猜到这位女皇可能喜欢胡乱给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来俊臣对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见他的使臣说，自己将揭发长安一起谋逆案，必须皇帝亲自审问；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则天便亲自接见了来俊臣。
为求得活命，来俊臣对武则天“揭发”的，恰恰就是和州东平王李续私藏兵器、蓄养死士、图谋不轨……结果，原来是王爷的东平王李续被处斩，本是死囚的来俊臣居然得到了一个司刑评事（相当于皇家监狱典狱长）的职位。
来俊臣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纷纷投书告发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于李唐王室的官僚）谋逆。借着这些机会，这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国的位置。除了来俊臣，较为着名的还有索元礼、万国俊、周兴……
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无畏，无畏才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唐律疏议》、审判、公正，统统可以不要。天授年间，武则天称帝后两年就杀掉了八位宰辅、流放了四位宰辅，其后在位十五年，居然任用了二百二十八位宰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这些酷吏来说，此前，他们的生命从未被人尊重；此后，他们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可以不顾。既然当年没有人照顾自己一丝一毫私利，现在，我不但要毁掉富人的财富，还要毁掉富人的生命！
来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抢占人家妻妾，自任宰相开始，他列了一张官员名单，实际目标则是这些人的妻妾。
这帮酷吏发明了闻所未闻的刑罚方式，、、、……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落到这帮酷吏手里，就再也别想重见天日了。满朝文武和长安百姓，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据说当时的官员上朝都要先拜别家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就连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关陇士族、封建官僚败亡后，他们的财富和佃户确实有了新的主人。
不过，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财富、生产财富，他们对财富所有的理解只停留在纸醉金迷的层面。剥夺从此变得毫无规矩，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进门打秋风，又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规范，武则天称帝后数年，大唐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证圣到神功年间（公元695~697年），天下富人几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关东、蜀地、江淮地区本是自南朝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此时全部变为饥馑之地；山东之地，阡陌之间已经遍地是流民，良田已经数年不再有产出；河西之地，变为赤地，大地上遍地杂草丛生，父兄转徙、妻子流离。
—蓬、渠、果、合、遂等州，人们凭借山川之险，如果官府稍有懈怠，这些人就以火光为号攻击州县；如果官府派兵攻打，这些人又穴居于山中。
—剑南道爆发人数以十万计的农民起义。
—西域的碎叶、庭州及辽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贵族占领，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陇右及河北人民惨遭掠夺和屠杀。
载初二年，陈子昂上书武则天：百姓逃亡实因官吏贪暴，普通人就像湖里的鱼儿一样任人捕捞；人们失去谋生之路，自然也就成为盗贼；亡隋之迹已经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继续下去，不出两年，天下将无可用之人、天下将无可用之粮、天下将再无财可敛……
金简除罪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证明她在步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在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
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
诏书的发布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
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武瞾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巅，扔下这块金简。
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消灭。
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
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三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也许，开革（开除）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
关津，就是商税。
汉隋相传商税为“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六十六座关津，到武则天时为一百零六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让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里不再被侵扰。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其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税，现在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
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我悠悠天朝，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
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自此，罗会得以贩运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罗会笑着回答：“我只懂得掏粪，也只懂得如何储藏、运送大粪才不至于散发恶臭，所以，人们才让我掏粪。如果我不去掏粪，再过一两年，我又将沦为穷人，那我不是更臭？”
连大粪都可以自由贩卖，武周末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记载：关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现在所有关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川流不息！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已经八十二岁的武则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她自去帝号，承认自己的身份仅是李唐王朝的儿媳妇（皇后）。武则天死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女皇为后人留下了历代皇陵中唯一的无字碑……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官无事，民自富
在唐史中，裁撤官营手工业是继武后减税后的又一决定性举措，为大唐强盛的手工业缔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三年，大唐帝国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从武则天死后到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六年时间，李唐王朝出现了七次政变、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御局势。唐中宗、唐睿宗、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这些人没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功勋。
愚蠢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最为直接的敛财方式—卖官，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公开卖官敛财，无论是谁，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当，这些官员在唐史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个名号，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六年间最高统治者变化得实在太快，根本没有机会任命高级官僚，“科举帮”出身的官员都已经无处容身，何况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封斜官”。也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无能，大唐帝国才延续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但凡有点能力，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被人干掉了。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隆基成为大唐帝国新的主人—唐玄宗。与历代帝王一样，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皇帝必须作出一个选择：国富、民强，哪一个优先？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隆基在一系列诏书中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民强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