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那么他也是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的，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得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所有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是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时，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五十七个郡，四十二个郡在诸侯手中。
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十五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十五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
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公元前178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降低到2%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臆想世界，纯属妄自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同姓王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落了下风，那皇帝干脆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无为，认为农人不被打扰自然就能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由于吴国境内没有农业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在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农业税。
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至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在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但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人人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从嬴政开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识到铸币应该是皇帝独有的权威，刘邦、吕后甚至想以垄断铸币权打击诸侯经济。也是从嬴政开始，中国的货币混乱不堪，汉初更是荚钱盛行，通胀不断。刘恒治下的帝国政府，只给出了一个铸币标准：货币重量应达到四铢，货币形制应该是方孔圆钱；至于造成什么样子，那是铸币者自己的事情。
用今天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刘恒的货币制度一定会遇到难题，因为恶钱（质料低劣的钱币）增多是物价昂贵的原因，只有停止铸造恶钱才能恢复币值稳定。现在，刘恒放开私铸，怎么可能禁止恶钱流通？让普通农人私铸货币，物价还不飞上天？
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货币只是经济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当比货币减重赚钱更多，没有人会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活。
在绝大部分人还要辛苦农耕的时代，冶铁、畜牧、贸易、手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换句经济学的话讲，这些行业都是创新行业，想象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台VCD能卖几千元，大家就明白为何无人再私铸荚钱了。
铸币赚钱很是麻烦，有这么多赚钱的行当，费这事干啥？
有了山川林泽的税收，刘恒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吴王刘濞是不是私自铸币。无论民间铸币还是官方铸币，造出来的都是钱，民间铸币不但节约了官府费用，还能有一笔税收，何乐而不为？
刚刚萌动的汉帝国，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已经是“耕作三年，剩余足供一年用度”，这个所谓“耕三余一”的目标只在汉唐两代盛世曾经实现，除此之外皆为虚幻。《汉书》为我们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农闲的时候每一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赛马，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
吕雉死的时候，汉文帝刘恒并非帝王的最佳人选。他是刘邦的儿子，跟汉惠帝平辈，理论上不能继承大统，但是，皇室贵胄不愿扶助一个强势诸侯登上帝位。于是，这个在代国韬光养晦的“代王”刘恒被送上帝位。
从治理帝国经验上看，刘恒绝对是见过大世面的。登位之初，刘恒诛杀吕后子弟，摆平汉初功臣残余势力，就连扶助他登位的周勃等人都被弄回老家去种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诉刘恒，裁撤诸侯一定会给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他才把不断忽悠削藩的贾谊放逐到长沙，把号称“才华横溢”的晁错弄去研究《尚书》……
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
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侯，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像温水煮青蛙般被吃掉。
胜利就在前方的时候，刘恒死掉了。
刘恒的继任者是汉景帝刘启，父子俩完全不是一回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并列，可是无论史籍对刘启如何溢美，我始终觉得刘启是一个愣头青。
当太子的时候，刘启就因为一辆马车不给他让路而杀掉了对方，被杀的人正好是吴王刘濞的王位继承人。
刘启成为汉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起用刘恒时期的废臣—晁错（时贾谊已死）。
晁错的治国思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活脱脱就是一个商鞅的再版。保甲连坐、重农抑商，甚至把几十万名农人发配到北部边境戍边……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
无论是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都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社会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吕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动乱，周勃、陈平等人废掉了少帝，刘姓诸王与吕姓诸王斗得天昏地暗。如果刘濞真的处心积虑想造反，这个时候不造反，反而选择二十年后国泰民安的时候起事，除非是脑袋坏掉了。
晁错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他只看到刘濞十多年不来朝拜皇帝，只看到刘濞的封国富甲天下，而富甲天下又没有他晁错的份儿。他没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刘启杀掉了刘濞最钟爱的太子。
面对帝国的财富，晁错只会眼红。虽然他从政多年，却一直被刘恒放在冷板凳上，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晁错认为，所有权力都源自皇帝，只要他一声令下，诸侯就该臣服，就该老老实实交出封地。
所以，晁错选择了一个毫无新意的方法对付诸侯：不准铸币。
在晁错眼里，铜钱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完全是因为诸侯私自铸币。至于货币，压根就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货币能代表财富，完全是因为诸侯拿走了帝王的东西。除了帝王（当然，还有晁错自己），包括诸侯在内的汉帝国的臣民都应该去田里种地，至于粮食值多少钱，只需要皇帝一纸敕令。
晁错不准刘濞铸币，把吴国国富民强的结果说成谋反的证据，摆明了是想抢劫刘濞多年积攒的财富，让他彻底丧失与皇室谈判的筹码。
即使这样，刘濞也什么都没有做，一直在忍。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吴国的两个郡、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六个县。因为，他认为封国只是帝国的脚趾头，脚趾绝不能比腰粗，无论自己是否削去他的封地，刘濞这帮人都会造反，与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
谁告诉你诸侯就不能比皇帝富裕了？我什么都没做，你就说我造反，不就因为我有钱，又不让你管吗？
此令一出，诸侯哗然，既然你认定我要造反，那我就反了吧。吴王刘濞挑头，纠集六个诸侯起兵，要求“清君侧，诛晁错”，史称“七国之乱”。
这里不想记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我只想告诉大家，“七国之乱”的结局特别无厘头：为平定“七国之乱”，刘启派人暗杀了晁错；晁错死后刘濞造反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后刘濞被汉将周亚夫剿灭；至于周亚夫，最后也因“谋反”被杀，理由是：周亚夫平叛的目标是要追随刘濞去阴间造反……
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不再有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竞争，这样，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刚刚统一的汉帝国，在帝王一个人的旨意下又将走向何方？
汉武之梦
为挽救濒于崩溃的汉帝国的财政，汉帝国又一次推出了货币改革。在诏书中，刘彻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本次货币改革的目的：弥补日益浩繁的战争开支，借推行新币禁商人之利。
从吕后到“文景之治”，四代统治者与民生息，汉家天下有了半个世纪的太平时光。
刘启的继任者是汉武帝刘彻。《汉书》记载，刘彻称帝的时候天下一派太平气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的，很多已经腐烂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没有人知道，汉家盛世潜伏着莫大的危机，根源就是这位诞生于盛世的帝王—刘彻。
危机的开始，是汉匈之战。
嬴政时代，匈奴曾经败于秦将蒙恬，秦末汉初中原大乱，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破东胡、走月氏、臣服诸羌，国力空前强盛。对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匈奴自然不放在眼里，经常骚扰帝国北部边境，杀边民、烧房舍、掠财物，刘邦险些被匈奴俘虏、吕后不停被冒顿羞辱，即使如此，刘邦、吕后、文景二帝也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
要知道，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常年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流浪，隔三差五出来“打牙祭”；汉帝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居民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根本经不起折腾。和政策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只能靠武力。
充盈的国库给了刘彻解决帝国外部危机的能力，一定要解决匈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刚刚过世，现在刘彻说话算数了，他马上就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波攻击。
战争归战争，对这位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不花钱、办大事”也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刘彻构思了一盘大棋：马邑之谋。他想以边贸为名把匈奴单于骗到马邑一举生擒，然后让事先埋伏在马邑周围的20万汉军击溃匈奴主力。
遗憾的是，单于看破了刘彻的计谋，并未上钩。既然撕破了脸皮，双方就从小打小闹改为大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