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洛夫斯基觉察出这种情绪，他用不高的声音说：“……对我的要求尽量多些吧……把我当作一个艺术家，一个共产党员来看待……你们开炮吧！这可以增加我的力量。”
绥拉菲莫维奇怀着尊敬的心情暗想：“我们这些健康人里能够这样直率和勇敢地要求对自己的书开火的人也不多呀！”于是，他像和文学界的朋友进行谈话那样开始发言了。他特别喜欢小说中刻画的工人们的形象。但他指出对有的工人的描写还不够丰满，“像莱孟德这个人物应让他参加些事件，让他和人们，无论是朋友，还是和敌人多接触，转动他几次，以便从各方面来说明他……”
奥斯特洛夫斯基接受了绥拉菲莫维奇中肯的意见，并且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把用自己生命铸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献给了人民，他自己不久却与世长辞了。
绥拉菲莫维奇在那值得纪念的会面之后五个礼拜写道：“他死了，但是他的生活、创作，将像一盏明灯似的在青年面前，在他的读者面前和一切知道他的人面前发光。”
在苏联文学的发展中，绥拉菲莫维奇是个积极的建设者。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为苏联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以最大的热情关心和培养苏联青年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努力造就社会主义新文学的“铁流”。在苏联许多文学家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绥拉菲莫维奇的汗水。
灿烂的晚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绥拉菲莫维奇和往日一样到信箱里拿报纸，正巧遇见了邮递员。这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看见绥拉菲莫维奇显得特别高兴，用清脆的声音说：“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我代表邮局全体人员祝贺您，并且向著名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保证工作得更好，不让有些人发怨言。”
“谢谢您……可是我还不太明白……”
绥拉菲莫维奇回到书房，打开了《真理报》，这时才发现，原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七十寿辰时，为表彰绥拉菲莫维奇在文化战线上立下的功勋，决定授予他“列宁勋章”，并将熊口镇命名为“绥拉菲莫维奇市”。为此，《真理报》还刊登了许多贺词、贺电。联共（布）中央的贺电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热烈地祝贺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同志的七十寿辰。
共产党对绥拉菲莫维奇同志这个无产阶级作家、革命家、卓越的作品《铁流》的作者的评价很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祝绥拉菲莫维奇同志健康、强壮，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服务。”
此外，还有人民委员会、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苏联全国总工会，苏联作家协会以及德国、匈牙利、波兰、日本等国的作家兄弟的贺电。我国伟大作家鲁迅也发了贺电。
绥拉菲莫维奇面对这些贺词、贺电，他陷入沉思之中，他想：“为了我的一点点的事业给我的奖赏真是太大了，我欠了很多的债，欠了债就得偿还。如果能去掉二十岁该多好！”于是，绥拉菲莫维奇还像早年那样，连夜坐在写字台旁开始写一部反映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集体农庄的田野》。
一九三四年九月，绥拉菲莫维奇应法国进步作家的邀请，到巴黎访问。他不用翻译，用自己不大熟练的法语和工人，作家，演员交谈。有时他接连几个小时漫步在巴黎街头。巴黎街道，确如巴尔扎克所说，“它们具有人的特性”。
有一天傍晚，绥拉菲莫维奇同一位法国作家在巴黎散步。他们走到塞纳河畔，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愁容满面地望着塞纳河。
同伴拉了一下绥拉菲莫维奇的袖子，小声说：“你知道这是谁吗？俄国侨民，作家。”
“作家？他姓什么？您知道吗”
“……”
“莫非是古舍夫·奥林堡斯基？”
绥拉菲莫维奇说得声音不高，可是老头子吓得一哆嗦。
他们走过老头子身旁时，绥拉菲莫维奇没回头，向他手里塞了几张揉搓了的纸币。
“谢谢，先生。”老头子小声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到了旅馆门口，绥拉菲莫维奇才低沉地说：
“他在一九○五年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祖先的国家》！一部有力量的作品……”
“为了他的变节，命运惩罚了他。”法国作家说。
“不是命运，是他自己惩罚了自己。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那更残酷的惩罚了。”
这件事，使绥拉菲莫维奇久久不能平静。他将自己的道路和荣誉与奥林堡斯基的经历和结局作了对比，他为自己不倦的追求感到欣慰，也为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幸福。
从巴黎访问归来，绥拉菲莫维奇以不可遏制的热情，从事创作。
高尔基、莫依先柯、柯罗连柯等伙伴都相继谢世，绥拉菲莫维奇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有时偷偷地跑到顿河岸边去旅行，采访，关心家乡的建设，吸取新的创作源泉。他一面顽强地写《集体农庄的田野》那部长篇小说，一面还不断地给各家报刊写短篇小说和特写之类的作品。如《工作队长》、《在选举箱旁》、《祖国各地》、《顿河草原见闻》等。
一九四一年六月，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
久经沙场的绥拉菲莫维奇以八十高龄担任《真理报》的记者，又奔赴前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战士，以他顽强的毅力，不停地奔波在战地，和年轻的红军战士生活在一起。有一次，他请求到布良斯森林去，因为那里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但是，被客气地拒绝了。绥拉菲莫维奇也自知八十岁的人了，不能跳伞，或者从荒僻小道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可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作家，远离战斗生活，是不能容忍的，应当钻到最深处去写作，要写得每个字都能激动心灵。
终于有了机会：一批作家为共同完成《奥廖尔争夺战》一书，要开赴奥廖尔前线，经拉菲莫维奇硬是挤进了这个队伍。
一辆载重汽车载着他们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渐渐接近了前线。汽车突然停下。司机走出驾驶室说：“过不去，路上有地雷。”于是年迈的绥拉菲莫维奇就与大家一起步行前进。
森林后面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飞机在飞。绥拉菲莫维奇的表情很严肃，就当日的印象，开始了一篇新的作品的构思。就这样，在战地，他用生命和热血，写出了许多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给浴血奋斗的苏联红军以极大的鼓舞。“绥拉菲莫维奇！”战士们满怀敬意地传诵着这个英雄的名字。绥拉菲莫维奇常常收到红军战士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寄来的信件，其中有亲切的问候，也有诚挚的谈心，更多的是给他讲战斗故事。
一个部队的中校指挥员，根据战士和军官们的委托，写信说：“我们亲爱的绥拉菲莫维奇同志：有一次，把敌人从一个居民点打出去以后，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本没损坏的《铁流》。在闲暇时间，我们一段一段地读了它。读完了战士们说，苏维埃政权是费多么大的力气争取来的呀，我们也豁出一切来消灭敌人，保护我们的父亲争取来的东西。在前线这里，我们特别容易了解这本书和它的真挚的语言……”
苏共中央为表彰绥拉菲莫维奇在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一九四三年，授予他“斯大林一等文学奖”。绥拉菲莫维奇把全部奖金——十万卢布——无私地捐献作国防基金。四月二日，斯大林为此给绥拉菲莫维奇发来一封电报，表示敬意和感谢。
几个月后，“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号”坦克，就出现在反法西斯的战场上。
卫国战争结束后，一九四六年，绥拉菲莫维奇又回到了故乡。老作家深深地被故乡人民为医治战争创伤，创造美好生活的卓越劳动所感动。回到莫斯科后，八十三岁的绥拉菲莫维奇仍起早贪黑，坚持写作，他常为《共青团真理报》撰稿，对苏维埃国家的自由幸福的青年讲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那些为了未来而甘愿被判刑和流放的青年们的事迹，告诉他们幸福来之不易。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苏联作家协会和莫斯科各社会组织隆重地庆祝了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八十五岁寿辰。在会上，他作了题为“从八十五岁的高处来看”的演说。这是一篇激励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诗篇，也是老作家留给我们的遗言：
“……很大的幸福落到我的身上了：我站在共产主义的门坎上。共产主义是在战争的火焰里，有时候是在饥饿里，寒冷里，在致命的折磨里，慢慢地到来。但是，它在不断地，一直地，无法抵抗地向前走着。你常常猜不透它。但是它，共产主义，在以不可摧毁的力量扫除生活中的旧习惯，人与人的旧关系，铺平了新的道路。
“……我也生活得幸福，因为我经历了三朝皇帝，结果走出了过去的黑暗时代。虽然只用眼角看一下，但总算看见了我们祖国和我们人民的未来。我愿意按老年人的样子向青年说几句临别赠言……生活的味道香极了！我们的生活就像广阔无边的蔚蓝色海面一样！你们就把这种生活打扮得更美丽吧，让它的自由天地更辽阔地展开吧！”
一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绥拉菲莫维奇病逝于莫斯科。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