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东邻日本略早，但国门被打开后，中国仍像一头睡狮，踟蹰前行，步履蹒跚，而日本却能迅速崛起。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对这个东邻也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
郭嵩焘首先注意到日本的留学问题。他发现，日本在英、法等国留学的人很多，成份也很复杂，包括一些政府大员如相当于清政府户部尚书的大藏省大辅井上馨等也前来学习、考察。日本人在西方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很多人精通外语。相比之下，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少，出身低微，又专学军事，外语水平也较低。他对此感触很大，曾写信给主持洋务大局的李鸿章，要求让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一部分继续学军事外，其余的改学矿冶、铁路、电学等实学，以求实用，并希望各省多派年轻学子出国留学。但是，保守、落后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他注意到日本使馆的外交活动非常积极，并日见成效。郭嵩焘一直和日本驻英公使接触频繁，从接触中他了解到日本国内进行的官职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以及军事近代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对日本变化的迅速惊讶不已。他注意到，日本的外交官经常主动向英国社会各界和驻英各国公使介绍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为日本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制造舆论。凡有可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如整理万国刑罚监牢公会、万国公法会、信局章程会等，日本公使都积极参加。郭嵩焘有时也希望积极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但是，由于事事须向清政府请示，动受掣肘，所以，往往身不由己，徒增浩叹。
第三，郭嵩焘还注意到日本在积极摆脱国际困境，以自己的实力争取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日本与西方列强交往的最初阶段，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丧失了不少主权。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从政治、经济、教育多方面借鉴西方的制度，在全国推进资本主义化，向西方国家看齐，因此，国力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上下一致要求换回失去的主权，以平等的资格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郭嵩焘出使英国之时，日本驻英公使就在为邮政问题积极与英国交涉。双方交涉多年，仍无结果，但日本公使却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进取精神。由此，郭嵩焘感到日本正在勃然兴起，将成为东方一霸。郭嵩焘既为东邻日本的崛起而高兴，同时也为清政府的守旧衰落而忧心忡忡。他担心日本的强大将构成对中国的威胁。1877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扶桑”号军舰下水，日本使馆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郭嵩焘在祝贺宴会上表示，希望日本的“扶桑”号，除非是帮助中国，否则不鸣一炮。不幸的是，在1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扶桑”号参加了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