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协会经过招标选择了最贵的一个国外律师，很快应诉程序也随之启动。此后，周大虎代表温州烟具协会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4次报告，说明中国企业没有倾销的理由。2003年3月21日，温州烟具企业交涉团远赴欧洲，作为中国“民间第一团”，企业代表李中坚与欧盟官员汉森进行了一场“平等对话”。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界第一次组团奔赴国外，面对面地制止欧盟采用法规对中国实施技术壁垒限制。在欧洲的17天，他们日夜兼程，奔赴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分别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卫生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意大利生产生活部、法国财经工业部等举行了9次会谈。经过一年多的一系列相当复杂的交涉和会晤，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以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终于胜诉。
这时的周大虎终于松了一口气，虽有些疲倦，但又感到很自豪。因为“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这件事情，也让欧盟甚至全世界见识了一股来自中国民间力量的“野蛮”！
5创业不要命，发展不要命
“潜龙”的志向是“飞龙在天”，这就是它的理想。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在做什么，而在于他们想做什么。只要在心中张开梦想的翅膀，人生的收获就会更多。激情是温州人创业的动力之源。激情是改变人生的一种积极力量，它能让人的潜能激发出来去改变自己的现状。因此，志在成功的温州人不但有自己的人生梦想，而且还能把自己的梦想放大。
说到温州人在激情创业的事情，朱仲荣古稀之年艰苦创业的故事，不得不让人感叹和佩服。
1989年，朱仲荣与夫人都已68岁的高龄，他们从在温州的一个叫三盘岛的渔村来到了纽约，开始全新的生活。1992年，朱仲荣老人与女儿在街头开办的“朱记锅贴”正式开张了。其时朱老先生已是七十高龄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他应该休息养老，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但十年来，老人硬是一步一步辛苦走过来了，每天从早上五点开锅，一直卖到晚上十点收摊，才坐下吃晚饭，中途几乎没有歇气的机会。而最初五年，“朱记锅贴”实际上是一路边大排档。五度寒暑，日晒雨淋，年逾古稀的朱老先生，却能在路边站上一整天，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说过一声累，为儿孙们做出了榜样。
由于朱家有20多年自制锅贴包子的经验，饺子皮是手工制成，比起市面一般机器加工制作的锅贴水饺，口感很不一样，“原汁原味”，而且现做现卖，新鲜热辣，所以在路边街头开张后很受华人欢迎，生意扶摇直上。到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他们租下现在的四十一大道潮坊餐馆旁的店面，增加人手，扩大业务。“朱记锅贴”不再是单一的锅贴，还经营其他面食包括饺子、馒头、包子、豆花、豆浆和葱油饼等。随着生意的兴隆，儿女们的不断移民到来，朱老便使“朱记锅贴”开出三家连锁店，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各分股份，自己只收银管帐。每天晚上，朱老人开心地坐在地板上梳理着一大堆的零钱，看着自己用双手辛勤劳动换来的美金，心中无比地自豪。
或许正是因为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再凭着一股闯劲，许多温州人在青年时期便在商界做出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只有那些把自己激情付诸于勇敢的创业行动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财富的主人。
武汉万家隆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云远可称得上是艰苦创业的典型代表。创业当初，十六岁的他身上只有几十元钱，曾经因为走投无路而在武汉街头饿了三天三夜，而现在，他投资创建的武汉温州工业园占地一千亩地，首期投资就接近两个亿。
1987年，16岁得罗云远只带了一百多元钱就只身出门。到达武汉后，他身上只剩下几十元钱了。那个时候，他也很担心生存问题。最初的几天，他天天吃面条，而到了最后，整整三天没有吃东西。
后来，他在老乡和朋友的帮助下，租了一个门面，又四处找老乡借了一部分货物，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就这样开张了。开始几年，生意勉强能糊口。自一九九二年起，他经营状况一年比一年好，每年的收入都能有几十万元。
生意作顺了之后，他的顾客越来越多。但很多顾客来自周边的县城，他们喜欢讨价还价，罗云远不喜欢与这类人接触，所以就请了一个人帮他经营。但不慎看走了眼，几乎将他的生意全部砸掉。这时候，罗云远又自己力挽狂澜，苦心经营，最后使生意慢慢好转。南方人对金钱的野心是路人皆知的，罗云远当然不满足于一年几十万的收入。他后来在民生路与一台湾人合作，开发了华中五金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有个温州人说：“我创业成功的经验有三条：创业不要命，发展不要命，创新不要命。”不用多言，这足以说明温州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6不按常理出牌的创业思维
从创业成功的角度来看，能够及时进入空白市场的企业是少数，更多的企业是在市场较繁荣时才进入，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等着发掘。但是机会一定有，因为市场在发展，只是这些机会不易发现罢了。而温州人却能够在这些不易发现机会的市场内发现最有价值的商业位置。这便是温州人创业的精明之处。
上海，这座中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到处活跃着温州商人的身影。历史上，上海曾有“冒险家乐园”之称。高楼林立的外滩，也曾号称“远东华尔街”，汇聚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灯火辉煌的南京路，也被称为“中国的百老汇”。而温州商人的创业之路，有不少就是在上海开始的。
上海人曾给温州商人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很 “野蛮”的温州人，他的每一根头发都像无线电天线一样竖立着，捕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大脑就是一台电脑，迅速处理信息，手、脚则随信息的处理而魔术般地拿出新计划、新产品，与此同时，钞票则如雪花般从各处飞入他好像装着磁铁一样的大口袋里。
在当时的温州人看来，上海是一块“遍地是黄金”的宝地。有一则真实的故事，至今仍让温州人津津乐道。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还未成为投资的热土，很多地方都还是一片田野。杨高路两旁多为一些冷清的单位或市内企业的库房。这里还只是上海偏僻的郊区。
有一天，有两个土头土脑的温州人陈氏兄弟来到了这里。他们从杨高路的这一头步行到另一头，用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交谈着。他们东看看，西望望，掏出纸来写写画画。谁也没有在意他们。其时杨高路如同一条机耕路，汽车驰过，尘土飞扬。两人整整在杨高路上“游荡”了5天，越发灰头土脑了。没几天，他们大概到其他地方去了，一周后，他们又出现在杨高路。这时他们每人背上了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大门。有的单位守门人甚至不放他们进去，他们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这才能见到单位的领导。
很多单位的领导以为他们只是想进城打工的农民，爱理不理。他们挺耐心，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来，以打消上海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顾虑，表明他们也是“单位”里的人，然后洽谈合作的事宜。
温州人提出的合作事宜十分诱人。他们并不租用临街的门面，而只是相中了各个单位的闲置不用的房子，甚至是空地。这些房子和地面大都在单位的后院，离杨高路有几十米的距离。令人费解的是，温州人看中的竟是距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温州人自有打算：租用这些房子和地面，可以用来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小商品利润小，只能这样精打细算才行。
对上海人来说，闲地闲房，能承租出去，就像是天上落下的馅饼一样。并且，温州人办事实惠，立即就从蛇皮口袋里掏出一沓沓的钞票来，马上以现金付订金。上海人心中窃笑这两个人脑瓜不开窍。单位领导谁又不想为大家谋福利呢，到1991年1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上海方以地皮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上海方分二成，他们分八成，5年不变。
要知道，陈氏兄弟在此之前，就曾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然后再分租出去，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他们来上海之前，已通过对形势的判断：通过对获取的信息分析，浦东将是一块投资的热土。而来到上海，通过对杨高路的现场调查，敏锐地感受到这条路的巨大潜力，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在必然，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定繁华无疑。如果能抢在改造之前租下一片店铺，其价值将是难以估计的。他们回到温州，以集资方式筹到现金65万元，塞进蛇皮口袋就来到了上海。
陈氏兄弟对商机的敏锐竟然如此神奇。第二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竟也在杨高路上停下脚步。不出陈氏兄弟所料，当年，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杨高路改造竣工，也就是他们的店铺开张的日子。
温州人的独特的创业思维着实让上海人惊叹，他们所选的偏僻地块，无不正处于改造后的杨高路的黄金地段。店铺的租金直线攀升，所改造的109间活动店面，以平均8000元一年的租金租出98间，还有11间年租金不断上涨，超过万元，直逼两万元，他们还舍不得租出去。当年就将改造店铺的资金65万元收回。保守估计，根据合同，今后4年他们将净赚300万元。
不是每个人都可当创业者，也不是每个创业者都能成功，更不是每个创业都可以基业常青打下基础。温州人的神话在于他们不但敢于开拓，而且具有敏锐的创业头脑，他们能够发现最有价值的商业位置，这就是野蛮创业的温州人，这就是总让人琢磨不透的温州人！
7白手起家式的精心运作
谈到创业，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字眼儿便是“本钱”。“本钱”就是资本，是创业之初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创业需要本钱，没有本钱，怎么创业？正缘于此，“没有本钱”三个字也成了很多人不敢创业的接口。想创业，想赚钱，但手里却没有本钱，这一问题从前同样也曾摆在温州人面前。似乎没有任何问题能难得住温州人，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是温州人解决不了的。对此，他们自有高招，这便是“取之于民，谁投资难受益”。张远亮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远亮出生在温州农民家庭，有5个兄弟姐妹，张远亮是老大，家里当时的贫穷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酸。当时，许多邻里和同乡开始外出做工赚钱，强烈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使张远亮毅然地加入了这场外出的淘金之旅。
张远亮开始在温州城的一家店里跟人学裁缝，后来给一家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店做小工。1985年，张远亮随一位朋友去了法国巴黎，在罗马火车站出口附近的一家温州人开的皮包店做工。张远亮之所以选择巴黎纯属朋友的介绍。那时张远亮满脑子都是赚钱的欲望，既然有朋友牵线，巴黎就巴黎，哪里都不是为了赚钱和生存？这种简单的念头竟给了张远亮超常的勇气。
张远亮那批去法国的温州人很多，身份也各异：工人、会计、农民、手工业者、个体商人。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张远亮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规模不大，但经营状况良好。
因为以前没做过皮包，开始不会用机器，张远亮便从粘胶水开始学。在这个只有十来个人的小皮包店里，许多新来的同事都和张远亮一样，一切从头学起。在那段艰辛日子中，张远亮很快就学得一副绘图、剪裁的好身手。到后来张远亮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温州同乡里出了名。
几年之后，因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张远亮搬到了塞纳河边的“寺庙街”，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店——飞天皮包厂。张远亮的创业在当时看来顺理成章。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民间势力的效应出现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资金几乎不需要很久的积累，有人要开店，亲戚朋友都会解囊相助。张远亮记得很清楚，自己最早开工厂时只有10万法郎的存款。60万的投资都是朋友们凑来的。慢慢赚了钱，张远亮再一点一点地还回去。
张远亮初创业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3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工人是回乡找的亲戚朋友。来巴黎的温州人几乎都是这样：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单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张远亮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个皮包，别人卖25块，张远亮卖20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物，很快在市场光亮起来。
在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皮包生意红火的时期，几乎所有温州皮包工厂走的都是中低档产品的路子，获利丰厚，张远亮自然也不例外。那时普通收入的女顾客也要隔段时间换个新包用，这成了张远亮不间断的客源。20世纪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时候，工厂的订单像雪片一样，早晨出了货，中午还有电话来催货。
张远亮就这样通过借来的钱开始了自己的财富，金钱滚雪球似的不断增多，生意不但越做越红火，而且生意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几年下来，借钱起步的张远亮的总资产达到了数千万的规模。
事实上，不少白手起家的温州人最善于借鸡生蛋的创业险招，也因为他们有借钱、贷款的第二渠道和超强的能力，加上温州人精明的头脑，并善于经营，擅长运用这笔钱进行投资，从而“野蛮”地成长起来，这是其他地方的人所欠缺的。
8见缝插针，善于钻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