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木匠的陈正光虽然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可他没有想过要下海。当时的木工活很多，通过手艺赚钱似乎不是太难。陈正光带着5名徒弟开始去外面闯世界。出发前，陈正光带走了这几年赚到的所有钱，还借了点，凑足了3000元。3000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当然希望用这3000元赚足3万、30万。令他没料到的是，古城西安早已经有了先到者，这里的木工师傅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江西，一是安徽。以名声论，安徽和江西的木匠活远比温州有名。这些手艺人来得早，落地生根，形成了势力，除非是他们的同乡可受到照顾，其他人要想在此立足十分艰难，这就是商业的区域排斥性。
在西安住了一个半月，陈正光连一点小活都找不到。6个人每天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眼看着带来的3000元钱快见底了。陈正光将徒弟们分散，分头出去揽活，结果还是空手而归。
一天，陈正光来到陕西省煤矿设计院，发现这里有很多木工活，由江西师傅和安徽师傅抢先包了下来。他想，大家都是木匠，或许商量一下，能让出一点活来给我吧。他请那帮人吃饭喝酒，希望能够加盟。可人家一听他的话音，立即认定不是同一路人，予以拒绝。陈正光想，既然找你们不行，我干脆找设计院的领导，只要他们答应了，你们还能有什么话说？他哪里知道，这帮人之所以接到活，就是和某些领导有关系。果然，人家以对他的手艺不摸底为由轻易地拒绝了他。
实在没办法可想，陈正光除了外出跑业务，也和其他木工一样在固定的市场摆小摊，等待零星的客户上门。一天，来了一个男人，也姓陈，是煤矿设计院的工程师，他儿子要结婚，需要做一整套家具。听说有生意，所有木工都迎了上去，极力推荐自己。陈工程师对陈正光的自荐没兴趣，原因在于温州木工在当地没有名声，远不如江西木工和安徽木工。眼见这单生意要被别人抢走，陈正光急了，拉着陈工程师说：“我向你保证，做得好，你付钱，如果做得你不满意，我分文不要，还如数赔款。”
这话一说，其他木工都不作声了。因为他们知道，做一整套家具手工只不过几百元，而一套家具的成本需要好几千元。如果遇到一个难缠的顾客硬说你质量不行，闹着要赔款，人家是本地人，你能斗得过当地人吗？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赚不到钱不说，还要赔老本。陈正光不傻，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这笔生意终于被陈正光接了下来。温州与台湾接近，一般家具款式比江西、安徽的要时兴，陈正光的木工活又非常过硬，半个月后一些大件成型时，陈工程师家里每天都有好几波人来参观，陈正光的名声也由此在当地传开了。
从此以后，陈正光大受欢迎，人们不再一心找江西或者安徽木匠，而是来找陈正光。陈正光仅仅只有6个人，做家具不是扎纸盒，一只柜子一个人就要做好几天，他根本忙不过来。那些主顾看中的是他的手艺、样式和信誉，即使等也要等他来做，结果他的日程排到了三年以后。到了这种时候，一般人都会想到招兵买马，陈正光也是如此。那些江西师傅、安徽师傅见活都被他抢了，便回过头来找他，希望在他的手下干活。陈正光又从家乡招了一些人，就此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家具厂。
陈正光在西安干了整整3年，所接的活大多是来自煤矿设计院、交通大学、冶金设计院、勘察设计院等单位，每天接触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他说：“这三年中，我像上大学一样，天天与教授、工程师们在一起，他们的修养和学识对我的熏陶鼓舞很大，给我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4年，年满25岁的陈正光回到了家乡，他是回来结婚的。
3年间温州的变化可想而知。陈正光发现家乡遍地都是工厂，家家都办厂开店。原以为自己这些年在西安赚了不少钱，可与家乡那些人一比差了一大截。婚后，陈正光下定决心，不再去西安了，就在家经商。他用赚来的钱入股了一间家具厂，同时又开了一间百货店。为了生意，他每隔几天就要跑一趟宁波，到那里去进货。百货店经营了几个月，算一算账，没赚到什么钱，整体收入还不如自己在西安做家具。此时陈正光犹豫起来，怀疑自己是否适合搞这类事。恰在此时，他在宁波进水产品时上了一次当，人家将劣质产品当成优质产品卖给了他，一大笔贷款被人骗走了。此事给陈正光很大的打击，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目前的百货市场非常混乱，假货成堆，制假成市，以自己这种性格对于假货的侵害防不胜防，自己不适合做这一行。
那段时间里陈正光十分困惑。如果说在西安期间几个月找不到活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挫折，现在就是他第二次挫折了。那时虽然受打击，毕竟还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惟一的困难在于找到突破口。而现在，因为木工活难以赚大钱发大财，发展面临瓶颈，他才考虑转行。没料到，转行如此艰难，社会如此复杂，似乎是一夜间什么丑恶的东西都出来了。
宁波药行街当年是一条木器街，街两边有无数木器店。陈正光是木工出身，对木器有特别的爱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便到这里走走，看看那些摆卖的木器，品评见识一下人家的手工。有一天他突然开悟了，暗想：若以手艺论，自己的水平肯定比做这些活的师傅们高，他们的木器可以摆到这里来卖，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如果不做百货，回过头去做家具，会不会是一条路？
几个月后，陈正光也在宁波药行街开了一间木器店。人家店里经营的木器是从全国各地进来的，他不同，他只卖自己的产品。最初，他的木器还要从温州拉来，因为那里自己有一家合股的家具厂。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便不得不在宁波自己开厂，根本原因在于温州那间厂的师傅不过硬，技术没有自己好，样式也没有宁波这里的家具新颖。
之前，陈正光做家具，从事的仅仅是家具的生产环节，自从开了一间门店之后，他跨入了一个新环节，即销售。只是生产而没有销售，生产商和市场是脱节的；一旦有了渠道，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便建立了桥梁。他知道哪些家具受消费者喜爱，哪些还存在问题。更重要一点，销售环节占有巨额利润，自己既生产又销售，利润就最大化了。
仅仅半年之后，陈正光就感到这间门面太小了，已经不适应实际需要了。于是，他来到镇明路，租下了一间更大的房子，开了第二间门店。多增了一间门店等于多了一条渠道，原有家具厂的生产能力已经跟不上销售，他不得不向其他家具厂进货，业务关系也因此越来越广。一年后，他再次扩大经营，在宁波市展销大楼租下半层楼面专营家具买卖。而宁波周边像他这样经营家具的商家并不多，他因此想到抓住其他家具经营企业还没有来得及动手的机会，自己迅速占领周边市场。当年他又分别在慈溪、镇海等地开了门店，由此开始了家具店连锁经营。
直到此时陈正光才意识到，自己的成功并非因为抓了生产到销售一条龙，而是因为连锁经营使得自己掌握了渠道，由此便掌握了市场。许多的厂商看中了他手中渠道，纷纷和他合作，使得他的生意越做越旺。
然而，正当陈正光大踏步发展时，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宁波搞旧城改造，他的发家之地药行街被拆除了，那间店没了。接下来，他买下来的镇明路那间店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虽然搞拆迁国家是要赔偿的，可那种赔偿只是房产的价格，并不包括房产投入经营所产生的利润。两间店差不多同时拆除，陈正光的营业额迅速下滑。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没等他调整过来，又传来新的不幸消息：市展销大楼易主，原来的合同作废。他一次次失去经营场所，直接损失有数百万之巨。此时陈正光开始意识到：除非你足够大，否则你将永远被别人拿捏着命脉。当你的影响力足以牵动整个行业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当地经济指标，此时你遇到麻烦，帮你的人自己就会站出来。
于是，陈正光一面和华联商厦接洽，希望租用他们的店面开办家具城，同时又在新建起的宁波大世界投资，创建一间更大的家具城。至于生产企业方面，他也着手长远计划，一次性买下20亩地用以建造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厂房。
在陈正光进行这一连串大动作时，亲朋好友均为他捏一把汗。这些都是大项目，总投资需要几千万，这么投下去，什么时候能够收回？如果不能很快产生效益，仅利息就可能压垮他。可陈正光看得很准：第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第二，无论做什么事业，一定要争取做行业老大；一旦你成为老大，方方面面都会重视你、扶持你，此时你的发展之路便会顺畅得多。
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底，做行业的老大，这就是温州人为什么能名声远扬的原因吧。凭借着这一志向，温州人也的确证明了自己的非凡实力。
4民间力量的“野蛮”较量
有一位作家这样形容温州商人周大虎：“这不是一只寻常的虎，他不是来自深山密林，而是一只来自温州的虎，但是他一样又有虎的威严、有虎的魄力，一样可以在商场的密林中显示自己王者的风范、王者的神勇。”这位作家把周大虎写成了一个野蛮成长的草根商人的形象。的确，周大虎的身上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他曾经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为了创业，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阁楼上生活过5年的人；他曾经凭借自己高质量的打火机使得日本火机生产商走投无路；他曾经代表中国民间组织第一次取得欧盟“反倾销”案件胜诉的人。周大虎是野性生存，野蛮成长的典型代表，是温州民间力量的一面旗帜。
周大虎身上有一个似乎天生的争强好胜的性格。周大虎说，这种性格的养成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有关。周大虎1952年出生于温州，文革期间，周大虎的厄运接踵而来，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到乡下邮电所，他一度幸福的童年就宣告结束了。而且随着家庭的这种变故，周大虎的生活和学业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初中毕业后的周大虎就到温州农村插队了。后来，回到温州的他，迫于生计又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直到1976年，25岁的周大虎才顶替母亲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活。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大虎，在1985年前后，看到不少温州人做打火机赚了大钱，于是他就有了放弃邮局的工作，想加入到这一行来的念头。1991年，恰逢周大虎的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领到了5000元的安置费后便赋闲在家。于是，周大虎就依靠妻子的这笔安置费，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还替妻子跑销售，结果，他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一年后他干脆辞职，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打火机上。那时为了创业，周大虎一家人只能住在简陋厂房的小间里，上面还搭了小阁楼，仅7平方米，四面无窗，正读小学的儿子有一次竟在睡梦中摔下来。一日三餐，吃的是门口的饭摊儿。平时洗澡，和工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家里没有卫生间，天天要跑到百米外的公共厕所。
周大虎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整整奋斗了五年。周大虎后来回忆这段创业的日子说：“我最愧疚的是对我儿子，阁楼爬了五年。五年啊，就连小狗也会被憋疯的，何况人啊！”正是凭这样一种拼了命的野蛮劲头，虎牌打火机才以高品质击溃了一直称霸于打火机市场的日本人。就在周大虎进入打火机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疯狂状态。1993年的上半年，温州从原先的一两百家打火机厂急速发展到三千家。因为温州打火机只要十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三百到五百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所以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短视厂家都想趁火打劫，快捞一把，因而有些人便生产劣质打火机。但周大虎知道市场经济诚信为先，坚持保证产品质量。当时，按照周大虎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而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计算，所以在周大虎那里工作的工人薪水自然就少，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同样，因为他需求量小，上游的供应商也不愿给周大虎供货。1993年上半年，周大虎赔进了前两年的利润，还差点破产。“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慢更遇顶头风。”在工厂陷于停产困境的时候，周大虎在一个星期内，接连出了三次车祸。但周大虎没有气馁，重新招聘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
这时，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了，他的打火机厂一天只有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却能够接到十倍以上的订单。而原先3000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纷纷倒闭。周大虎依靠诚信达到了产品与市场的默契，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没有一名推销员，没有一分钱的广告支出。凭借质量和信誉，周大虎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后的他又开始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畅销，这只温州虎又想到国外走走了。
周大虎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他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去熟悉当地政策、文化背景、消费水平，还要熟知当地的法律规章，甚至找律师。现在，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机畅销国内并出口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其生产的金属外壳的“虎牌”打火机，则占到全球打火机市场90％的份额，并已击垮了日本、我国台湾、我国香港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使当地90％以上的厂家倒闭。
正是因为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实在是太强，所以总是在世界上遭到别人的阻难。2002年6月23日是周大虎无法忘记的一个日子，因为那天他收到了欧洲打火机协会正在拟订反倾销方案的提前通知书。
一时之间，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周大虎的面前，怎么办？是打官司，还是逆来顺受？“野蛮”的周大虎断然放弃了后种选择，既然欧盟要制裁我们，我就是不服气，一定要打官司，但是这种“反倾销”案件，政府是不能出面的，所以周大虎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只有靠自己了。于是，他召集了所有的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会员，商讨此事。大家也一致同意打官司，可是钱从哪里来？周大虎看到大家都有些犹豫，作为会长的他率先捐出了10万元，随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大家就凑了30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