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所依靠才无所顾忌
温州人非常的务实，这正是他们获取财富的原因之一。温州人很现实，而且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他们讲究的是物质粮食第一，精神粮食第二。温州人认为，只有物质丰富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精神需要。生意人爱钱，温州人会做生意，不敢断言温州人就只爱钱，但温州人肯定也爱钱。起初的温州人身处低位，所以他们的心态非常好。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温州人积极主动面对问题的心态。有一年，受一场多年不遇的台风使得浙江的大部分地区都受灾了。别的地方受灾群众都在苦苦等待救援。可救灾款下来需要时间，这种等待显得漫长和痛苦。其中，温州是重灾区。温州人没有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苦苦等待，而是自己行动了起来，开始自救。有人说温州人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政府肯定会出面的，你已经自救了，到时候救灾款肯定给你最少。但是温州人不这么想。温州人认为，不是温州人傻，而是温州人的光荣。如果不是靠自己，温州直到今天还可能是全国经济最落后地区。这足以证明温州人有极强的自主自救意识，也是温州人身上草根性的最大表现。
人有性格，城市也有性格。温州的性格是什么？总体来说，温州人是很实在的，他们并不讳言自己过去的一切，绝对不遮遮掩掩，比如过去的穷日子，比如走私等等。
1949年之后，温州的头上一直压着三座大山：上海、杭州和宁波。上海是一艘航空母舰，温州在当时只不过是只小破船，原本是根本扯不上关系的。可穷人有穷心理，总希望攀上几个富亲戚，一来面子上有光，二来也可以沾点便宜。当年温州是实实在在的穷，如果要抱谁的大腿，相对方便一点的应该是杭州和宁波。然而，温州的交通状况使其无法和杭州及宁波亲近。
当年的温州交通状况极其落后。温州那时有两条沙石铺成的省级公路，一条通往浙江省会杭州，另一条通往福建省会福州。不过，通往杭州的那条，要过轮渡，要经历无数的坑坑洼洼，十几个小时下来，人颠簸得连肠子都要吐出来，另一条路要绕山而行，心脏有问题的人肯定不敢坐车。相比而言，海路是最便捷的，温州通向外界的主要通道便是前往上海的轮船，因此温州和上海的心理距离最近。在那时的温州人眼里，上海有中国最好的自行车、最好的电器、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皮鞋，总之，上海就是一个人间天堂。
上海是老大哥，自然就有派头，他们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尤其是温州人。因为上海把把温州人视为野蛮的入侵者，他们把上海平静的日子打乱了。
比如，众多的温州人纷纷涌进上海，他们去上海购物，去上一趟，连肥皂也要带一大堆回去，这样下来，造成了上海日常用品的供应紧张。对于温州人，上海想出了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印发了一种“上海专用券”，某些物品你有钱买不到，有全国粮票也买不到，还得用“上海专用券”。其他地方的人知难而退，我不买还不成吗？而温州人却有一股倔脾气，非要和上海人对着干。温州人说：“你们不是要上海专用券吗？我们花钱去买。”最初温州人买到这种券还只是用于购物，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市场很大，便开始倒买倒卖，从上海人手中买来，加价转手卖给其他外地人。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
由此，温州人受到启发，知道只要是国家统一核发、市面又特别紧缺的票证就一定有市场。
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在上海倒卖票证，诸如粮票、布票、自行车票、肥皂票等等。到了后来，不仅外地人从温州人手中购买这类票证，上海人也不得不求助于温州人。自己是上海人，还得向温州人购买这类票券，这口气能顺吗？温州人在上海结了帮派，不仅控制了上海的票证买卖，渐渐地也控制了其他一些买卖。所以，上海人恨野蛮的温州人，又离不开野蛮的温州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人开始搞走私，“扬眉吐气”了一回。那段时间，上海的风气为之一变，都以认识温州人为荣。那些走私品便宜、耐用，填补了内地的空白，许多东西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比如内地产的钢丝带录音机，又大又笨，一台需要四五百元，走私来的录音机，收录放三位一体，单喇叭的一百元左右，双喇叭的二百左右，四喇叭的也才只有三四百。当然，一旦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上海市场，价钱就又高了：最好的办法便是托温州人从当地购买，然后带过来。此时，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变了，既爱又恨，还多少有点巴结。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国家投入的重点。宁波是浙江的老二，离杭州距离很近，工业基础好，又是计划单列城市，交通便利，国家对宁波一年的投入相当对温州投入30年的总和。俗话说，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大都市的辐射效应给温州人带来了不安和压力。
温州人被夹在中间，被激发了一个绝境求生的野性。他们被迫采用实用主义，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是一无所有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富人怕打仗，一场仗下来，自己半辈子的心血就付之东流。穷人怕吗？他们也怕，可一旦没有路走，就已经没有什么可怕了。一个人明知是死，肯定会最后一搏，也最没有顾忌，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温州人的草根性的根源所在。
越穷的人越具有革命精神，他们的胆子比富人大，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失败了大不了还一无所有。而富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拥有地位和财富，所以他们顾虑很多，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失败了，自己将会一无所有，这是他们最为担心的。所以，富人的革命魄力要比穷人小。温州人因为贫穷，所以才会为了财富铤而走险。当年，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并且传遍全国。第一波走私大潮的起点是潮汕和温州。潮汕和温州都有地缘优势，潮汕靠近香港，温州靠近台湾。与温州隔海相望的一些岛屿，由于两岸的人都可以在上面自由活动，便成了走私的交易所。参与走私的多半是当地的渔民，他们利用渔船将走私品弄进来，在沿海的乐清、苍南两县的一些渔村里上岸，然后偷运到镇上去兜售；这两个县一些邻海的乡镇便成了走私品的集散地。最初，这种走私行为可能是自发的、散兵游勇的，由于走私品大受欢迎，迅速打开了市场，渐渐形成了走私团伙，开始了公司化操作，有专门的队伍走私，也有专门的班子销售。走私毕竟是要受打击的，温州人不会笨到一条黑道走到底。
温州的走私风大约从1977年前后开始，到1978年盛行，直到1982年前后余风仍然强劲。如果说走私最疯狂的时候只有一年多，大概比较准确。而所谓“最疯狂”一定要有一个界定，即所有渔民均放弃了自己的正业，参与走私。有人认为温州人不再走私，是因为“觉悟”了，因为有了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是有很多虚空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利可图的生意，就一定有人做。某一种生意绝迹了，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学习什么提高了觉悟，而是因为市场消失了、不在了。不是温州的走私消失了，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某些产品的走私市场消失了。
全国走私高潮时，走私品的名类虽多，却非常集中，主要有电器、手表等生活用品。电器类的主打产品是三洋牌收录机，后来发展到电视机、电冰箱已经属于大件了。手表有两类，一是电子表，一是全自动的机械表。电子表的品牌很多，价格也极便宜，十几元便能买到一块。全自动机械表以东方表为主。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一个普通工人需要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块。可走私东方表的售价只有60元，性能比上海表好，外观更漂亮，还不用每天上发条。
几年后，录音机潮流过去了，市场渐趋饱和，加上国内正通过正当渠道进口以及自行生产，相比而言，走私的成本要高得多。于是，收录机从走私市场上消失了。其他的走私品，像化纤布、折叠伞之类，太容易生产了，这个市场也消失了。走私表似乎还有一定市场，可人们也逐渐发现走私表中有很多是假货。走私最依赖的因素便是市场，市场一旦消失，走私自然也就销声匿迹。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走私市场仍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品类选择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此时最为紧俏的有两大类，一是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另一类是汽车，这不是一些小渔船就能完成的，必须用大的集装箱运输。
早期走私的都是小件物品，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一旦走私品的货件过大，惟一的办法便是利用海运船只的马力和海运距离的便捷。此外，还要考虑上岸后的公路运输条件。像温州这种地方，每走几百米就是一条河，又没有桥，需要摆渡，弄一个大集装箱肯定会被发现。温州就是因为不符合上述条件最终被走私团伙抛弃的，后来走私汽车高峰的时候为什么集中到了山东，连广东都被放弃了，也是交通因素。
温州人就是这样通过走私的野蛮方式掘到了发家的第一桶金，为他们日后的创业经商奠定了一定的资金基础，这些类似梁山好汉的草莽英豪们无疑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只能说明温州人的成长轨迹中充满了江湖味道和野蛮色彩。
2顶风作案善打擦边球
胆大包天的温州人，有超前的改革精神和敢为天下的魄力。温州人第一个在国内搞股份合作制，这在现在算不上什么稀罕事，但在当时政治极为敏感的时期，无疑是惊人之举，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是温州人冒着巨大的压力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等的胆量，的确让人佩服。
在20世纪89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贯彻执行，温州涌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企业，它主要是在家庭个体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相当发达，在经历了几年的发展之后，这些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于是就想进一步地扩大规模。在这种情形之下，两个或多个家庭工业进行联合发展，就能够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使它们的经营更上一层楼。这种联合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创造性，他们以资本入股的方式进行组合，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制度。这种组织制度，兼有股份和合作的双重因素，在当时“姓资姓社”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股份合作制由于带有“合作”成分，在政治和经济的边缘打了一个擦边球，最终得以归入到公有制范畴，逐渐为社会广泛接受。像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一样，股份合作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坎坷的历程。
瓯海登山鞋厂就是在温州出现的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5年春，以李岩寿为代表的十几位农村家庭企业主为股东一方，最早从外贸单位“下海”有着丰富外贸经验的张庆勇作为股东的另一方，双方资本入股组合成瓯海登山鞋厂。这一举措使得此厂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当时温州最大的出口民营企业。
事实胜于雄辩，温州人只要企业能够壮大发展，只要是自己诚实劳动所得，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发展下去。于是，随着瓯海登山鞋厂联合后的巨大的发展，到1986年，温州市一共有10413家股份合作企业，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达9124万元。但是这种民间新事物的迅猛发展，必将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因为当时的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企业性质，那么，这种民间的个人联合或合伙经营到底算什么？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不仅被指责为“非驴非马”，而且有的人还为此遭受牢狱之灾。
比如，在1985年的柳市就发生了这样一件经济案件：“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两个合伙人分掉了8万元利润，第二年6月，他们为此被刑事拘留，后又以贪污罪判刑。此事在温州形同大地震，因为在当时的温州像这样戴“红帽子”挂户经营的企业约有10万户。这些挂户经营者惊慌了：“名为集体，实为合伙。”到底按名计算，还是按实计算？很显然，温州农民的“企业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的范畴。
面对这种情况，温州政府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作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于是，法院很快宣告这两个农民无罪。这一判决就相当于默许了股份合作这一新生事物的合法性。
1986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当时的县委领导对这家企业的态度是：不敢听，不敢说，不敢看。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厂子是相当的关心，换句话说，也是非常担心这个厂的发展和命运。20世纪80年代的桥墩可是有名的穷地方，工业相当不发达，人们感到生活没有出路，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着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急切地想找寻一条出路，于是想到了办工厂，这就是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最初兴建时的动机。实际上这家厂子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准备建厂了。
温州人就是这种态度，认准了一件事说干就干。于是，为了筹集这个3000吨级的小厂预算的38万元，桥墩人分了80股，每股5000元，共40万。但是在1985年，对贫困的桥墩人来说，5000元也是相当可观的，一般的人家一下子是拿不出5000元的，因此，半股也有，3人凑一股也有，终于凑足了近40万。可是开工基建时又在资金上出现了很大缺口，实际上建成工厂需要120万，这80万的资金从哪里来？用厂长的话来说，这些钱与其说是借来的，不如说是“骗”来的，娶媳妇的钱也“骗”来，建新房的钱也“骗”来，这样子才有这家啤酒厂。这件事情在县委书记的心中一直沉甸甸地装着，他不敢听，就是因为在当地那么差的经济条件下，一下子从老百姓那里筹集到了一百多万的钱，一旦有个闪失，那可真的承受不了，于是他不敢听汇报。不敢说，是因为当时的啤酒产业结构已经趋于饱和，不想让他们办厂，但是他们迫于现实的生活需要，又需要建个厂，而且大家的热情很高。不敢看，是因为一到现场就要表态，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小的县委书记还是不敢轻易表态的。但是，谁也想不到，就这样一家让县委书记望而却步的厂子，竟然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温州人特有的团结野蛮地生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