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年底，有关机构做了一份关于温州民间游资的调查。这份调查报告进一步撩开了温州民间资本神秘的面纱。这份调查称，截至2003年末，温州辖区内民间资本存量约2770亿元，其中货币资本约占35％，实物固定资本占42％，实物流动资本占23％。近5年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总额103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平均为61.9％，相当于国有单位投资额的2倍、外商投资额的20倍。2003年，温州民间投资对当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47％，也就是说，在当年GDP增长的14.8个百分点中，有3.47个百分点是由民间投资的增长来实现的，占23.4％。
但在近年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温州似乎已经失去以往的强劲动力，200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甚至落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与海外投资集中的苏州相比，温州的优势在部分消退：1994~1997年温州市GDP的增幅高于苏州市，1998～2001年两者基本持平；随后两年，两者经济增长明显加快的同时，温州与苏州的差距渐渐拉大。 权威机构认为，尽管从总体看来，温州GDP10年的平均增幅（15.6％）高于苏州（12.5％），但趋势上苏州有更强的增长潜力。温州经济怎么了？丰厚的民间资本难道催化了温州模式的衰落？ 这使得温州人非常尴尬。温州作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纷纷前往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经济却呈现“衰退”之像。
就在这个时候，温州企业在大量外迁。有数据显示，温州有较大知名度的外迁企业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多家，温州企业直接到上海发展的已经超过500家。而温州的民间资金，自“九五”以来已有1000多亿流向省外。温州，成了全国各地吸引民资的首选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全国就有20多个省、100多个市县去温州招商。山东省组团去温州招商，一周就“签”走136亿元。2004年4月，在“江苏锡山投资说明会”上，温州人一下子又签了70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冲锋陷阵”的还是温州的资金。
而有关权威人士透露，从1998年到2003年，温州市投资性资金外流超过710亿元；另据全国75个城市统计推算，一百多在外地的温州人累计投资1760亿元，创办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2003年创造生产总值828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的68％。
由此，一场关于“温州是否衰败”、“温州模式是否终结”、“温州产业是否会空洞化”的争论沸沸扬扬地展开了。
温州中瑞财团的股东之一，耀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建国先生从1993年开始，在江苏、湖南、安徽等地，先后兼并了14家国有企业，通过省外的兼并与扩张，使企业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至今，耀华集团已拥有80来家下属企业、400多家销售公司、5家境外公司。2002年，列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69位，浙江百强企业的第54位。也许，正是十多年的资本运作的经验，才会使得这位温州商人成为中国第一个民营财团的一大股东。
事实上，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到外地“炒房”，温州人将钱带出温州，在外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又会源源不断地把钱“送”回老家。这里有这么一个明证：2003年春节前后的10天内，外地通过银行、邮局汇向温州的钱总数在300个亿左右，最多一天汇进了三四十个亿。
有数据说，2003年，一百多万在全国各地经营的温州人，共创办了170多个专业市场，全年市场营业额为1800多亿元，其中温州产品在1000亿元以上——这是温州人对全国经济的贡献，也是温州经济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虽然它无法统计进温州的GDP。
对此，相关专家指出，那些说温州产业外迁标志着温州衰落的舆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追求最高收益是资本的共同属性，无论是跨国流动还是在国内流动，本质是一样的，而温州人的资本对外扩张，说明他们已经进入资本经营阶段。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办厂，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温州人挣到钱了，温州的土地资源却节省下了。有关专家强调，温州资本是外扩而不是外逃。
5温州资本的扩张效应
近几年以来，温州炒房团无疑成为国内舆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对于温州炒房团，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温州炒房团”所经之处房价的高涨，更加关注温州炒房团背后那雄厚的实力——不可估计的温州民间资本的数量。有人说，温州炒房团所携带的民间游资保守估计约为1500个亿，这就是巨大的资金流使得各地的缺房户怨声载道，地产商欢欣鼓舞，政府喜忧参半。
伴随着人们对“温州炒房团”的复杂心态，许多地方开始对温州人炒房设置重重障碍。在许多地方的“堵截”之后，在最近短短的几个月内，许多“回流”的资金使温州原本已经很高的房价再次攀升。一句话，揭示了温州人“炒”房的动因——是为了资金的安全和升值。“外界讲的炒房团，我不叫它炒房团，而应该是房地产的经营。”有人这样说，“我总觉得媒体把我们温州的炒房团炒得过热了，因为温州人买的都是商品房，商品房是有人买有人卖的呀”。
说到这里，有必要看看温州炒房团的主体是谁？有消息说，温州炒房团有10万人之众，其中有不少是工薪阶层。无独有偶，温州第一次创业时期，靠的就是10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捕捉商机，从而带动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这浩浩荡荡的十万大军，不是什么财团，更不是投资机构，它的主体是温州的老百姓。
需要强调的是，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建立，靠的就是土生土长的温州老百姓。所不同的是，20年前，温州人囊中空空，靠的是“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替别人推销产品，才换来辛苦钱。而现在，是用自己先于落后地区的人们挣来的钱轻轻松松地“生”出钱来。两者比较，虽然挣钱的主体没变，但挣钱的方式大不相同——前者是原始积累，后者是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的一种“资本经营”。
“逐水草而居”是资本的本能，也是温州人的本能。哪里有利润空间，资本就流向哪里。温州人正是凭借这一原则，在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的今天，当他们在原本专长的小商品生产与贸易领域难以喷发能量时，将资本流向了至今还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的房地产领域。
对于温州民间游资，有人还有这样的疑问：温州人手中有了余钱之后为什么不进入实业，而要去通过房子的进进出出赚钱？有人说，这是温州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问题。就算是这样，也没有人说不可以这样。如果手中有钱，而一下子又不能完成自身素质的飞跃，不能找到很好的发展路径，即使是去吃一点“夜草”又有什么不可以？退回来再比较“温州炒房团”的“所向披靡”与落后地区百姓“望房兴叹”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就是：谁拥有资本，谁就能赚钱。它揭示了资本不相信眼泪的残酷。
当然，温州人应该明白：卖方市场终有一天会终结，当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资本也会遭遇滑铁卢。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界对温州炒房团的“声讨”也罢，各地出台的限制政策也好，倒是提前给了温州人一个信号，客观上帮助温州人避免类似股市崩盘的风险。
从实际的成长历程看，温州资本与其他地域的民营资本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序列”。第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民营资本是依靠家族起步的。第二个共同点，资本的成长其实就是不断扩张的过程，而且这种扩张的过程往往是不断并购和建立资本链条的过程。
我们知道，资本的本性在于扩张，不仅体现在行业领域的扩张，而且体现为地域的延展，进而表现为资本规模的不断集中，从而形成行业巨头和资本巨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成长历程如此，温州的民间资本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如果温州民间资本不能进行正常的扩张、不能成长得越来越大，那么，只能说明温州民间资本的弱小和不成熟，更谈不上温州企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可喜的是，近年来，温州资本开始表现出了强劲的活力，空间和领域的扩张与并购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温州资本的扩张不仅确立了强大的温州“经济共同体”，而且已经在上海、江浙一带乃至全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而德隆、东方、万向、华立、创维等一批强大的民营资本同样演奏了一曲具有震撼力的并购和扩张交响乐。
6资金暗流到底要流向哪里
不管是温州资本向外扩张也好，还是温州资本外流也好，巨额资本所产生的效应让温州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体验到了资本经营的快乐。温州的民间资本外迁，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意义而非“存量”意义上的外迁。也就是说，并不是温州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温州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溢出效应”，是温州民营企业壮大后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表现。
但事实上是，一些行业“龙头”企业的跨地区发展乃至重心的外移对温州来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比如，奥康集团在重庆建立中国西部鞋城，不只孤身前往，还带去了几十家与之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建设等项目的背后，都闪现着温州人的身影。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西达新疆，全国各地都有温州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仅温州市不完全统计，流向外省市的民间资本就已超过1000亿元。也就是说，对于大量外迁的民资，温州在客观上存在“傻男人留不住风流妇”的因素。
由于温州地区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人才供应等条件的限制，一些民营企业深感不适，难以更快更好的向前发展，被困住手脚的感觉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中越来越深重。有人认为，这是温州民资与民企外流的最初动因。
例如，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在温州瑞安，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的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现在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了25万元左右，价格远远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的地价。无奈之中，温州不少中小企业主纷纷把目光投向既有土地资源又有优惠政策的外省。
再说说人才，人才匮乏是制约温州民企特别是大企业发展、导致企业外迁的另一重要原因。温州毕竟只是一个地市级城市，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而某些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依托中心城市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正常情况下，温州本来难以涌现出行业性“龙头”企业，改革的先发优势使得温州在服装、鞋革、工业电器等行业崛起了一批民营“龙头”企业，但又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当地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落后面貌。而恰恰是某些行业性的“龙头”企业，对城市地位和要素条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因此，温州某些服装业“龙头”企业的核心功能向上海等大城市转移，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