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日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道。
【评点原文】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日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道。
【评点背景】
曾国藩这位晚清重臣，在清朝官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观其治学、修身确与常人等不同。毛泽东对其治学、修身之道是很推崇的。
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奠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所受梁启超的“豪杰创世观”的影响。梁启超说：“世界者何，豪杰者而已矣！合豪杰则无有世界。”又说“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用巨夫伟人取代了“英雄豪杰”的称谓。名称不同；实质未变。
早年毛泽东的圣人观与其所说的“大本大源”密切相关。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性”、“观念”、“宇宙之真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本源。而圣贤则是“理性”、“观念”或“宇宙真理”的化身。“今天下纷纷”，端赖有圣贤出世而救世。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按孟子所说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将人划分为“君子”、“小人”两类。君子“养其大体”，是劳心者和统治者。小人“养其小体”，是劳动者和被统治者，小人从事各项具体的职业。终日经营忙碌，他们“不得大体”，缺乏“高尚之智慧”，所以在精神方面又归属于“愚人”一类。
对“养其大体”而又居于社会上层的“君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遵从师训，将他们又划分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两类。“传教之人”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玉，他们致力于究叫真理，弘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体育之研究》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
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兼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看来，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办事之人”）即令功业彪炳，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在《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还记有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的许多论述：
“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日：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上。日：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大豪杰之上，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人之长为长。”
“度量者，俊杰在位之意，非藏垢纳污之谓也。”
“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小足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无以争天下之先、而经天下之远，吾以其夙习决之矣。”
“小为浮誉所惑，则所以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则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黟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蹋踏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作积之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念，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日：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从这些内容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注意研究怎样培养圣贤豪杰的品德，并自觉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他后来把这方面的知识积累，系统地发挥为自己的圣贤豪杰观。他把圣贤、豪杰与“愚人”分为三个层次：“圣人，既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贲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圣贤”摆在人才的最高地位，认为“圣人”是得天地之“大本”，“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人物。而所谓豪杰则是指那些能“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隐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阵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对圣贤创造历史的观点则作了系统的发挥：“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袁吾不率，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言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令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圣贤只有“曾文正”。曾国藩一向崇拜孔、孟、程、朱之学，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在学术上虽然没有很多建树，但却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纲常名教、镇压太平天国的精神武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青年毛泽东曾经带着虔敬的心情精心研习过曾国藩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
“圣贤”摆在人才的最高地位，认为“圣人”是得天地之“大本”，“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人物。而所谓豪杰则是指那些能“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此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隐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阵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鼠人）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仅“有功德于民，以死勤业”是不够的，“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救济”。所谓“圣贤”、“豪杰”、“奇杰”，虽然早年毛泽东没有专门的界定，但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对此的内涵从各个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他就是以这些理想要求自己，也培养别人。归纳起来，所谓圣贤精神，它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负责精神。毛泽东于1921年1月28日在《致彭磺》的信中说：“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自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作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不要说假话，做假事，牺牲自我；更不要以他人之言为己言，以他人私事为己事，把自己变成傀儡，这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有的一种精神。在发挥这种精神时，就要把工作做纽“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
第二，务实精神。毛泽东在1913年写《讲堂录》时，就接受了曾国藩的“日厚日实”的精神，把它说成是转移世风的“两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在当时，他没有着重讲“厚”，而是着重讲“实”。他除了引述曾国藩的：“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论述外，自己还作为心得解释这段话：一段是“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一段是“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这说明他的务实精神在当时已经比较牢固了。到了1919年他撰写《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时，仍然贯穿着务实精神，他分析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时认为：“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这个务实精神一直在他身上发扬光大，最后形成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勤奋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的“修身”一节中，批判了懒惰：“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日懒惰万恶之渊薮也”。随之他力倡奋斗：“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关于奋斗的精神，也一直在他身上发扬光大。他的一生就是奋斗的一生，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四，进取精神。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揭示了进取精神的实质。进取在于突破“传说和迷信”的束缚，去寻求真理。“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这种不顾传说与迷信干扰探索真理的进取精神，一直是他生命的向导。他探索出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他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第五，独立精神。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导他说：“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他在《讲堂录》中记上了教师的话：“有雷同性，无独立心”。而后加以发挥：“有独立心，是谓豪杰。”可见，他不仅以为无独立心的人乃寻常人，而且以为有独立性的人可成为豪杰。后来在“修身”一节中，又对《易·大过》中提出的“独立不惧”作了形象的解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由此可以想到，有独立精神的人，在从事自己的事业时，一定会遇难不退，临危不惧。这…精神也贯穿在他的人格中。他一生中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困难和危险，但最后都变成他前进的阶梯。
第六，无私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人有共同的乐利性，只是乐的内容不同，一般人喜躯壳之乐，“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欲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随后他引述了《论语·述而》中的一段话：“故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既包含着吃苦的精神，又包含着无私的精神。我们从这里又想到这种精神对他的一生的影响，谁都知道，他为了革命的事业，可以说是吃了一辈子的苦，无私奉献了一生，所换来的是人民的解放、而他自己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第七，爱国精神。毛泽东从小就爱国。而他之爱国，不是爱落后之中国。因此他的爱国集中表现在改造中国上。他在1915年7月写信给一朋友说：“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这里体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后来他在《讲堂录》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精神，他引《墨子·大取》中关于断腕保身的思想，藉以发挥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面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个为国献身的精神也贯穿于他的一生。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的爱子岸英牺牲时，他心里万般悲痛，可他竟然强忍悲痛，滴泪未落。
第八，涵宏精神。毛泽东在1915年7月《致友人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就是他的恩师杨昌济，他很佩服他的涵养精神。他虽说“不可及”，而实际上他在努力地学习这种精神。1915年9月27日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所谓涵养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善与人同”和“取人为善”二语，这二点虽然难以做到，但他却在努力去做，而且作为他的人生格言，整整为此奋斗了一生。
青年毛泽东当时极力推崇圣贤豪杰的伟大历史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英雄史观”。但他与他的老师杨昌济一样，并不认为圣贤豪杰是“生而知之”，先天而成的，而认为是由后天的实践锻炼而成的：“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指出：“而后知圣人者一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并且破除了圣贤与普通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架起了一道可以由此及彼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