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为之则为有功,即宣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这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合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明确地主张,凡圣贤豪杰之所为,普通人也应该去做,而且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破除了圣贤神秘论。他吸收了杨昌济“圣人化众贤”的思想,认为只要用圣贤豪杰的思想和品德去改造“凡愚”,就可以感化大众,“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从而进入一个无限美好的理想王国。这是毛泽东追求的“圣贤精神”对中国古代圣贤观的发展。
【评点解析】
毛泽东在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治武功中,是很注意借鉴、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不仅批判地改造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同时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也接受过儒家“德政”思想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既吸收其精华,又批判其糟粕的。精华方面:有爱国意识,他常以古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来鞭策自己,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相信儒家的忠恕之道,提倡团结互助,宽以待人,特别是同情劳动人民,反对剥削与暴政。有通达乐观,艰苦奋斗的精神,儒家思想是主张奋斗的。孔子曾说过:“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颜回是箪食瓢饮,身居陋巷,“也不改其乐”。毛泽东对这些非常欣赏,主张人要有点精神,要奋斗,要有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懒惰为万恶之渊薮”、“生之坟墓”。有探求真理的志气,他赞赏孔子“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的思想,认为孔子是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他崇拜孔孟为“圣人”,“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孔孟对弟子之间,曾不能难。”
毛泽东在青年学生时代持有一种“精神利己丰义”,欲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修养到最美好最完善的高度。他说:“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毛泽东的精神利已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西方泡尔生的伦理学说,二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他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已主义为基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儒家强调自我修养,使自己的思想品德达到“至善”。毛泽东以此说为正确,评论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在理解青年毛泽东的人格问题上,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精神利已主义”,仅是追求个性解放,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毛泽尔“精神利己主义”的本意,并不是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追求一种完善的个人思想、情操、品德,以示“利他”,是“利他”和“利己”的辩证统。故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习时,倡导“高尚其精神(或口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与同学交谈通信时,多是研讨修身养性,个人品行向上,人类生活向上诸问题。1915年9月27口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把修身养性。寻找真理作为朋友间通信交谈的主题。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最初也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对孔子的“讷言敏行”很赞美,据说后来他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字,就是由此而来。
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对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曾有过毒害,如“圣贤创世”的观点。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得很明白:圣人得“大本大源”以济世,贤人“略得大本大源可安民”。这种圣贤创世观,直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才逐渐得到改造。
青年时期毛泽东对儒家“德政”思想也曾有过批判,而且有些见解比较深刻。他认为“以广义而言,人类无普通之道德,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这不仅有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有不同阶级有不同道德的思想萌芽。当泡尔生谈到康德“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时,毛泽东则在旁批注“吾国先儒之说亦然”。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作了更为猛烈的批判。那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独尊儒学的时候,也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提倡个性解放的时候,毛泽东投入了这场批判,主张人性解放,认为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就没有社会;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社会解放的首要任务,“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儒家的“三纲”,“五常”正是压抑个性的恶魔。他写道,“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因为它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儒家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其自我修养是观念的反思,只要心怀一个“诚”字,就能恢复善性达到“仁”,毛泽东对此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发展自己的精神道德,身心能力,唯一的途径在于实践,天下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那种“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说教,是“不可信也”。
早年毛泽东对儒家“德政”理论的接受和批判,无疑是他后来政治人格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毛泽东多次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仁”是儒家“德政”思想的核心。所谓“德政”即“仁政”、“仁者爱人”。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儒家的“仁”的说教作过多次批判。毛泽东说:“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限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混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沦的混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一针见血,批判得很彻底,很深刻。毛泽东唾弃儒家的“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仁”。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仪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对于反动派或者反动阶级,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是真实的仁政。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观念与政治人格,在解放初期对国民党将领及资产阶级、地主的改造中,得到真实的体现。
在对儒家“德政”思想的接受与批判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受到其多方面的影响,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主要表现是,首先强调要有统一的思想和道德。孔子说:“道不同,不相谋”,信仰不同的人是不能相谋共事的。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文化传统影响。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说过:“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教育全国人民“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强调统一思想,树立共同信仰,是统一行动,争取共同事业胜利的保证。
其次,毛泽东的政治人格重视人生的价值取向,主张并身体力行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儒家“德政”思想很重视人生价值取向。孔子说他自己“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的道就是“仁”与“义”。儒家历来宣传“重义轻利”,“君子谋道不谋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去私心,行公义”等等。儒家这种“义利观”包含着强调精神、道德高于物质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含生取义者也。”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整体利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是儒家“义利观”进步的一面。但儒家“义利观”把道德与利益绝对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严格的等级观念,认为“公”与“义”是君子、贤人、圣人所专有的,是天赋的,而“私”、“利”则是“小人”、“庸人”偏爱的,也是在娘肚子里就固有的。毛泽东重视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首要的就是做人的问题。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重;替法两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后来又写入党的纲领、章程,列为对共产党员的首要要求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党员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埋头苦干,是最值得尊敬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是毛泽东一生政治人格的首要表现。
第三是毛泽东的政治人格注重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政治人格的人生价值取向决定人格标准,诸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知仁勇:二者,天下之道德也”,“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倡导的品德。这些伦理标准,都是通向“仁”的要求。
毛泽东在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在批判继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人格标准和道德规范,并且扩展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其人格规范主要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舍己为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反对派性,反对两面派行为;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同志极端地热忱,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等等。这些伦理标准、道德规范,较之儒家的“知仁勇”、“恭宽信敏惠”等切实具体,操作性强。可以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道德,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把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发展到“至善”地步了。
最后,毛泽东的政治人格突出了个人思想品德修养。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在正其心”,使自己的心正不邪,特别是各级执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儒家不仅指出了自我修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修养要求和修身方法,如“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见贤思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思想品德修养要求、方法。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办事是否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在教师长辈面前是否虚心学习,称为“三省”。孔子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主张“慎独”,在独自幽境无人监视的环境里,也要使自己的行为一丝不苟,重视人的自觉性,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困难环境中有意识地去经受锻炼。在自我修养过程中,要对自己的信仰抱有坚定不移的诚意,“至诚如神”,“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在修养过程中,还须知错能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安此修身养性,自成“圣人”。孔子在总结他修养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经过数十年的修身,自己的本领达到了随心所欲,又不超过规矩的境地。儒家这套自我修养经,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为历代有志之士借鉴,特别是讲求民族气节,自强不息的修身功夫,为历代民族英雄所效法。
毛泽东对这些珍贵遗产,进行了改造创新,形成了颇有民族特色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人格修养方法。毛泽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要改造自己。”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达到了这个思想境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提出的修养方法与儒家的自我修养有原则区别,儒家的自我修养是在观念中运转,净心养性,使其显现先天的善性。“诚者,小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显然儒家主张“出世”、刻苦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是“天将降人任于斯人也”,是“天”的安排,是接受“天”的考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毛泽东提出的政治人格的修养方法,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毛泽东一贯强调青年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为共产党人指出了自我修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