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为孔孟未（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不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民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3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重点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
【评点背景】
毛泽东把韩琦、范仲淹和左宗棠、曾国藩相比，他指出了范、曾二人比另外二人在意识领域里高明得多。也就是其领悟到了“本源”的关键。
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伟人，他的伟大也源于历史。栽花种草，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花草的土地也太重要了！我们说毛泽东的人格伟大、高尚，而产生和培养毛泽东的这块“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毛泽东的人格根植于这块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土地之上，他的人格特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中华民族性格的滋养。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其主导方面是优秀的、美的，它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文化人格精神，去素造自己的优秀的、崇高的民族个体。毛泽东正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中，形成自己优秀而独特的人格精神的。周恩来曾这样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的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儒家是尊奉孔子学说的重要流派，是中国历中上“三教九流”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统治地位的、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以仁为纲，提倡“中庸之道”的伦理哲学观，“仁义”、“忠恕”的道德观和“德治”、“仁政”的政治观。儒家学说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哲学，同时又是经世之学。经世是道德之学的引伸与扩展。儒学从它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有一种“为政”、为“经世济用”的传统。儒家的这种“人世”思想，与佛家、道家的“出世”思想迥然不同。儒家的纲领和实质就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道家主张清心寡欲，见素抱朴，其人生指向为出世，而与“内圣外王”无关。相反，它是儒家所倡导和实践的人生理想。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者，人伦之至也。”荀子对此阐发得更为全面，即谓：“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天下极矣。”“内圣”即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与把握：“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与社会风同道一。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内涵，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哲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力图把整修社会置于封建道德的规范与支配之下，而且这种人生哲学的提倡和实践，使人们穷心于社会教化和人际关系的探讨，形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社会风气，从而抑制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儒家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视，散发着刚健有为，含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历史上，这种人生哲学的倡导和实践，的确锻造了许许多多关心国运民疾的仁人志上，成为一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在离开韶山（1910年）以前，基本上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1902年，父母将毛泽东从外婆家领叫韶山发蒙，先就读于离家很近的南岸私塾，启蒙老师是邹培舂。毛泽东一开始读的就是（三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儒家经典著作。那时，老师的教授方法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老师不作讲解，这样的教学方法自然遭到后人的抨击，也令童年的毛泽东生厌，但由于毛泽东聪明的天资，尤其是他非凡的记忆力，又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书，儒家文化经典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影响到他后来的一生。
离开韶山冲以后，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他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逐渐由朴素景仰转变为积极的思考和探讨。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是他探讨该命题最集中的时期。“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内核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历史观，成为他人格的核心，影响他后来一生的革命活动。
杨昌济先生在毛泽东探讨和内化“内圣外王”这一命题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启迪和诱导作用。杨昌济虽留学西洋，深受西洋哲学、伦理学之侵染，但对中国的儒家学说仍是十分推崇。他在讲授修身课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殷切期望其弟子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为借鉴，研习古之圣贤、豪杰以内圣之学推动外王之业的事迹，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杨昌济的思想和言论，曾激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与热烈的争论。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有“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的记载，同时他还把曾国藩列为办事兼传教之人，抄录其著名的修身“八本”及散见在日记、家书、信札中的名言警句，认真揣摩曾氏集学问和事功于一身的奥秘。蔡和森则把胡林翼不如曾国藩归结为“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由此可以看出，杨昌济先生教书育人的基本倾向是：他所要培植的“大本”，不仅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大家风范。只有如此，方为“尽心”、“究性”之人，也才是最理想的人格。
毛泽东对杨昌济十分敬仰，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则是双重的：既是思想文化的，又是人格的。毛泽东认为“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后来他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思想文化和人格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一样，把“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涉及“内圣”和“外王”的关系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那么，怎样才称得上“内圣”呢？青年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便标志着“内圣”的完成，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也是能否成就“外王”之业的前提和关键。这种功业观的树立，后来一直左右着毛泽东的人生追求。
从是否注重抓“大本大源”人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在他看来，被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和谬巧，而“惟一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感“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虽看重洋枪洋炮，但尤重“攻心”、“隆礼”，可谓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正是从这一视角立论，毛泽东评论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认为，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物相反，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产方面捉襟见肘，是因其不谙本源之道。比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独立，枝叶扶疏之妙。”至于袁世凯、张勋之流，则是“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宠一世之具”，就像“秋潦尢源，浮萍无根”一样，免不了为天下笑的下场。
毛泽东评判上述历史人物，显然是撇开了他们在事业与人格上的是非曲直，而只是在一个较高的事实价值判断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事功成败利钝的人格关键。以历史为借鉴，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在这里，毛泽东把思想和道德革命对于人格的重要性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其因，也无不在于受儒家文化传统之内核——“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
毛泽东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接受并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同时进行着改造和扬弃。传统儒家把洞悉封建伦理视为“内圣”的标准，“三纲五常”的名教观念便是它的核心。它被古圣先贤们赋予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意义。历代封建知识分子则把这一封建伦理本性当作学问之极致和道德修养之圭臬。只不过，儒家的伦理情趣并不局限于主体本身，而是渗透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表现在“内圣”之后，还要“外王”，以前者推动后者，才是其伦理情趣之终结。总言之，把整修社会纳入封建伦理之网中才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毛泽东对此就不是持接受的态度。
毛泽东从接受康梁的影响开始，便逐渐走到了封建主义的对立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后，他又成为陈独秀、李大钊的崇拜者。这样，封建哲学、伦理学便在其心中失去价值。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走向全盘否定儒家传统文化的极端，至少“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模式，在他看来，仍然是值得继承和吸收的，问题只在于其内涵及其实现方式需要改造和扬弃。也就是说，传统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学是使“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走入歧途的根源，只要用新的哲学、伦理学来代替旧的哲学、伦理学的内容，便能使人“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而别生精彩。
毛泽东对封建儒家伦理本体的改造，首先是从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开始的（1918年上半年）。泡尔生的伦理学高扬主体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之个性解放、完善和发展为核心，与中国以尊卑贵贱和人身依附关系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形成鲜明对照。青年毛泽东在读罢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之后，眼界为之大开，在人格道德修养方面，开始力鸺“手观之道德律”和“贵我”精神，反对“客观之道德律”和“无我论”等指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又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极力抬高个人的价值，其宗旨在于批判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纲常，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他反对的只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外围”，而并非摒弃儒家文化传统的内核“内圣外王”，改造和扬弃的只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的途径和方式。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甚至并不讳言“利己主义”。然而，他的“利己主义”并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他把“利已主义”建筑在“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的观点基础之上，并借此以批判纯粹的利他主义和以利他之名利己之实的伪者和恶者。他认为“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青年毛泽东在倡导“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同时，总是力图调和义务与欲望、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他在批判叔本华所谓自然之人唯有利己性，当小我与大我之生不可兼得，则必自保的观点时说：“予亦不谓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己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甚至说：“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毛泽东即使在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时候，也总是紧紧把握住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形式和框架，将其视为一种至善的境界和实现“具足生活”的必由途径。他对“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独特理解和界定，表现了他力图将传统人生理想形式和民主主义文化融合的愿望。他把传统的“修身然后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分解为一种利己和利他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他在接受以个人为本位的新伦理学说时，其思想受到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强烈阻抗，从而使其接受的思想发生“变形”。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具有弱化社会义务意识的作用，而且也是一副使传统的“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发生崩解的腐蚀剂。青年毛泽东对“利己主义”的独特界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青年毛泽东力图将“内圣外王”的人生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结合起来的愿望，尤其体现在他对英国哲学家格林的“自我实现”学说的理解和把握之中。格林将人生的终极目标界定为“最高理想的实现”，即达到自我意识和绝对意识的同一，也就是自我和上帝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