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不赞同格林“自我实现”学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不同意他标举的客观之道德律。真正垂青的是“自我实现”学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昂扬亢奋的进取精神。毛泽东把它接受过来，使他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即做圣贤、豪杰的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渭。”这与他对“自我实现”的解释——“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己。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完全一致，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圣贤豪杰。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自我实现”的理想也带有颇多的儒家人生理想的痕迹。他在提倡个性解放时，总是把它和民质的变换、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总是把以己任的责任感和义务意识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倡导“自我实现”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命题，它是杨昌济先生的“有公益之个人主义”十分接近。这一命题的提出，也与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这一命题既突破了个体生命自然本能满足的狭小圈子，又不等同于言心言性，汲汲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完善的独善其身，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辐射，把对一切社会问题的关注都纳入到自己的精神和义务范围之内。他说：“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既充分表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蹈危履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之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舍身取义、以身殉国、忧国忧民都成为了“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应有之义。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后来体现在他的人格行为上，表现为对革命，为中国的进步坚韧不拔的奋斗和牺牲精神。他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他为刘胡兰的题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可见，在毛泽东那里，“自我实现”，“精神之个人主义”与“内圣外王”的儒家人生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联系和相互贯通的。
毛泽东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还表现在他对传统的“内圣”的方式以及如何把“内圣”之学引向“外王”之业方面有所突破。在求“内圣”上，传统儒学以宁静笃敬和直观顿悟为不二法门，把获致“大本大源”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和灵感生发。在把“内圣”引向“外王”方面，传统儒学将其视作一种自然而简单的外推和扩充，主要方式便是“倡学”，“攻心”。
青年毛泽东认为，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仅在于无“内省之明”，而且还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不仅仅需要主观上的自察自省，而且离不开后天的磨练和积累，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上有向注重理性和实践方面发展的趋向，他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还把“动”、“斗”、“抵抗”等观念引入自己的人生观中，使其人生观带上了辩证和务实的色彩，表现出意欲通过暴烈的方式推行“宇宙真理”的潜在趋势。这或许是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的重要基石。
“动”、“斗”、“抵抗”的奋进精神，构成了毛泽尔人格中颇富特色的部分，这种行为方式的确立使毛泽东早年就能够接受革命的理论，喜“变”厌“平”，“治乱迭乘”，崛起于乱世之中，“问苍茫火地，谁主沉浮？”使他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当然，“动”、“斗”、“抵抗”等并非毛泽东人生观的最高范畴，而是从属于“内圣外王”这一最高层次范畴的，只是形成了毛泽东性格的本质。这种性格行为上的东西使毛泽东在立志做圣贤、豪杰中变得更为积极，更为主动，更富于英雄主义的色彩。正是这种“动”、“斗”、“抵抗”的精神，使他能够经受30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本上的、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多是古典的，保守的；后来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新鲜的，具有冲击性的。如果将两者融合起来，则复杂而博大，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变动不居的时代，正是“孔家店”遭受冲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又一次进行大交流的时代。因此，我们谈到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人格形成的文化背景影响毛泽东人格的时候，只能说它影响到毛泽东人格的某些基本的方面，而不可能是毛泽东人格的全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理解毛泽东人格之所以博大精深、丰富而复杂的深刻原因。这一点还可以从儒家的“德政”思想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影响上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评点解析】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令青年毛泽东佩服并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收拾洪杨一役”，即指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其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不过2万人，战争中也吃了不少败仗。但是，战争的结局，湘军获胜，太平军失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在这一场大战争中显示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他从两方传教上那里听说来的天主教教义，再由他加以中国化而成的“拜上帝教”，这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同时“孔孟诸子之书尽行禁除”。即《诗经》亦须经“天王删定”始能读。曾国藩看准了他的敌人的这一个弱点，就从这里大做文章。
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大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参战。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并仿照戚继光练兵成法，习劳忍苦，层层统属，一扫清朝八旗、绿营旧制陋习，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被曾国藩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了。
“力行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精神的又一鲜明特征。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力行主义者，后世的许多思想家也都表现出重行的倾向。
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在他看来，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应该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决不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正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们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进取精神，所以他们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图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普及天下。在孔子那里，具体表现为“敬事而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乃是主体道路践履和社会实践的统一，即内圣与外王。内圣即指主体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仁义道德的把握外王则指把主体的内在的道德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看来，不论是内部修养，抑或外部事功，都贯穿着“行”的精神。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反对流于空谈。墨子提出：“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荀子则更明确地指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
儒家关于知行关系的见解，也体现了其重行的立场和态度。虽然关于论知行先后，儒家内部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论知行轻重，则无不主张“行重知轻”、“力行为重”。孔子说，“知得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否定纯粹求知之可能。荀子也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朱熹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王夫之也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亡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重行、力行的传统，而且在反对道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梁启超曾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宋明道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其反动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倡导了一种脱离实际，空谈义理的恶劣学风。早期启蒙学者痛斥了道学“空谈性理”的腐朽学风，深刻揭露了其危害和实质。王夫之把道学看作是“人心以蛊，风俗以淫”，乃至民族败亡的祸根，主张对道学“伸斧钺于定论”，进行彻底批判。颜元也反道学唯心主义的空谈病视为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早期启蒙思想家把“经世致用”的精神，贯彻于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产生和形成了“贵创”、“博征”和“致用”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精神。所谓“致用”、即“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时云务者，一切不为”，唯“诚能践其言”，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顾炎武指出：“君了之为学，以明通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和篆刻，亦何益哉？”早期启蒙学者切实关注和解决国计民生实际问题的实学思法和求实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实学思潮尽管出现于明清之际，但它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力行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力行意识”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自我革新的结果。从总体上说，实学思潮是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在当时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刺激下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总结及自我批判与革新的主导思潮，主要表现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如反思宋、明亡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原因等等）、综合明清之际文化新因素的基础上，批判和取缔集空谈于大成的宋明理学的极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清除历代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流弊；恢复并重新阐发秦儒学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和求实精神，立足实用，博采众长，穷源推本，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一以贯之的彻底的新型唯物主义理气、道器、心物、知行统一观，使中国文化中的“力行意识”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超越前代的新水平，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实学思潮在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为求得思想的客观性和行为的实效性而致力于主体精神品德的修养，力图通过这种修养而造成良好的主体风格或主体态式，以构成能够如实反映外号情况的内部的主观条件提出并论证了“践形以尽性”，由行而致知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
实学思潮在湖南具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化氛围，即“湘学士风”。萧延中在其所著《巨人的诞生》一书中写道：“湘学士风的最主要特征是务实，既寓‘道’于‘势’，又以‘势’求‘道’。……这种学术风气或社会价值准则，最早可溯及王夫之……其经世之风，对湘籍学士影响极大。自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至郭嵩焘、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章士钊、刘少奇等等，此种学风经经远远，长延不息。”并认为，“如果说，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湘学尤甚”。湘学士风的形成，与实学思潮有直接关系。实质上是实学余脉，实学遗风。由湘学士风而至毛泽东的务实作风，这里面有一种学术风气的前后传承，有一条思想连贯发展的线索。
很多资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在其思想与人格（世界观、人生观等等）形成的过程中，曾广泛接受实学思潮的影响，饱受湘学士风的熏陶，这种影响和熏陶，对其思想和人格特征的形成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