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习生活，对他的一生来说，具有一种思想上和人格上的奠基意义。这个奠基，联系毛泽东的思想实际和人生实际来看，主要就是奠实学之基。一方面，出身农家、求学若渴的毛泽东，作为湖南的乡土学子，自然摆脱不了为湘人所普遍认同的湘学士风的影响；另一方面，具体说来，当时的湘南一师，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浓厚实学风气的学校。那时，由徐特立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镌写于一师的校门口，成为一师校训的根本和师生的座右铭。而实事求是，正是实学思想的精华与其流芳后代的圭臬（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有清一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鹄。”）徐特立和杨昌济，是该校教师中对学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物。而他们都具儒者气象，都具实学遗风。特别是杨昌济——毛泽东最敬重的师长，是个学贯中两的学者，主治宋明理学，但他并无理学家那种疏漏夸诞的习气，教导学生注重品德的修养与体魂的锻炼，特别倡导讲求实际，躬行实践的作风。他告诫学生说，为学要首重“力行”，认为“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他还效颜习斋主持漳南书院的故事，在一师设立了手工课教室，并亲自督导学生进行实习。这种学以致用，以用证学的态度，无疑是得自实学及湘学士风的影响，而他又把这种影响传给他的学生一一毛泽东。
学校与老师的教导，实学思潮与湘学士风等“力行意识”的熏陶，加之毛泽东是农家（以勤恳务实著称）出身，造就了毛泽东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使得他很易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力行意识”。早年在韶山，毛泽东就在秀才毛麓钟的指导下研读了顾亭林先生的代表作《日知录》。在一师求学时，他又在《讲堂录》里重新抄录了顾亭林弟子潘耒为该书所作的序文，其言大抵以“明体达用”、“救国匡时”为宗旨，以博览群书、考对实事、穷究事理为方法，以持之以恒，强行不倦为作风，来总括亭林先生的学问与人品，谓之“通儒”。联系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和考察活动，可以发现，在毛泽东、顾亭林的作风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堪称隔代师友。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给黄梨洲、王船山以很高的赞誉。王船山本湘学鼻祖，在当时备受湖南知识界的推崇，其时，长沙设有研究船山学术思想的专门机构——船山学社，毛泽东时常前去听讲。这自然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到抗战期间，他在为延安抗大哲学课准备讲稿时，还不忘研究《船山遗书》，从中获得思想启迪。实学思想的另一大家——颜习斋及其学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青年毛泽东曾在他的人生哲学提纲——《体育之研究》一文，极示倾慕地提到顾亭林与颜、李师徒，谓“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他很熟悉颜、李学派的学说与事迹，对此津津乐道，以致于曾使“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李璜“感到毛是一个轻理论而重实践的青年，据毛告诉他，毛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
具体考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实学思潮和湘学士风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是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而接受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和务实精神。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涤生日记，言也要转移士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在知行关系上，杨昌济汲取王夫之和曾国藩的思想，主张：“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杨昌济还极为推重顾炎武：“昔者顾亭林之论学也，谓吾人不当徒言允执其中，而置四海困穷于不顾，旨哉言乎！”他在讲课中称引顾氏思想，并提问：“试举顾亭林之学说。”毛泽东则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之万事万物而学之。”这正是杨昌济称引的炎武精神，顾氏主张求证于事物，“自一身以至于国家皆学之事民”。
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最明显地体现在杨昌济和毛泽东关于学习西学的态度上。经世观念是魏源、曾国藩主张“师夷”、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而在杨昌济这里则发展成结合国情学习西方的观念：“善治病者，必察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青年毛泽东深受老师的影响，在一师时期就曾游历湖南农村深入调查。从一师毕业走向社会后，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在出洋留学热潮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是否该去留学，觉得与其糊糊涂涂去留学，不如先对国情有个具体了解，这样才能到国外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因此，他决定“暂不出国，暂在国内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上稍微尽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子女、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要“切切实实彰明较著地去求解答”。在《问题研究会章程》里，他开列了一百多个调查项目，这虽然也受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论调的影响，但也不能不看到杨昌济经世致用学风、强调研究国情的思想对毛泽东的熏陶。
通过杨昌济，湘学士风的实学氛围的确深深地内化了青年毛泽东文化心理的基本因素，形成了他后来军事、政治、文化等各种创造性活动中的所谓“支援意识”。讲求经世致用、注重研究国情和重行的思想风格，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从《民众的大联合》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反对本本主义》到“两论”与延安整风，从《湘江评论》上的薄物小篇到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论，尽管形成与内容都有差异，但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却前后一揆。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西争论的焦点在于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个问题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之后，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正是毛泽东独具卓识地首先提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追根溯源，这的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是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人格精神的影响。在近代中国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下，湘学士风的经世传统，突出地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当清兵进关，入驻中原之后，王夫之发功衡山起义，败而转徒湘西山区，垦伸瑶洞，“抱刘越有之孤愤”、著述垂四十年。王船山的思想与民族气节深深影响了湖湘士子。当时邓显鹤汇刻《船山遗书》，就在序中说：“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思，有世不犹将闻风兴起，况生同里闻、亲读者书者乎！”在西方列强频频叩关的民族危机下，船山的民族主义者张唤发出湖湘后人的爱国主义激情，魏源，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黄兴、杨笃生等人，都是近代各个阶段上典型的代表人物。“自船山先生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已民族、故感觉最敏。”船山精神激励着湖湘士子走上御侮救国的道路。由经世而爱国，由爱国而于政，由于政而维新、革命。魏源作《海国图志》，即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此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左宗棠以暮年舆榇出关的气概，西征收复新疆。戊戌时期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直接承接船山思想而走上维新改革之路，并为之献出了满腔热血。辛亥志士黄兴、杨笃生等人在船山精神和谭嗣同等人鼓舞下，投身革命。杨笃生把这种爱国激情标举为“独立之根性”，并且认为它在洋务、维新、革命等辚辚相接的各个阶段上一以贯之。在这种“独立之根性”的激励下，爱国志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往无前、蹈厉敢死。潭嗣同如此，杨笃生亦如是。当年与杨笃生一起留学英国的杨昌济谈到杨笃生跳海而死的主要原因时说：他“读英文报纸，见其主张强权、不讲公道，愤甚：尤痛心疾首于日本人之强横。顾见时事日非，政府卖国，而国民无能力排除之也，益愤闷不能自己，而病乃深矣”乃“投利物浦海中”。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毛泽东从小就滋长出爱国热情。早年在韶山读书期间，他借读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书中描绘的“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的危局、令他忧心如焚。进入湘乡高等小学堂，作《言志》、《救国图存篇》，深得老师嘉许，常引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通过杨昌济济，由王船山发端而经谭嗣同发扬光大的“独立之根性”深深地内化为毛泽东心理人格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他也由此认清了“大本大源”之道有可能在自己立业、治世之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因为“大本大源”之道是古圣先贤成功的礼法。
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学社以船山之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本，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对于潭嗣同冲击网罗的气概和为国献身的英勇壮举，杨昌济由衷崇敬，称道不已，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他在向学生解释谭嗣同等人蹈厉敢死的思想原因时说“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从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夫人谁不爱其生，然而甘死者何也！不忍不死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事之诚也，是以小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事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在生死临界点上，维新、革命志士慷慨赴死，为的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谭嗣同的榜样和杨昌济的宣讲，可以想象其对青年毛泽东忧国忱民心灵的震憾。杨昌济并非讲过了事，而且向学生考试提问：“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身为腕”。同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与张昆弟的谈话中，还标举谭嗣同的心力说，并且写出《心之力》，杨昌济高度赞许，给其一百分。
湖湘士子的爱国激情，处处显示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迫其48小时内答复。此时，一师学校激愤，同学刊印《明耻篇》，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7月，日俄再次签订分掠蒙满权益协定，毛泽东马上在一封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西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人中原，况山东已去，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怀着强烈的爱国之情，为了探出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和蔡和森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极力探求真正的“大本大源”，当年曾国藩就因“本源得法”而赢得了“中兴名臣”之誉。范仲淹也因“本源得法”而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豪言壮语。
他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说“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杨先生的“绪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无疑是杨昌济所倡导的湖湘士子的爱国精神。尽管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接受过各种各样思潮的影响，但“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确定无疑的”。正是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怀，导致毛泽东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使他能够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以后漫长的军事、政治活动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取向。施拉姆极为重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特里尔甚至说“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他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
因此，具体考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特别是他在一师期间的思想与实践，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的形成，与实学思潮的湖湘士子学风的影响联系是十分密切的。青年毛泽东的人格思想，概略地说，乃是一种宇宙人生、身心物我一体而论的现实主义思想，而其突出的特征在于求实致用。他把人的身体及精神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看作一种统一的实在力量（实体），并从这种实在力量及其口新小已的运动变化出发，主张通过身心的自我磨炼与修养，以及同时进行的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广泛而具体的实际接触、考察和认识，在不间断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中，推动自然、社会的进步，同时亦促进生命的发达。而青年毛泽东尤其注重人的天赋体能与意志力及其“躬与的”即直接面对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现实”，并以对“现实”的和作为思想及实践的立脚点。他的这种思想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力行意识”特征无疑是息息相通的，而他在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漫游和考察的兴趣，那种“践形”、“尽性”（磨炼、发展身心能力）的追求，那种人格的修养，那种“民胞物与”的意气，以及那种与周围山川人物打成一片的生命力的抒发……都十分形象生动地显示了他的上述思想的神韵。
总之，正如毛泽东所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为孔孟朱（朱熹）陆（陈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他清楚地洞悉占圣先贤的“大本大源”把中国的历史重新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