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死之谓也，进步之谓也”
“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应必须有倔强之气。”
“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不能刚”
——参见毛泽东集《讲堂录》
【评点背景】
中国，这个古老而美丽的赤县神州，孕育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文化熏陶个性，文化养育人格。湖南，这个赤县神州里的荚蓉国，其地域文明，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文明古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近代，湖南文化兴旺发达，涌现出了大批的仁人志士，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魏源、陶澍等，他们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以其至刚至柔，倔强进步的人格，远溯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这块曾国藩生长、功成名就的土地，对他的人格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和熏陶。
所谓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并对整个湖南乃至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追溯近现代湖湘文化的渊源，可以问顾到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该学派是南宋理学传人湖南以后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困、胡宏、张栻等人。据文献记载：建元之乱后，福建崇安人胡，奠闰及其季子胡宏由湖北迁入湖南，避居在衡山一带，著书立说，并创建了碧泉书院，聚徒讲学，从而开创了湖湘学派。后来胡宏的高足四川广汉人张栻把胡氏父子之学传到长沙岳麓，并使岳麓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张栻主讲岳麓书院时，著书宏富，造诣极高，他与朱熹、吕祖廉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其弟子甚众，有许多人后来成为经世济国之材，故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张栻去世后，其湖湘弟子通过书院办学，努力去弘扬湖湘学派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特别是岳麓书院这个自古以来湖南的最高学府，自张栻在此地主讲后，岳麓办学绵延不绝，成为名符其实的“千年学府”。湖湘学派的思想倾向和学术风格也就演化为岳麓书院的文化传统。这对于近代湖湘文化的形成起着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至明末清初，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则大大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从而成为衔接古代和近代湖湘文化的中介和桥梁。进入近代以来，岳麓书院又培养出一大批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著名者如地主阶级经世士变派文化的代表魏源、陶澍：洋务派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化的代表谭嗣同、唐才常、沈荩；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杨昌济等。他们一起构成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群体，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占居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自1911年春到1918年夏，在长沙求学7年。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又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窗好友一道，多次住进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体验书院式的生活。人格形成定型时期的毛泽东长期在这里耳濡目染，不能不受湖南人地域群体人格与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青年毛泽东曾对从岳麓书院出身的湖南著名人物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十分推崇，并曾一度非常佩服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杨昌济则更是十分敬佩，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生活时，很动感情地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这表明，近代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人格、文化传统给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是精神主观律人格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早期是一个唯心论者，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与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湖湘学派创始人及其弟子们的学说中虽然不乏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但他们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比如湖湘学派的“性”具有客观的精神本体的思想。胡宏说：“天命谓之性。”胡宏还在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间徘徊，他认为“气之流行，性为主体性之流行，心为之主。”反映他在心、性二者谁为主体问题上模棱两可。而张栻则把“心”提高到主宰者的地位。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的之主宰也”。为此，他受到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的指责，但却为后来陆九渊和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心学打开了门户。这里，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精神是主体，是第一性的。如果我们说青年毛泽东受湖湘学派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话，那么受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则是直接的。杨昌济曾提出：“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青年毛泽东亦认为，“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由此青年毛泽东得出“自我中心论”，认为“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他又由此得出“自我实现论”，认为“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吾人一生这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这些言论与杨先生的话何其相似！故直到1950年毛泽东回长沙，回忆当时情况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湖南文化所藏的辩证法思想亦给青年毛泽东人生哲学以深刻的影响。例如，胡宏“事成则极，极则变；物盈则倾，倾则革”的观点，张栻“好事上一毫才过，便是私意”的论述，都试图说明事物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发展变化，有时甚至向对立面转化的。王夫之则不仅阐明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认为“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足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门之日月也”。而且还进一步从事物内部矛盾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指出“一气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于此。”由于杨昌济先生讲课时经常间取“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说”，因而青年毛泽东对上述思想特别是王船山的辩证法思想是非常了解并予完全赞同的。青年毛泽东曾多次阐述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思想。认为“天下事物，万变不穷”。“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他还指出事物的这种运动变化是一个发展更新过程：“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并且认为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相互转化：“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青年毛泽东还开始从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中去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因。
在人生思想的道路上，毛泽东与青年马克思所走过的路程颇为相似：青年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他后来抛弃了黑格尔学说中的糟粕——唯心主义，而保留了其中合理的内核——辩证方法，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青年毛泽东则从师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他对湖南先哲、先贤，尤其曾国藩的性格形成更持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曾国藩的性格是很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是湖湘文化的典型。同时，湖湘文化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亦是相当深的，以至在他后来的言论中人们有时还可隐约窥见到他过分强调“精神”的力量和过分“自信”的痕迹，这种痕迹在他晚年更为明显。李锐同志曾指出：青年时代，“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也是一种返祖现象一。这种分析是很有见解的。
二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影响。湖湘文化中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即知识分子大都注重民族气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早在南宋时，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等人的“抗金御悔”的政治态度就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影响下，其湖湘弟子们也积极参加了抗金斗争。据载：“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由于宋、元、明、清以至中国近代，都存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问题，所以湖湘学派的爱国主义思想得以代代相传。王夫之在明末清初曾“绝迹人间，席棘馆荼”四十余年，著书达百种，共七百万言。日本学者认为王夫之书中的话都“带着热，吐着火”，所流露的“对民族的情爱具有感动后辈中国人，鼓励并召唤他们去行动的力量”。进入近代，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认识到“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毅然出洋留学，学成归国后，他热忱于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候其发生。”杨昌济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张栻、王夫之、魏源等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给其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以深刻的影响。如毛泽东在1916年曾写信给萧子升，根据《（日俄协约》对中国产生的严重影响，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的深切忧虑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
积极主张社会变革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胡安国就曾钍对北宋末年的政治黑暗、奸佞弄权的弊端向朝廷倡言改革，认为。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张栻则更多次向孝宗进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后来的王夫之和魏源亦都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言者，魏源提出“履不必同，其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青年毛泽东受其影响，主张社会变革的思想亦相当明显。比如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传统是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现在”的地位。因此他特别强调改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吾尝虑中国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并认为“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可见，主张社会变革在青年毛泽东的政治追求中居有重要地位。
“民为邦本”的重要思想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宋王朝推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共有余”的政策，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据此，湖湘学派创始人提出“民为邦本”的重民主张。胡宏指出“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张栻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吾民之心。”同样，王夫之总结明亡的教训也提出“民之神听明威，皆无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由是，无即在是，而吉凶应之”。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统治者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
青年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中的这种“民本”思想。他认为“人心即天命，故口无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则不成者，未之有也”。青年毛泽东已察觉到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他这种民心向背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即源于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后帝”一直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至现在不少国内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典型的“民族英雄”。同时，我们还看到，强调“造反有理”，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强调“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以及“破旧立新”等革命思想，一直是后来毛泽东政治人格追求的主线。这些思想甚至在他的晚年发展到极端，以至不适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从而酿成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悲剧。此外，群众观念也一直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曾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有这些，我们不能说与他早年受到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社会变革”以及“民本”等思想的影响无关系。
三是湖湘文化学术思想对毛泽东治学态度的影响。湖湘文化中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一个是崇尚实学、不喜空谈的学风。胡宏最讨厌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张栻在认识论上反对朱程“能知必能行”的绝对化观念，强调“知行互发”（即知行并重），因而他主张“儒者之政，一一务实”。张栻的弟子们受其影响，“多留心经济之学”。至明末清初，王夫之把湖湘学派的认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先行知后”的著名论数。进入近代，魏源对此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夫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不仅阐明了行对于知的决定意义而且明确提出了调查访问对于知识分子产生正确认识的重要作用。杨昌济对此完全赞同。他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因力行尤要。”通过杨昌济，湖湘文化中这种务实学风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知行观上，他特别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其二，在学习方法上，强调从实践中学习，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因此，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特别重视调查访问。其三，在学习目的上，强调为现实服务，认为“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