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取众家之长，不偏一说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完美，而毛泽东则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博采众长的重要性，有过曾国藩而无不及。我们知道，南宋时期理学派别繁多，其中重要的有朱熹以“理”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陆九渊以“心”为主体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和陈亮、陈傅良、叶适的事功学派等。而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对各派的观点均有所扬弃，采取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态度，打破了门户之见。并且湖湘学派这种不偏一说的学术思想通过岳麓书院保持和流传了下来。纵观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岳麓书院的大门始终向着各个学派开放。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到明末清初，岳麓书院终于培养出王夫之这样一位我国古代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进入近代，杨昌济受岳麓书院学术思想的熏陶，继承了湖湘文化中这种学术上比较开明的传统，明确宣称“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字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见识。此则余对于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同时，杨昌济还以子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约翰·穆勒的“言论自由，真理乃出”的话宣传学术自由的观点。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遍览古今中外优秀典籍，精研流行于时的各种社会思潮。诚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青年时代，“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正是这种不偏一说，兼取众家之长的学风，为青年毛泽东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纵观毛泽东后来壮丽的革命生涯，他在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与曾国藩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一是重视调查研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调查报告，就是在深入细致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二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写出了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的不朽杰作《实践论》。由此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反复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领导原则；对学术界，他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这些特点的形成，我们亦不能说与他早年受到湖湘文化中“务实”和“不偏一说”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没有一点联系。
毛泽东在了解评价曾国藩的同时特别注意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集我国古代文化大成的文化，这在王夫之、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青年毛泽东就是在这些代表人物的影响下，从湖湘文化入门，几乎涉及了我国古代所有重要学派的文化和思想。而这些文化和思想又给日后毛泽东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使毛泽东思想与人格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四是湖南人性格对毛泽东人格个性的影响。湖湘文化根植于湖南这块土地上，具有浓郁的湖南地方气息、文化风格和特色。这种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随着近代人文地理环境的演变被强化而充分显露出来。
在性情和气质方面，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淳朴敦厚的民性、强悍刚烈的民风上。
民性淳朴、敦厚，崇尚“经世致用”，重务实有用之学，是湖南人的重要性格特点。细检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各地府县志之风俗，几乎都可见到“民性质朴”或“人多淳朴”一类的记载。如《太平寰字记》：“矜重名教，郭尚典型”；嘉庆《善化县志·风俗》：“楚民质朴，谨守先正，绝去浮靡”；光绪《湖南通志·永顺府》：“风尚纯朴，耕凿外，不事商贾”。湖南人这种诚实厚道的性格，到近代则充分反映在湖湘士人的思想学风上，即“践履笃实”，强调“经世致用”之实学，始终注视社会现实问题。19世纪中叶，湖南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便逐渐赋予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实学以新的内涵，向西方学习强国之科学技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图富国强兵，御列强于国门之外。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为了加强海防，改变“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马而我骑驴”的被动挨打局面，他建议并修筑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企业——福州船政局，并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
民风强悍、刚烈，勇于任事，具有不甘沦落，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是湖南人的又一性格特点。光绪《湖南通志》称“民悍劲而不能为欺诈”，“要以劲直任气，好文尚义”。因此，曾国藩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功所萃，盖四塞之国。而民性多流于倔强。”章士钊在《刘霖先生七十寿序》中也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章士钊对此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好持理之所信，而行其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栗戡时在《湖南反正追记》中对湖南人的特性，叙述得更为贴切。他说：“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使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犟”，“老子不信邪”。也就是说，从来只认理不认人，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哪怕是碰着了天王老了、皇亲国戚，或者是刀砍斧劈、五马分尸，总是一往直前。正如毛泽东说的：“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因此，后世人们以“石头”、骡子”、“辣椒”称湖南人。
石头，是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象征着坚硬。“中国人时石头的爱好，根本的观念是：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他们是默然的，不可移动的。而且像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毛泽东乳名为“石三伢子”，“石”概括了他性格中刚毅、坚强的一面，“伢子”是湖南方言，意味着他拥有小孩子的角色。在1923年国共合作时，他又用过石山的化名，这象征着他坚强的革命意志。于是他一生交织着“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色彩。可见毛泽东受湖南人性格的影响之深。
骡子，俗称“马骡”，是公驴和母马所生的动物杂种。多作挽、驮用。湖南不产骡子，之所以“骡子”称湖南人，主要是骡子有吃苦耐劳、任重致远的美德。湖南人亦有这种美德，并像骡子一样倔强。张治中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对这个被称为“中国普鲁士”的省区，深从历史上爱慕。他回视革命先辈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的遗风余韵，说“湖南民气向来很好，民性民情也很勤朴、很诚笃、很勇敢”。他崇尚湖南人讲骨格，敢担当，说真话，做实事的精神。因此寄民族复兴希望于湖南。张治中说“在这一个地方，无论讲人力，讲资源，讲民风，都是最有可为，最能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所在。”
辣椒，是一种食品。湖南人喜欢吃辣椒，这于湖南的气候有关。辣椒可以开胃，促进食欲，新鲜辣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怯湿治病。因此，这种辛辣的食物象征着食者的那种生龙活虎、坚强有力的性格。朱德曾对陈明仁说：“你们湖南人也是爱吃辣椒的。常听到湖南老乡说‘不辣不革命’，把辣子和革命联系起来了。”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就吃极其辛辣的尖辣椒。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性格的象征。有一次，他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发现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上述以“石头”、“骡子”、“辣椒”称湖南人，虽然是一种风趣的比喻，但却反映了湖南人的性格特征。
从渊源上探究，昔日屈原放逐湖南时，作《九歌》，有《国殇》、《体魂》两章。《国殇》之词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侵。《体魄》之词日：“春兰兮秋菊，长天绝兮终古。”这种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可以说是湖南人性格的基因。历史上最早记载湖南人性格的典籍是《史记》和《隋书》。《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楚“俗剽轻，晚发怒。”“衡山、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剽轻者，剽悍轻捷也。剽悍。意谓迅速、强劲、勇猛。《隋书·地理志》亦云“其人率多劲悍决烈。”在湖南地方志中，有关湖南人性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降庆《岳州府志》卷七：“人性悍直，士尚义好文，有屈原遗风”；万历《慈利县忠》卷六：“赋性悍直”。乾隆《长沙县志》卷十四：“劲直任气，好文尚义”；道光《永州府志》卷五：“俗刚武而好竞”：同治《茶陵州志》卷六：“其性侠烈而劲直”；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十：“宝庆府地接溪洞，好勇尚俭”；“郴州其民宜淳忠朴，颛蒙悍劲”；民国《醴陵县志》卷四：“颇尚气、轻生、喜斗、好讼”等等。这些关于湖南人性格“强悍”的评浯，在湖南各府、州、县志的《风俗志》中，亦有类似记载。可见“强悍”是湖南人一贯的主要性格特征。
随着时代的进步，湖南人的性格到了近代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主要特征仍然保留了下来。中国第一个留美学者容闳认为“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梁启超也认为“湖南人之长在强而悍”。陈宝箴说：“自咸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之勇，上气之盛，实甲于天下。”宋教仁亦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林浯堂认为“湖南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上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沈从文说“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毛泽东也说过“湖南确有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都是。”凡是到过湖南的人都说：“湖南人身体健壮。个性刚强，而且刻苦耐劳，他们尚武好斗。”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到湖南，后来在其《见闻录》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同时亦气量偏狭，……民风剽悍殆即以此”。“惟其性狭，故能有坚强之反抗力，决不逆来顺受：惟其讲求气节，故不能靦颜事仇，而视死如归。‘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风气刚强，自古已然，此种精神，如能持久，光荣的将来，非湖南人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