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原文】
在体格锻炼方面，毛泽东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1917年4月，他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弟2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到，体育运动一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说明毛泽东对曾氏的把握很细致和全面。
【评点背景】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步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这也是毛泽东效法他的原因。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互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部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人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看得非常重要。他在日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部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在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1842年冬天，他就连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回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见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应改？”等语，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从他所作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人不是圣贤，都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贷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性格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教，才能逐渐改正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属其中的一个，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救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对于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毛泽东也多有借鉴，他有“不谈过高之理，不行驾空之事”的道理。
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古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他人？谁没有伤害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必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日：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俗语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潭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势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甚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在处世交往中，有许多禁忌，如果轻易冒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坏结果。曾国藩积一生处世之大法，有许多足以警示后人的地方，他的四个禁忌也发人深省。
第一是勿夸夸其谈。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好夸夸其谈、有很强表现欲的人。
有一天，曾国藩到好友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箧，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古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于是也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让我们记住《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言（法、道理、合理）勿语。”
第二是勿好为人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意犹在耳。
翻开《曾国藩全集》洋洋一千五百万言，该有多少箴言和警语，说不完的经验教训，道不尽的沧海桑田，曾国藩似乎把他的全部知识、智慧和才气记载了下来，其中不乏真知处，深刻处，警醒处，但也多有教训处。有对子侄的，兄弟的、部属的、同僚的，甚至也有对皇上的。曾国藩在1860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恭读朱（皇上御笔）批，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年）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幸亏皇上疾病缠身，又内外交困，不然的话，重则大祸临头，轻则冷遇荒野。曾国藩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恐怕决非仅有的冒犯，从他自身的处世方式来看，受到皇上警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曾国藩对子侄，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得少，教训得多；对同僚，商讨得多，但教训也多。在家里，他是门面，一言九鼎；在军营，他是统帅，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昭示一方。可谓四处优越，八方权威。加之他性情耿介，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更凭添倔强之气。于是几乎养成了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至于他“师心”上奏，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勿轻言人短。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换句话说，凡事后议人过失，或者背后议人过失，都是涉世未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