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曾国藩家书，估计是在1913年至1915之间，因为在此期间于湖南一师主讲哲学的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的推崇深深地影响了他。这在当时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家书》、《曾文正日记》等书中的材料，如《讲堂录》中提到“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以及曾氏著名的修身“八本”等等。
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弟曾国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需全部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于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其老而百无一成。”毛泽东读了这些话后，以为是金玉良言，他用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表达其今后治学与专心致志，而不再兼营并骛的愿望。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说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以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含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调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曾国藩治学首推“择书”说。在曾国藩家书中曾分析对中国典籍浩如烟海的现实，主张以阅读根本之书为主，然后旁及其他，从而取得既约旦博的效果。毛泽东颇受其启发，并进而对曾氏的《经史百家杂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顾吾人之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包括四部精要。”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认为《杂钞》比《类纂》高明，这是极有见地的。他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在这一基础上，他把曾氏的这一读书方法称之为“中心统辖法”或“演绎法”。曾氏治学特别讲究“恒”，字，指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恒为本”，这一治学方法也为青年毛泽东所接受。在1917年毛泽东为萧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写的序言中就比较集中的体现出来“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必也有恒乎！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而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尤其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说的：“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这句话，更是曾氏家书中“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然有益”的翻版。
伦理思想在曾国藩家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从整体上看，其伦理思想是反动的，守旧的。但是，由于曾国藩善于把伦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其中又包含了某些积极的因素和成份。他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养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如磨砺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青年毛泽东颇为赞赏曾氏反省内求，口新又新的自我修养方法。《讲堂录》即有“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死不谓也，进步之谓也”的记载。“刚”是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主必须有倔强之气。”因此，十分重视磨砺自己的意志，这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训练颇有相似之处，《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明显地带有受曾氏影响的痕迹。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家书中那些广博渊厚的知识，通达圆润的文笔以及至多的至理箴言是如何吸引和启迪毛泽东的。以至曾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曾以鲁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所写的家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曾氏家书的翻版，话虽有些刺耳，但确有几分道理存在。如在文风上，均以平实通畅为主要特征。在内容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劝戒方面尤为显著。
由于年轻的毛泽东对《曾文正公家书》印象深刻，因此后来在延安时，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就是到了晚年，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桐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的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种，共不过10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10余书，员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列）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学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3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读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櫆、姚鼐3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推崇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擅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事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漕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意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列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他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于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认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文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集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至千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的体现出他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记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四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字止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熟极之侯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侯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颁》、《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被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测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讲堂录》是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这是马日事变后，他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的。系191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四师读书的笔记，主要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本，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讲堂录》中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韩文的笔记。
从《讲堂录》我们可以看到杨昌济教学和曾国藩著述对毛泽东的影响，领略毛泽东听课、读书的心感，以窥毛泽东读书为学的功夫。
《讲堂录》直接记“修身”课的笔记从11月1日至12月13日有六次。显然这是听杨昌济六次“修身”课的笔记，既包括老师而所讲的要点，也包括他自己听后的心得。
杨昌济的“修身”课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教学内容上又常常讲自己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述。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彰叫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的影响。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