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人性论出发，阿奎那认为，教育作用一方面是发展人的物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真正的人性。他要求使人的自我保护、维持生命和健康、成长和繁殖后代等自然属性，都得到正常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是健全人性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为此，他主张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应当顺应自然的要求，注意学生的身体健康，使他们不致因学习的过度劳累而影响身体的发展。在这方面，阿奎那显然不同于奥古斯丁，他非但不提倡禁欲主义，反而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认为这些欲望的合理满足是合乎自然要求的，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因此，虽然同为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的思想显然较奥古斯丁的见解更为人道、进步。
但是，阿奎那毕竟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的思想的进步性是极为有限的。根据他的思想，教育作用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即物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人的精神性，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得到充分的实现。这即是说，通过教育和教学活动，应着重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使人性不断地趋向于人类所特有的理性，使人克服无知与愚昧，从而达到真理。在这方面，阿奎那明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而从西方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过阿奎那的进一步阐述，事实上正式形成了以古典实在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基础。这种教育思想虽然不同于近代的以唯理论哲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教育理论，但在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由于这个原因，阿奎那的上述思想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阿奎那的思想来看，无论他在教育作用的问题上强调哪一方面，他始终强调的是通过教育作用的实现，以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
与其他基督教神学家一样，阿奎那所主张的教育目的，也是直接指向上帝的。他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培养人性，进而在人心中培养对上帝的虔诚、敬畏和信仰，使人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从而自觉地扞卫基督教教义，维护基督教会的统治。
阿奎那进一步认为，基督教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着人的现世生活，而是为了来世。他指出，现世生活虽然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只存在于天国。
只有在上帝的国度中，人才能最终获得拯救，得到永世的幸福。这不仅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把人从虚幻的现世生活中引导到永恒的来世生活，从而真正皈依上帝，实现神性。
阿奎那不仅提出了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具体分析了达到教育目的的途径和方法。在所有各种途径和方法中，他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并具体提出了关于教学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与其一生中长期的教学实践有一定的联系。
他认为，教学工作最重要的基础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有着潜在的学习能力。教学的作用就在于使这种潜在性变成现实性，成为学生实际的学习能力，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心智活动状况，和学生的个人经验以及接受知识的能力，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想，极力避免向学生盲目地灌输知识。与此同时，教师应当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以便因材施教，促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避免单纯的灌输、说教。阿奎那尤其主张，在教学实践中，应当运用语言、符号、文字、图形、实物等手段，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的效果。
另一方面，阿奎那还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在教学中，学生不应当被动地接受教材和学习的知识，而应当主动地学习，积极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所学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智力得到发展。这也就是说，人应当靠自己接受教育，而不是由他人来教育。
阿奎那还具体论述了学生的学习方法。他把学习方法划分为两类：一是发现，即依靠理性，去认识学生本人未知的领域；二是在教学中进行学习，即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激发自己的理性思维，从而获得知识。他认为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重要的，并且应当交替运用。
在教学方面，阿奎那显然更为强调理性的发展，他把发展学习的理智能力作为教学的目的，而把获得知识作为实现目的的基本手段。
与此相联系，阿奎那强调学校教学以哲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等理论科目为重，他尤其重视神学的教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神学来源于上帝的启示，它所探讨的是超越人类理性、优美至上的领域，因而，神学比一切学科都更高贵，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教学最主要的科目。
阿奎那尤为重视学校的教材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编写了大量的大学教科书。《神学大全》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阿奎那还简要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虽然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为善的自然习性，但这种习性并不“自然”地使人做善事、成善人。为善的自然倾向只有当受到后天的训练、教育后，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善良。因而，在个人道德的发展中，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良好品行和情操的、善良的人。
在个人所应具备的各项道德品质中，阿奎那认为，服从上帝、尊敬父母、为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应当努力发展这些品质，使人成为上帝虔诚的信徒和国家的良好公民。
如同《神学大全》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它在西方教育的历史进程中，也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前，基督教会一直排斥亚里士多德学说，而奉柏拉图思想为权威。因此，中世纪西欧学校(尤其是大学)通常把柏拉图的一些着作列为教学内容。阿奎那一生致力于研究亚里士多德学说，并努力用亚里士多德学说论证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神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阿奎那学说以后成为天主教廷的官方学说，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物理学逐渐被教会接受，并逐渐取代了柏拉图学说原有的地位，成了新的权威。由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中世纪后期西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这对于西欧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由于阿奎那“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使亚里斯多德的着作成为中世纪西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因而，使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所蕴藏的理性精神得到发扬。虽然阿奎那始终把理性与信仰相调和，并仍然使理性服从于信仰，但在长期排斥理性的中世纪，承认理性的存在与合理性，并把理性的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职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对于中世纪后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十四世纪后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阿奎那哲学和神学中的论证方法(即通常所说的经院哲学方法)，在他生前，就已经在阿奎那本人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运用。在他逝世后，更广泛地成为西欧大学的教学方法。阿奎那的论证方法虽然具有繁琐等种种弊端，但它对训练理论思维、思想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在客观上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这种方法在大学中的广泛运用，不仅促进了大学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推动了中世纪大学的发展。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但丁、蒙田、拉伯雷、马丁·路德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是与这种严格训练的教学方法分不开的。
阿奎那教育思想的影响不仅在中世纪后期是重要的，在现代西方教育发展中，仍然不容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界，出现了以复兴托马斯·阿奎那学说为宗旨的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思潮，这种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教育思想流派，对现代西方教育的演进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神学大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阿奎那如何强调理性和理性的训练，最终都是以信仰为基本目的的。因此，他所强调的理性仍然没有摆脱神学的束缚，并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理性。
所以，他所强调的理智训练与近现代教育学所理解的含义，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另外，他片面强调了理性的作用，把理智训练同感官训练、知识传授割裂开来，因而，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理智训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