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有不同，“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
3.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是古典主义的课程，学生应读《旧约》和《新约》、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等等。伊拉斯谟认为这些书籍都是纯洁的，而且多与政务相联，是培养一个国王的必读之书。
读书的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使他变得更好些”，一个人知道并憎恨政治野心、易怒和情欲等等的弊害，读书可使你找到克服这些弊害的方法。“没有什么比从书中能获得更正直和更有益的东西了”。
为了管理好国家，王子还要学习地理和历史。“王子要热心学习国家的各区和城的位置，它们的起源、自然环境、组织情况、风俗习惯、法律、编年史和特权”，这是明智地管理国家的基础，因为“没有人能治愈其身，除非精通它。没有人能种好一块地，除非精通它”。
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应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拉丁语教学在其课程论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语言去挖掘古典文化的宝藏。伊拉斯谟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他想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希腊、罗马式的共同文化，他把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楷模，认为有关生活中主要方面的一切基本知识，无论是法律方面的、医学方面的，还是科学方面的，均能在拉丁着作中找到。一言以蔽之，文以载道，学文重要，学道更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学古人之道以改造现在的社会。
在《关于正确教学的方法》中，伊拉斯谟指出：“我特别重视教学的正确方法(包括教材的选择和传授方法)，因此，我保证用此法使智力一般的学生也达到相当不错的学术成就。具有这种用正确的方法打下基础的孩子，便可信心百倍地希望在高一级的学业上取得成功。”他反对在教育和教学中虐待儿童的现象，主张废除体罚，认为教师应懂得儿童的天性以及教育过程内在的规律。
教师应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教师应了解学生“比较倾向于急躁还是傲慢，倾向于希望成名还是渴求名声，倾向于放荡还是赌博、贪婪，倾向于抵抗还是战争，倾向于鲁莽还是残暴”等等。
教师应因材施教。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教师应针对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应采用任何“适合王子的年龄，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方法”。伊拉斯谟认为“教师的任务总是相同的，但是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采用一个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采用另一个方法。当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
教师应长善救失。“当他已经发现王子的弱点时，他应该用优良的理论和适当的教导教化他，设法把一个尚易于接受引导的人引向更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发现王子的天性倾向于生活中的好事，或者无论如何只倾向于那些容易转变为美德的坏事，例如功名心和挥霍浪费，教师则应该更加努力，帮助王子天性的长处得以发扬”。
4.教师论
择师非常重要，应“仔细地选择未来王子的导师”，因为“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一个好王子的一切都功归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王子的那个人。”教师责任重大，“他正在履行一件绝不轻松的职责”，“你是成为一个在你国家行善的力量，还是将使国家遭到灾难和瘟疫，完全取决于你”。
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伊拉斯谟认为“一个国王应该从他全体居民中选拔教师担任这个责任--甚至从各方面招募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年长，使他们受到深深的尊敬；生活纯洁，使他们享有威信，爱交际和态度温柔，使他们得到爱和友谊”。好的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教育技巧，“他能责备人而不使其感到奚落，会赞扬人而不流于谄媚，由于他纯洁的生活而受人尊敬，由于他使人愉快的态度而受人敬爱”。
教师仅具有知识和美德还不是以胜任教学工作，他还必须了解自己教育对象的心理年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才能收到成效。
伊拉斯谟的教育观是北欧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共性--崇尚古典文化，要求改革教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也具有北欧文艺复兴的特性--更多地强调虔诚和德行，重视实际生活。但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教育观也并不完全适合于那个时代的需要。这在他的课程论和教育目的方面有明显的体现。他给学校推荐的古典课程适合于学者和朝臣，但不适合那些从事一般社会劳动的人，尤其不适合于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这说明伊拉斯谟在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论上有脱离大众的缺陷，他所要培养的仅是少数上层人物，他的教育对象的范围非常狭隘，他的教育措施也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伊拉斯谟所关心的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而忽视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只重视人文学科的掌握。
伊拉斯谟所处的时代，民族国家渐趋形成，民族主义精神日占上风，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要求诸国均使用古典拉丁语以形成共同文化。因此，他不重视本族语的作用，本族语教学在他那儿不占什么地位。他没有看到，拉丁文无论如何也绝不可能象在它的本土意大利那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人民的生活和教育中，占据同样的位置。
尽管伊拉斯谟强调古典课程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但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中世纪后期的几百年里，大学和一般学校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抽象的推理上，有时甚至毫无掩饰地表示它们对现实世界的轻视，以致常把现实世界仅仅视为逻辑学家搞智力训练所用的物质材料。文艺复兴所要做的恰是对这种片面理解的纠正。经院哲学所论证的各个老问题已经反复而热烈地讨论了几世纪之久，却仍然毫无进展。这时，对这一方面感到无穷厌恶的人们不得不逃出文法学校和逻辑学者所统治的学校，逃出机械论者和形而上学者永无休止的争吵漩涡，前去探讨真实的世界，特别是那伟大而完美的古代文化世界。经院哲学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尽管“磨粉机隆隆地响个不停，但已经磨不出面粉了”。伊拉斯谟对当时知识界和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提倡古典文化，其用意在于通过学古人之言进而明古人之“道”，从而达到改造现存腐朽社会的目的。伊拉斯谟在强调古典课程的背后隐藏着革新社会的企图。
伊拉斯谟把革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层部分人身上，他的教育规划明显地脱离大众。这是其重要缺陷，但我们应看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缺陷。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上层阶级，世俗君主和宗教领导者的宫廷，在当时都成了着名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场所，“所以由此而勃发的新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贵族的文雅色彩以及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伊拉斯谟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着，为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位“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狂热行动。”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二百年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伏尔泰，其着述广为流传，推动着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巨轮。他的教育理论有得有失，他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优劣互见。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