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和平的艺术
古代作家把国家政府的全部理论分为两个部分：战争与和平。
首先，最重要的目的是教育王子在和平时期要明智地管理。在这期间，他要非常努力地学习战争科学以防未来的任何需要。在这件事上，王子最好先了解他的王国，这些知识是从学习地理和历史以及通过经常访问各省、城中获得的。王子要热心学习国家的各区和城的位置，它们的起源、自然环境、组织情况，风俗习惯、法律、编年史和特权。没有人能治愈其身，除非精通它。没有人能种好一块地，除非懂得它。暴君对事也很小心，但只是停留在认识上，而不是在行动中，而一个好王子却不是这样。医生研究人身各种组织的机能，因此他能熟练地治疗疾病。否则，就会出现治疗上的事故。同样，王子必须热爱持统治的领土，正如农民热爱其祖先留下的土地，也如一个善良的人对其家庭有浓厚的感情。他要把他的浓厚兴趣传给他的后代，并且希望后代胜于自己。假如他有孩子们，他就要热爱他们，除此以外，他应该献身于国家，他应该永远保持对人民的爱。他要把他的王国看作一个大集体，他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同时要记住，对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安全和美好的信仰委托给他的人们，应该给以体谅和报偿。他要在头脑中经常留存那些把人民的幸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统治者的范例。因为一个王子对国家和人民使用暴力，没有不伤害他自己的。
第二，王子要看到，他对人民好，人民也会对他好，以示报答。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人民的权威并没有减弱。有些愚人为了努力赢得人们对他的好感，不惜起誓和用富有魅力的腔调，但是没有比具有好的品德更有魅力和更有效的了，没有比一个真正的不朽的美德更可爱的了。因此，它使人真实地和永恒地美好。很好的公式是：让他爱人民，人民也爱他。为此，他要接触人民，象上帝的美德和善行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爱那样。
有人用慷慨大方、盛宴招待，十足的放纵等等来赢得群众的心，这也是错误的。说实在的，用这些方法代替慈爱以博得大众的宠爱，不是真实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同时，平民的贪婪将日益发展，以至发展到无止境。于是除非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否则就会出现起义。用这种方法，你的人民并没获益，反而堕落了。为此，一个王子如果习惯于用这种方法未来赢得人心，那就好比一个愚蠢的丈夫用讨好、赠物、献殷勤等欺骗的方法来对待其妻子，用以代替以他的个性和美好的言行来赢得她们的爱，终究，弄成他们并不相爱。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奢侈的妻子，代替了节约的、有好习惯的伴侣；他找到了一个傲慢的和倔强的妻子，代替了一个忠顺的配偶；他还找到了一个吵架的和难对付的妻子。或者，一个不幸的女人，为了渴望唤起她丈夫心中的爱，就使用麻醉剂，结果把一个正常的爱人变成了疯子。
妻子首先要学习爱她丈夫的方式方法，要使他感到他是值得她爱的。那么对人民，让他们逐渐习惯于美好的事物，让王子成为这些美好事务的源泉。他们的爱起始于理智，因此也是长久的。
首先，王子要得到人民的爱，他就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值得让人民爱的。他要做一些好事来赢得人民的心。这样良善的人们才会高度地尊敬他，他才会被众人所尊敬的人们承认。这些人应该作他的亲密朋友，他们是他的顾问，他要授予他们荣誉，接受他们的全部劝告和影响。用这种方法，人们才能接受王子的美好的主张。他是一切友好情感的根源。我知这一些王子，他们并不真坏，他们遭到人们的怨恨，原因是他们给那些被公众谴责的人们以很大的特权。人们常用王子重用的人的品德来鉴别王子的品德。
至于我，我愿意看到王子从生下来就在被指定管教他的人们中成长。因为，友谊在自然状态下会产生和发展。当普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或坏的品质时，常常避开或憎恨好的品质，而对熟悉的坏品质却常常喜爱。在此时，王子要对人民更加仁慈，更加尊敬他们。这样，人们心理就感到温暖，并愿意承认王子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告诉我们有两个因素起着推翻帝国的作用，它们是仇恨和蔑视。友好与仇恨对立；尊重权威与蔑视权威对立。所以王子的责任是研究最好的方式方法，用以赢得友好和权威，避免仇恨与蔑视。仇恨是由险恶的脾气、施用暴力、侮辱性的语言、拙劣的性格、卑鄙以及贪婪引起的，它比痛苦更容易激起反抗。
所以，一个好王子必须十分小心防止任何失掉人民感情的言行。请相信我，谁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爱，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扞卫者。在另方面，平民的感情是以远离暴政的那些品德赢得的。它们是仁慈、和蔼、公平和友好的。礼貌等等。友好是职责的激励物，特别是当人们对国家服务得好时，王子就要奖励他们。仁慈鼓舞那些知道自己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使其更加努力。宽恕给那些渴望用善良的行为补偿早年生活上缺点的人们以希望，并使他们有关于人类天性善良的信心。礼貌在任何地方都产生爱--至少减轻仇恨。这些品质对一个主子来说是最能博得群众欢迎的。
蔑视很象是来自对尘世欲望的嗜好，过度的吃和喝，以及白痴和小丑--换句话说，就是愚蠢和懒惰。权威是由下列特性获得的：首先是智慧，接下来是诚实、自我控制、认真和警惕，假如一个王子要在人民中有权威，他就要有这些品质。一个人认为王子伟大是因为他是被金子或宝石装饰起来的吗？财富在于王子可以要多少有多少，然而，除了不幸的人民供给他大量的财物供他奢侈外，他还有什么可以显示的呢？那么最后他在人民中间播种的不是所有罪恶的种子又是什么呢？让一个好王子形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从他的生活中，其他人(贵族和普通人)可以找到节约和自我克制的典范。王子应该这样表现：在家，深居不外出；在政府，除了为民众利益外出联系工作，不外出乱走，因为这是不体面的。王子的真正特性表现在讲话上而不是表现在衣着上。王子讲的每个字，很快地就会散布到广泛的民众中去。为此，他要练习十分小心地讲话。他的讲话应具有真正的价值的，并能证明他是一个好王子。
关于这个问题，不要忽略亚里士多德的劝告。他说，一个生子要避免遭到人民的仇恨，就要培育他们对他的感情，就不要授权给别人，使其去做坏事，要保持他的所为能赢得人民的赞扬和爱戴。
王子不受欢迎的原因，很大部分是来自那些执行命令的人，特别是那些到处不受民众欢迎的人。真正的感谢只回报给好王子。对爱戴的感谢性回答是自发的，不犹豫的，快速的，其中称赞的字眼是很少的。假如有什么事要拒绝，那么拒绝时的态度应该和蔼可亲的，不要生硬地反对。假如需要批评，一些轻微的惩罚要根据法律规定而行，讲话的意思好象是王子受法律规定的约束不得已这样做的，而非他的本意。
一个王子只保持他自己的品格纯洁，不给国家带来干扰，这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注意他的权力集团中的每个成员：他的贵族们、朋友们、大臣们和官员们是否跟他一样，以他为例。在王子身边的人们的任何堕落行为都会引起仇恨，并将其与王子相联系起来。或者有人说，这种监督很难完成。但是，假如王子小心地吸收好人到他的集团里来，并且让他们知道他最喜欢对人们做有益的事，那么，这种监督是容易完成的。否则，如果王子忽视这件事，甚至纵容他们，这就使隐藏在王子庇护下的很多犯罪的人对人民施行暴力。当他们执行王子的任务时，就会发现他们做的事极大地损害了王子的好名声。更有甚者，当王子的自己败坏了，这比他有坏朋友更使国家深受其害，这就使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用费很大的劲就满足了他的野蛮欲望，或者满足地的残忍的邪恶。这对人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王子要避免每个新奇的主张一直到他能够做到。因为，即使情况较好，革新也是对于错误的炸药包。国家的建立，城市的不成文法和古老的法典，没有大的变乱是不能改变的。
因此，假如还能忍受就不要改变，但是使其要转变成一种比较好的情况。最后，假如到了实在不能忍受的时候，必须加以改变时，也要慢慢地改，并且要通过实验。
王子把他自己最后置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假如他的选择缺少明智，他的一切计划将遭到失败。一切王子的主要原则必须是不仅要保护国家现在的繁荣，并且要使其将来比他所得到的还要兴旺。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土语说：“好”有三类：思想、身体、行为。王子要小心，不要颠倒它们的次序来进行估价，不要以外部的好坏来判断他的国家的好坏。因为，判断情况的好坏要看前者思想和身体的好坏如何。这就是说，王子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如何有财富和身体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和不和；他们是闹宗派，还是生活得象个整体。他必须谨防，不要被美好的伪称所欺骗，因为在这种欺骗中，存在着涌现出世上所有坏东西的源泉。没有人民的懒惰、奢侈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幸福的，也没有一个真正自由和允许每个人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的国家更让人幸福的。没有一个国家只按法律条文使民众过奴役的生活，也没有一个和平的的家，平民对王子的每个妄想都屈从。但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人民服从好的法律，同时王子也非常遵守法律的权威。如果对每个人，在奖赏、权利和荣誉等方面都不是一样的，实际上，这常常是最不公平的标志。
对一个即将执政的王子，必须加以及时劝导；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色诺芬在他的《Cyropaedia》一书中贤明地教导过我们这一点。柔顺的青年服从任何一种训练的制度，所以，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受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
教育发挥着这样有力的影响，正如柏拉图说，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对一个王子来说，没有比具有最好的臣民更为重要的事了。
因此，首先要努力使他们习惯于最好的影响，因为，任何音乐对于已经听惯了它的耳朵，都有着镇静的效果，而且没有一件事情比使人们消除由于习惯而变成第二天性的特性更加困难的了。如果王子自己归依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些任务没有一个会过分困难。残暴，或者毋宁说是欺诈的实质，就是象训练动物的人对待野兽那样去对待普通公民：他们首先仔细地研究使这些动物镇静或激动的方法，然后随心所欲地使它们忿怒或镇静。柏拉图曾经苦心地指出这一点。这样的做法乃是滥用群众的情感，对他们并无帮助。但是，如果人民是倔强顽梗的，背叛了对他们有益的东西，那么，你必须等待时机，或者用一些托辞，或者用一些有帮助的借口，逐渐引导他们走向你的目的。这种方法的作用正象喝酒一样。因为，当开始喝酒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当它逐渐流经每一根血管时，它俘虏了整个人，完全控制了他。
有些时候事变旋转的进程和舆论迫使王子离开他的路线，使他不得不服从时代的迫切要求，但是，只要他能重新战斗，就决不能停止努力，他用一个方法所没有完成的事情，应该尝试用另一个方法把它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