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被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一个元首--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地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锐地感觉得到。”
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之--长篇小说《孽子》运用文学的想象用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评述了小说中所描述的同性恋者活动场所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评述者使用了空间的隐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法律空间的隐喻“我们的王国”来表征他们的活动场所，即使这个王国本身极不合法；即使其中的国民是群乌合之众，喜新厌旧，不守规矩；即使这个王国的疆域极其狭小，还受到外面世界的威胁。这些文学想象和隐喻生动、含蓄、沉重地呈现了同性恋现象的复杂的空间性。文学作品关注同性恋现象的空间性，并不鲜见。另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在其小说《似水柔情》中也提到了同性恋者活动的主要场所--公园：“这个公园是同性恋聚集的场所，他们议论起男人时，就和议论女人一样。”更为有趣的是，当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时，则命名为《东宫·西宫》。
显而易见，片名中每一个词都是与方位、建筑物有关，充满了空间隐喻。文学想象建构起来的同性欲望空间充溢着多重、复杂、交错的关系。空间显隐与时间周期（昼夜更替）的关系、空间与权力的关系、空间与主体的关系、空间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空间之间的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并置在一起。在这些文学想象中，同性恋公共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法律意蕴。
同性欲望空间不应仅仅是文学想象的对象，它也应该是法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而空间社会学理论新视域开辟了法社会学对同性欲望空间问题的理论研究新疆界。通过空间思考法学问题或者与法律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会极大地有助于激发和拓展法理学的想。
同性恋空间：他的世界
一、异托邦
同性欲望的社会空间是同性恋者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和休憩的场所，是体现和表征相同性别的人之间诸多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的场所。同性欲望空间包括同性恋者和自己父母同住的家、同性恋者单独居住的家、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共同居住的家、同性恋者与异性伴侣共同居住的家、同性恋者所在的劳动工作单位、同性恋者学习所在的学校、主要由同性恋者光顾的餐饮娱乐场所、沐浴场所、同性恋网站、聊天室、博客、播客以及其他互联网空间。同性欲望空间，无论是否为大众所知晓，是实际存在的空间。同时，同性欲望空间有不同于其他空间的显著特征。同性欲望空间属于福柯所称的“异托邦”(heterotopia)。
“异托邦”是福柯提出的一个有关空间的概念。福柯指出，“异托邦”是通过与普通场地、乌托邦既相对又相连而构筑出来的。首先，就“异托邦”与乌托邦的关系而言，“异托邦”是在此岸社会中确实存在的空间，这使它与乌托邦不同。“异托邦”是在场的，而乌托邦是不在场的。
“异托邦”是实有，而乌托邦是虚无。同时，虽然“异托邦”与乌托邦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是关联的。按照福柯的思路，“异托尹r可以被理解为作为理念的乌托尹卩在此t岸世界中的实际实施。“异托邦”是乌托邦对此岸世界的干预，是乌托邦在现世中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异托邦”既具有现实存在性，又掺有乌托邦的成分。其次，“异托邦”与普通场地既不同又相关。“异托邦”是普通场地的相对空间，卩“反场地”（counter-site)。福柯强调，在“异托邦”中，普通场地既得以再现又受质疑，同时也被颠倒。
同性欲望空间是“异托邦”，因为同性恋者参与了这个空间的建构，同时这个空间也参与了同性恋者的主体和自我的建构。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参与建构“异托邦”。这对任何人类群体都是不变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异托邦”。同性欲望空间则是同性恋者群体中的“异托邦”。同性恋者积极或消极地、自愿或者非自愿地组织、维护、改变、另造甚至拆除同性欲望空间。当在这些过程中，同性恋者不是他们空间的唯一建构者。在前互联网时代，公园的同性恋角是典型的同性欲望空间。作家王小波写的有关同性恋的小说《似水柔情》第一句就点明了与同性欲望空间密切相关的若干场地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发生在南方一个小城市里，市中心有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个派出所。”派出所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和载体。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在这个派出所工作的名B4小史的警察。同时，“这个公园是同性恋聚集的场所，他们议论起男人时，就和议论女人一样”，在这个公园中，有一个同性恋者活动区域--“那个厕所”，“那个厕所是同性恋集会的场所”。“这个公园”与“那个厕所”的功能的增加恰恰是经常光顾“这个公园”、“那个厕所”的同性恋者实现的，而且这个功能的增加性者有。性者参与“这公”和“那厕所”重构为同性欲望空间，即使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地理位置没有生任变。
同性欲望空间是“异托邦”，因为同性恋者和利害关系方的共同实践改变了原有场所的功能。公园是公益性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公共绿地，是供公众游览、休憩、观赏的场所。但是，在《似水柔情》中，市中心的公园因为有了同性恋者的聚集，因为有了管理公园？台安的派出所，因为有了同性恋者的公共性行为或者亲昵行为，因为有了警察的执法，更因为有了小史和阿兰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使得它成为了“这个公园”，如此特定的场所，一个“同性欲望空间”。“这个公园”的作用的变化是参与其中的诸种力量关系导致的。“这个公园”供公众游览、休憩、观赏的功能依旧。
但是“这个公园”处于市中心，又是处在一个小城市的市中心，这势必成为同性恋者寻找同类的理想场所，因为在前互联网时期，只有市中心的公园等公共场所是人员流动最频繁、人员相识最陌生的地方。如果在一定的场所没有大量的人员以及流动的话，那么对于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而言，他们找到同类的几率就很低。如果在一定的场所中都是熟人的话，那么对于害怕暴露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而言，他们是不敢在其中长时间逗留的，生怕被熟人发现。
同性欲望空间是“异托邦”，因为它同时承载和并置了多个不同、冲突、相对的场所。同性欲望空间是城市空间，而不是乡土空间。城市相对于乡村来说是一个“异托邦”。市中心相对于郊区来说是一个“异托邦”。市中心的公园是一个“异托邦”。王小波的小说《似水柔情》将同性欲望空间置于如此多种异质空间的叠合之中。而且，从微观看，作为同性恋者聚集的场所的“这个公园”既有派出所，又有“那个厕所”，有林阴道，有一个角落，有一把长椅，这些不同的处所都充满着同性欲望及其表达。“这个空间”可以将这些对立不同的场所集合在一起。而且，这些场所之间不能再化约了，不能再被取代了。同性欲望空间并非同性恋者独占的空间。它往往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场所的组合，而且往往这些力量相互排斥和对峙。
同性欲望空间是“异托邦”，因为它与“差异时间”紧密相关。它的时间坐标上往往只有“黑夜”。《似水柔情》所提及的“这个公园”只有在夜晚才是典型的明显的同性欲望空间。同性恋者不敢在白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表达自己的情色爱欲，而黑夜为同性恋者的寻友、交流、亲昵等行为提供天然的屏障。对于公众意味着危险、恐惧的黑夜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成了安全、自由的保证。另一方面，黑夜原本是公安等部门继续监管公共秩序的时间段。黑夜是公安部门管理和打击公共场所内同性恋行为的主要时间段。黑夜对于在公共场所表达情色爱欲的同性恋者来说依然是危险和恐惧的象征。更何况，在小说《似水柔情》中，警察小史在“每次他值夜班时，都要到公园里逮一个同性恋来做伴。有一天晚上，他在公园里的长椅上逮住阿兰。
当时阿兰正坐在别人身上，和那个人卿卿我我，忽然被手电光照亮了，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小警察在灯光后面说道：嘿，你们俩，真新鲜哪。这时阿兰站了起来，而另外那个人贝IJ跑掉了。小警察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道：你别也跑了。阿兰并不经常被逮住，所以当时他感到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小警察用手电在他脸上晃了一下，说道：挺面熟嘛。你是不是老来？而阿兰因为过于惊慌，答不上来”。在小史将阿兰带回派出所办公室后，两个人开始对视。“在那漫长的一夜开始的时候，小史对阿兰说：你丫说点什么。后者就说：我是同性恋。他还补充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主题，而他的主题就是同性恋。小史那时的主题是反对同性恋，但是也很能欣赏这种直言不讳。但是当小史问他是怎样一种同性恋法时，他却一声不吭了。”其后，在阿兰向小史“交代”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在黑夜的“这个公园”中的所见所为所感。
其中一次他说道：“初到这个公园时，每天晚上华灯初上的时节，他都感觉有很多身材颀长的女人，穿着拖地的黑色长裙、在灯光下走动，他也该是其中的一个，而到了午夜时分，他就开始渴望肉体接触，仿佛现在没有就会太晚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使他感觉受到催促，急于为别人所爱。”光天化日下的“这个公园”与其他公共场所相比没有特别之处。但是，一旦夜幕降临，同性欲望空间的帷幕反而升起，呈现出来。正如《孽子》中所描述的，“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
同性欲望空间是“异托邦”，因为它的真实性揭示了异性恋强势空间虚伪、欺瞒和无望的一面，尤其xt于处于其中的同性恋者而言。真正属于同性恋者自己的空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是没有的：一方面限于经济条件和住房水平，绝大多数同性恋者是与父母或者其他人共同居住的，另一方面，即使有少数同性恋者有自己独居的住房，但是在生于兹长于兹的街坊4卩里之中，住房四周都是相识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数十载的邻居。这些使得害怕自己性倾向暴露的同性恋者得在这些场所中抑希U真实情感，避免易遭猜疑的行为。
因而，公园、公厕等同性欲望空间虽然对于大众来说似乎是一个超现实作品，但是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充溢着各种同性之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这些才是真实的，使得在“外面”即异性恋强势空间中不能表达的得以表达，从而凸显“外面”的虚幻性。在小说《似水柔情》中，同性恋者阿兰遇到过一个画家，也是同性恋者。那个画家“自己住在一套公寓里，家里陈设简单，故而显得空旷。他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家里摆上一只矮几，在几上铺上蜡染布（或者白布），摆上一两件瓷盘、瓷瓶，插上花或者摆上几个果实，然后把用皮索反绑着的阿兰推到几上伏下，干他或者用笔在他身上作画。
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还要从身后给阿兰照相。更多的时候是先画完再干”。对于阿兰而言，那个画家的公寓是一个同性欲望空间，可以让他表达真实意愿的场所。而“每次他走到外面去，也就是说，穿上了四个觉的灰色制服，提了人造革的皮包，到文化馆去上班；或者融入自行车的洪流；或者是坐在大家中间，半闭着眼睛开会时；就觉得浑浑噩噩，走投无路，因为这是掩饰自己的贱。每次上班之后，他都不能掩饰这种冲动，要到画家家里去，在那里被捆绑，被涂、被画、被使用。这种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和所做的事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符合他与生倶来的品行”。同性欲望空间是同性恋者的真实空间：不仅因为它实际存在而真实，而且因为它反映居于其中的同性恋者的真实心理活动和外在行动而真实，因为居于其中的同性恋者的真实丨i感和行动设计、构筑、装演、翻修、遮掩或者改造了一定的场所，使其成为同性欲望空间。
二、阻抗空间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或者象征着强势权力的“空间形式”，一直是最为人所关注的“空间”，可称之为宏大空间（grandspace)。宏大空间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试图占据、控制、生产与解释一切具象的空间形式和抽象的空间观念。宏大空间遮蔽和同化，甚至包囊和统辖了所有其他类型的空间。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宏大空间的极端。它们抓住人们的视线和心理，不仅仅是因为宏大空间的占地面积和规模或者其空间概念体系的完美，更因为它们与强势权力以及“宏大叙事”有关。
在现代，宏大空间的空间形式有了鲜明的“现代性”的特征。福柯对此有深刻独到的研究。他应用他特有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揭示了监狱、医院、学校等现代的宏大空间的形式。这些空间形式是对人的身体和灵魂进行着支配、干预和调整的场所，是知识和权力建构主体的场所，是现代社会的纯粹形式：“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jk想象，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福柯认为，近现代社会是规训型的，而近现代的宏大空间则呈现出全景敞视的特征。处于现代性之中的人，卩“主体”，似乎在全景敞视型的空间中成为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工具，成为诸多话语共同建构起来的对象，是驯顺型的主体，也就是说宏大空间参与对主体的制造。在福柯看来，人在弥漫的关系网络中与其说是主体，不如说是受体。而且，作为受体的人似乎在这些福柯描述的宏大空I司中无能为力或者力不从心。但是，福柯的空间理论视域似乎忽视了主体在宏大空间中的能动性，忽视了主体可以在宏大空间中通过各自的表面上平常无奇的空间行动以便机动地遏制和抵消宏大空间的可能性。法国思想家德赛都(MicheldeCerteau)注意到了这一类空间。德赛都把宏大空间看作是“窥视者”空间，而把与之相对的空间看作是“行走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