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淡的忧郁，正是北伐后到现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并非飘逸，他的平凡，并非自在，他的随缘，并非人生的有余，而是不足。只有这“淡淡的忧郁”是最好的说明，并且连带说明了那次和他在一道时我的那种惆怅。
周作人与路易士
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上提议，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是指的周作人。原文我没有看见，因为身非文化人，文化界的动态对于我总仿佛是别人的事，不甚关心，而又仿佛全明白了似的，不想再有所发现，这不甚关心于是变成真的隔膜了。所以当那位朋友这么说了以后，我只应曰“哦！”心里却想：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或许并没有这样严厉，也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又想：或许他并非指的周作人。打算去查一查，好知道一个究竟，可是还是懒下来了。
但因此我记起了周作人，去年还在朋友家里见过一面的，并且送他到浦口上火车。看着他，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正如他写给我的一首旧作“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的那种情味。后来在《古今》杂志上又看到他的一篇小品，自说他的文字是有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的，可是读他的文章的人少注意到这一节。
淡淡的忧郁，正是北伐后到现在周作人的文章的情味。他的清淡，并非飘逸，他的平凡，并非自在，他的随缘，并非人生的有余，而是不足。只有这“淡淡的忧郁”是最好的说明，并且连带说明了那次和他在一道时我的那种惆怅。
我是更喜欢他在五四运动到北伐前夕那种谈龙谈虎，令人色变的文字的，后期的文字呢，仿佛秋天，虽有妍思，不掩萧瑟。他不是与西风战斗的落叶，然而也是落叶，掉在明窗净几之间，变作淡淡的忧郁了。
然而我仍然尊敬他，因为他有一个时期是曾经战斗过来的。他的晚期作品，虽然把人生收缩了，也还是言其所知，行其所信，诚诚实实的。尚有淡淡的忧郁，这是周作人的文章始终高出于论语派，不仅在工力上，尤其在气质上不是俞平伯林语堂之辈所能及的地方。
我也希望周作人的时代过去，可是我以为这不是开一文坛法庭的事。说到文坛法庭，忽然想起了路易士。也是朋友偶然之间告诉我的——因为我自己近来对于出版界的情况总是这么生疏，说是颇有些人不满于路易士的诗的颓废，个人主义，与其为人的骄傲，在报章杂志上已经发表过很多攻击的文章了，而且还要更予以一次彻底的扫荡战似的。人家要攻击，要扫荡，本来不干我的事，而且所说颓废、个人主义、骄傲之类，我想路易士也的确是的。但我以为不必如此对付他，也不应当如此对付他，那个理由非常的简单：
倘使是以色列人，听到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城恸哭，并且咒道：“以色列人哪，你们有祸了！”大家就会把他称为失败主义者，然而有人恸哭，偌大的耶路撒冷总算是不寂寞了。又倘使这世界是鲁迅的《野草》里所说的沙漠，则颓废的叹息，比较看不见的四下里空虚的笑声，总还算是温暖的吧。
路易士的个人主义是病态的，然而是时代的病态。
从他的诗以及从他的人所表现的，都有这种病态的气氛，然而不是堕落，因为他对于人生是那么严肃，他的病态有时毋宁是过于把琐碎的事物看得认真而来的。有些人还说他是享乐主义者，这是完全不对的。至于说他颓废呢，我以为都还有保留。因为，颓废与积极，革命与反革命，有时候实在也不容易划定界限。就文学来说，例如夏多布利安在一八〇〇年出版的《阿达拉》，勃兰兑斯称之为以暴风雨的力量感动了法国的读书界的，内容却并非讲的革命故事，而是描写一个印第安基督教徒的女儿的恋爱与死的小说，非常之强调宗教的感情的。然而它仍然可以是代行法国那一时代的伟大作品。诸如此类，形如相反，实乃相成，说来话长，姑且从略，并且所谓路易士的颓废在与现时代的相反或相成上，是否也和夏多布利安的宗教感情可以作同样的说明，也姑且从略。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一点——即使是病态的个人主义者，较之拉拉队合唱的和声，是要真实得多，也更可尊敬的。
至于个人或与“时代”——其实是流行的风气不合拍，照以往历史上有过的例子来说，那是不一定咎在个人，倒大抵是“时代”
应当反省的。
路易士的诗在战前，在战时——战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总是中国最好的诗，是歌咏这时代的解纽与破碎的最好的诗。正如他之为人。与路易士相处，给我的印象是不安，甚至于不愉快，然而他的一切依然是可敬的，就是最苛求的希伯来人的上帝，对于他也只看作是迷路的羔羊，还抱着深切的爱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写作“周作人与路易士”，行文上其实是不自联结的，所联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以为文坛似乎以没有法庭为好。
路易士
我和路易士相识，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从云南而来，在杜衡处见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使我和他邻居半年而不能丢开矜持。他很少和我谈起文艺，因为他认为我不懂。我问杜衡他的诗怎样，杜衡说：“朋友之中，他是有诗的天才的。”并且找了几首给我看，我也认为好。但我以为他的诗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于他读书太少，生活的经验也太少。这批评的是事实，但事后想想，却觉得还不够了解他。
路易士的读书少，并非懒惰可以解释，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弱者，不能忍受从侪辈中看出自己的贫乏，甚至于不能忍受这世界上还有比他强的。这妨碍他写戏剧、小说与论文，但幸而还不妨碍他写诗。
他的诗，没有继承前人的好处，但也没有继承前人的坏处。他的诗有他的独创的风格。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缺乏，所以常常错误，并且狭隘。但错误有时候也会成为艺术，如贝多芬为赞美拿破仑而作的交响曲，且对于拿破仑的观察是错误了。但贝多芬不必为此而愧悔，虽然拿破仑不过是幻象，那交响曲却是真实地存在着的。
赞美的反面是攻击，吉诃德先生之攻击风车，与贝多芬之赞美拿破仑，同样错误，但也同样有其严肃的一面。这里，存在着智能与知识的区别。几千年来，人们到圣地朝山进香，其实崇拜的乃是人们自己心中的神，歌颂一个平凡的女人，其实歌颂的乃是人们自己心中的美与圣洁，正如贝多芬所赞美的，其实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几千年来，人们为了极琐碎的事情而决斗，而自杀，这和吉诃德先生之把风车当作巨人，可以说是同样的不足道，但也同样是真实的。
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别人的纠正，或克服别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样东西来204中国文学史话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满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对这，赞成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采取的是另一种标准，他有他的另一种出发点。那标准，是与一切理论无涉的。所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观念，责任或道德，理论或事实，他全不管。只是他认为对，他觉得有赞成或反对的需要，他就这么的肯定了。但也并不固执到底，他倘然改变原来的主张，往往不是因为何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而且并不后悔。
这种派头，说他浅薄，是太简单的解释。说他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样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独、受难，诸般的不宜。社会不理会他，不对他负一点责任，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对社会负责任，也是不可想象的。如同一只在旷野里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觉温暖。孤独使他悲凉，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伟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为他而存在。
他很少帮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帮助朋友。他连孩子都不喜欢。随着社会的责任与他无关，配合于社会的生活技术在他也成为隔膜的东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论与事实，除写诗外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只是因为他惊吓于自己的影子。他的狭隘是无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时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这就只有蔑视一切。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发出声音，就是只给自己听听也好。听他谈论，你会感觉他是在发泄自己，主要还是说给自己听的。虽然似乎淡薄，然而是从他的灵魂的最深处发出来的生命的颤动，是热闹的，但仍然是荒凉的。
可是他和绥惠略夫不同。如鲁迅所说，绥惠略夫“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雠，一切都破坏”。但路易士没有替社会做过事，对社会没有过爱，因而也没有憎，他只是执着于自己的存在，没有行成虚无主义者。绥惠略夫是革命的失败者，但革命的风暴仍在震荡，所以他的调子是强烈的，愤怒而不颓废，绝望而非玩世不恭。
倘在革命的风潮消歇之后，则失败者的情绪就成为山宁那样的蔑视一切了。山宁的蔑视一切，是比绥惠略夫的毁灭一切更虚无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于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没有的恐惧与不安。
那是因为，山宁是紧接在革命失败之后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间，什么理想都没有，人们仿佛在潮汐退落后的沙滩上行走，四围是空旷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创痛之余，简直还有一种得到解脱似的喜悦，对自己特别珍惜起来，而身外的一切都成为不足道。这种心境是不长久的。
这之后，山宁那样的人物就要成为过去，出现的乃是路易士那样的人物了。当北伐时期的革命已经从记忆中渐渐淡忘，而新的时代启示还没有显明，社会是在经常的破落中，这之际，游离出来的就有路易士那样的人物，不止他一个，而是一群。他们没有严重的失败情绪，也没有魅人的时代前景供他们追求。他们只是分散地对自己的被迫害而反抗，不是联队的战斗，也没有号筒，各人只能信托自己；集体的战略与战术不需要，也不关心；看不见自己的同伴，也看不见敌人的全体。他们各个地战败，死亡，然而不能引起一个联队的覆灭的那样严重的失败情绪，偶尔也有小胜利，然而这种小胜利往往很快就消失。
路易士都是这样，他在反抗，所以他的诗不同于吟风弄月那一套。然而他的反抗只是散兵战，所以他的诗也不能成为时代的号筒。有如散兵战之于集体的战略与战术是隔膜的，因此他没有学习较为广大、较为深入的理论体系的要求，也没有全面地考察环境的要求。
他读书甚少，对事实不求甚解，却并不因此感觉自己的贫乏，倒是这样反而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整者，原因在此。他没有攻打到敌人的要害，甚至不能发见敌人的要害所在。身在战场，而如此孤单，所以他总是恐惧，怀疑全世界都在迫害他，而抓住任何一点，就用全副力量来攻打它，有如吉诃德先生之攻打风车。并且因为恐惧，他需要时时壮自己的胆，极力装做骄傲，非常之注意自己的尊严。如有些人所嘲笑他的，他把他所仅有的手杖与烟斗当做无敌的武器，其实却不过等于吉诃德先生的不中用的长矛。而且也如吉诃德先生，总是战败的回数多，但也非完全没有胜利。是这种不足道的胜败，由此而生的失意与欢乐，愤怒与宽大，幻境与梦想，构成了他的诗的全部。
虽然如此，因为他究竟是在战斗，而他的诗也能准确地表现这种战斗，所以还是好诗。这种战斗虽然不足道，可是这时代正是千千万万小市民和路易士同一命运，走着同样的道路，不过有的比较聪明些，因此也更缺少智慧些罢了。
这么一种不足道的战斗，胜败都不能惊人，而归根还是各个地被击倒，像苍蝇一般静静地死掉，没有同伴的鼓励，甚至没有牧师给他们做临终的祈祷，他的坟墓上没有花圈，也没有十字架。这看来不像是悲剧的悲剧，乃是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路易士的诗，好处就在于刻划出了这一群人的灵魂，它使人不愉快，然而并非可笑的。
我在好几处把路易士比拟吉诃德先生，一定很合有些人的胃口，但我请求他们明白，吉诃德先生那样的人物，起初是使观众发笑，渐渐的却觉得不愉快，看完之后错散，各人的心里还有一种不能排遣的忧郁，为吉诃德先生而哀伤，也为自己而哀伤了。路易士是有吉诃德先生的可笑之处的，幸而他不是市侩，所以也有吉诃德先生的严肃之处。
路易士的自称为诗人，也和吉诃德先生的自称为武士一样，很受了一些人的嘲笑的。自称为诗人，与自称为文豪，大师，革命的战士，固然同样有碍眼的地方——但路易士还是幸而不是市侩，并非拿这来做招牌，另有所斗。他没有一般人所有的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任何生意经，乃至于在人间他没有得到一丝温情。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简直找不到一个字眼来下一个定义。
然而人是不能这样生活的，即使不过如基茨自拟的墓志铭所说，是“一个把他的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吧，他还是要替自己找出生存的资格，工作的意义的。路易士的自称为诗人，和有些人的自称为文豪，大师，革命的战士，不同的地方在此。
当然，他也有做作的地方，可是做作得很幼稚，甚至于有些地方使人联想起阿Q式的狡狯。但阿Q的狡狯还是可爱的。因为老实人装狡狯，不过使人笑，而狡狯者装老实，却使人憎，使人恐怖。
路易士是善良的，无害的，有时候虽然出点小乱子，也不过如吉诃德先生之捣乱了羊群。但因为太善良了，甚至对于敌人都是无害的，这是路易士所代表的那一群人的悲哀，他们在这时代注定了只能做这样的角色，他们也战斗，可是往往胜败都不分晓，就这么地被抹掉了。
路易士的诗，集成册子出版的，有《爱云的奇人》、《烦哀的日子》与《不朽的肖像》三种，气氛有点像李贺与孟郊，却分明是现代的产物。
最近我看到他发表的一首小诗《鱼》，还有《向文学告别》
的原稿，都是很好的。我认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碎的时代。
周作人与鲁迅
和沈启无先生谈起周作人，他说：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庄严的——不是严肃，是庄严。他的生活的气氛几乎不是中国式的，却是外国式的。倘拿中国的哲理来比拟，则他毋宁与道家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却其实是他所缺乏的。
又说：他的爱好明人散文，也是爱的那时代的空气的，但不知怎的，后来又把散文弄成小品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