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图理想中的军人。”按凯图生的那一年，考利欧雷诺斯已死去了二百五十五年之久。拉舍斯是考利欧雷诺斯同时期的人，如何能在他的口中说出凯图？莎士比亚此一错误亦有其根据，他根据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须知普鲁塔克的传记，是叙事体，作者以第三人的地位尚论古人，引用较晚的凯图的理想来赞美较早的马尔舍斯，固未尝不可。但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戏剧，句句话都是对话，那便不可让拉舍斯口中吐出凯图这个人名。莎士比亚喜用普鲁塔克的文句，偶一不慎，遂生纰漏。
《亨利八世》剧中，诺佛克公爵对白金安公爵说：“法国破坏盟约，扣留英商货物。”按扣留货物一事发生在一五二二年三月，而根据历史白金安公爵已于前一年五月十七日被斩首。
《理查三世》二幕一景中格劳斯特乞求大家对他谅解，一位一位地数着，把乌德维尔大人、黎佛斯大人和斯凯尔斯大人当作了三个人。其实所谓乌德维尔大人，根本无其人。事实上王后的弟弟安东尼·乌德维尔即是后来的黎佛斯伯爵，亦即斯凯尔斯大人，一个人有两个勋衔，莎士比亚遂误以为是三个不同的人了。这倒不是时代错误，不过也是错误。
《亨利六世》上篇五幕四景约克称阿朗松为“声名狼藉的马基雅维利”，是把马基雅维利当作野心家的别名，因为马基雅维利着《君主论》，申述用人处事以及纵横捭阖之术，一般人（尤其是未读过其书的人）斥为有关霸道权术之作，不合于宗教道德之理想。但是《君主论》之刊行乃在一五一三年，而亨利六世在一四七一年就死了！又，三幕二景琼恩对白德福公爵说：“你要做什么，白胡子老头儿？”按白德福即《亨利四世》
中之兰卡斯特亲王约翰，为四世之第三子，死于一四三五年，时仅四十五岁，比琼恩还晚死四年，焉得称之为“白胡子老头儿”？又，二幕五景毛提摩临死前自述家世谱系，“从我母亲方面讲，我是老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之后”。按母亲是祖母之误。莎士比亚之所以有此误，乃由于叔侄同名为毛提摩之故。英国王家谱系甚为繁杂，有时很难弄得清楚。
《亨利四世》上篇三幕二景有“苏格兰的毛提摩”一语，怎么苏格兰又有一个毛提摩？原来是乔治·顿巴尔，只因他也拥有“玛尔赤勋爵”衔，故与英国的毛提摩相混了。
在地理方面莎士比亚也出过乱子。《冬天的故事》把阿波罗在Delphi的神庙说成在Delphos岛上，其实是在大陆上的Phocis。莎士比亚把阿波罗出生地Delos岛与Delphic神谕混为一谈了。这还不太严重，较严重而最成为话柄的是莎士比亚误以为波希米亚是一个滨海的国家，其实波希米亚在内陆，根本没有海岸。他这两个错误，都是沿袭格林的一篇散文传奇而以讹传讹。另一剧《维洛那二绅士》说起瓦伦坦由维洛那“搭船到米兰”也颇引人非议。有人为莎士比亚开脱，说那时候两地之间是有一条运河。其实这也是多余，因为剧中后来明说瓦伦坦是从陆路回来的。
以上举例，仅是其作品中一小部分的疵谬，不足为莎士比亚病。幸亏他的戏剧不是教科书，否则就难免误人子弟之咎，幸亏他的戏剧不是推行社会教育的工具，否则亦难免要遭受学人的非难。可是事实上，莎士比亚的戏早已成为许多学校的教科书，他的戏（尤其是历史剧）早已成为英国一般民众认识英国历史的主要工具之一。而戏中这许多瑕疵，还任由它谬种流传，没有人能成功地予以纠正，其故安在，可深长思。
斯威夫特自挽诗
斯威夫特以《格列佛游记》一书闻名于世，若干讽刺性的散文亦颇脍炙人口，但他的诗作近亦越来越为人所注意。其中一首自挽的诗，《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VersesontheDeathofDr.Swift）是最着名的。据作者于一七三一年十二月一日给他的好友约翰·盖的信上说：“我最近数月写了近五百行，题目甚为有趣，只是叙说我的朋友与敌人在我死后有何话说，不久即可脱稿，因我每日添加两行，删削四行，修改八行。”诗成后未即发表，第一版刊于伦敦，一七三九年，未得作者许可，原文约三分之一以及作者原注均被略去，因为刊行的人恐怕开罪当道而受连累之故。同年都柏林又有一版本刊行，仍不完善，但已较为忠实。有若干处作者原意不明，有待于后之编者的悉心编纂。最严谨的重纂本是H．Williams的，见《斯威夫特诗集》
卷二。
诗人大概都很旷达，所以不讳言死，有些人常自撰墓铭，但是像斯威夫特之写长篇自悼诗者却不多见。斯威夫特此诗在标题下有两行小字，说明此诗之缘起系读到法国格言作家拉饶施福谷的一句格言有感而作，格言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知交遭受困难之际，我们会发现一点什么，可使我们并不感觉难过。”
幸灾乐祸是人性的一部分，谁也免不了，纵然不形之于色，内心里总不免要兴起“我多幸运，这灾祸没有发生在我头上”之感。
所以斯威夫特预料自己死后他的朋友与敌人都不免有话要说。
照例，人死之后专说好话，在他生时舍不得说的赞美之词一定要在他的耳朵听不到的时候才毫不吝啬地讴颂出来。不过也不一定永远如此。有些怀有敌意的人，就是在一个人已经盖棺之后也还饶不了他，在死人身上戳几刀也觉惬意。斯威夫特是一个极敏感的人，这一切他早料到，所以，与其让别人在身后说三话四，倒不如自己把那些悦耳的与逆耳的话先说出来。英国十八世纪是一个党争甚烈的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文人不卷入派系斗争的旋涡里去。斯威夫特一生在这旋涡里翻滚，他的讽刺的文才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讲到讽刺，斯威夫特也有他的分寸。他借了一个朋友的口说：
也许我应该承认，堂长血脉里有太多讽刺的成分，他好像决意不要它消乏，因为没有时候比如今更需要它。
但是他从来没有恶意，他打击罪恶，总把姓名隐起。
没有任何个人会表示不满，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受谴。
他的讽刺不指向任何毛病，除非是大家都可加以改正；有一种人他最厌恶，明明是谩骂，偏说是幽默……换言之，他的讽刺是以认事不认人为原则的。这是一个理想，讽刺罪恶而能保持温柔敦厚的气度，是很难的。谩骂与幽默其间的差别有时也是颇为微妙的。斯威夫特死后，遗产捐给公家用以兴建一所疯人院，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幽默作风的表现。
他捐出他的小小的资产，去建立一所疯人院，他用这样一个讽刺的手法，说明这个国家最迫切地需要它。
其实斯威夫特毕生为自由而奋斗，领导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的压迫，那锲而不舍的精神也可以说是疯狂的。他最大的一项贡献是以纱布商W．B．Drapier的假名写五篇公开函反对半便士铜币的发行，这铜币是由一个名叫Wood的人在英国以贿赂方式取得铸造特权，如果得以发行则爱尔兰的金银全被剥夺，其害甚大。斯威夫特这一举动，功在国家。英爱两国政府各悬三百镑重赏缉拿该函作者，时爱尔兰人无人不知其作者为斯威夫特，但没有一个人为贪求赏金而告密。关于此事，斯威夫特颇为自负，念念不忘：
因为“自由”是他唯一的口号；为了她，他准备随时死掉；为了她，他曾勇敢地独立，为了她，他常暴露了自己。
两个国家，由于党派倾轧，都曾悬赏来查缉他；但是找不到一个肯出卖他的人，为了那六百镑的赏金。